“法治国”的贫困:民国时期的行政法制话语及其境遇

“法治国”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广泛言说的治国理政话语,堪称民国时期行政法制的表层秩序共识。但是,这一源自西方“形式法治国”理论脉络的话语共识,在为民国政府治理嫁接形式法治框架的同时,也面临实质法治困境与难题,或可谓“法治国”的贫困。在“法治国”话语加持下,依法律行政原理对彼时政府治理的制度安排产生了一定影响,进而形塑了民国行政法制的基本面相,但实质性的依法律行政并未真正落实。从平政院到行政法院的民国行政审判,虽然为践行“法治国”话语作出了有限而积极的贡献,却也无力回天。一言以蔽之,民国时期国家治理的贫困,决定了“法治国”的贫困。

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工业问题

工业问题是一个既关乎现代市民社会又关乎国民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缺少相关考察的《巴黎手稿》无法妥善兑现其理论意图。1844年的文本群(包括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和《德法年鉴》文章,以及恩格斯和格奥尔格·韦伯的材料)中浮现的若干线索,一致指向工业问题。经过重构的《巴黎手稿》工业形象表明,马克思深知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特殊性,即工业相比农业来说具有远为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它既是生产力的广泛联合形式,也是社会关系的粘合剂;此外,工业最紧密地结合了自然科学技术的成就,其典型表现就是机器(特别是蒸汽机)的大量引入,工业由此得以充分彰显人的本质力量,并彻底重塑其生产空间和生产者。马克思同样深知工业劳动乃是异化劳动的发达形态。他凭借鲜明的历史意识并在法德学者的提示下发现,为英国带来繁荣与灾难的普遍工业劳动,是异化的当前极致形式和朝向异化扬弃阶段的转折点,而色诺芬笔下的农业劳动图景恰好构成非谋生活动的原型。与此相关,《巴黎手稿》中的黑格尔主义批判部分,是一种有意识但并非有计划的试探,旨在有助于理解和证成现代工业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地位。

民初平政院制度的共和精神与治理向度

在行政审判机构的立法定位背后,民初平政院深层次的设计理念和建制考量值得挖掘。考诸史事,民初平政院由辛亥元勋宋教仁“斟酌立宪政治之通例”并“参酌中国古今官制”而命名和倡设,盖意在取法“共同议政”和“平政爱民”之古意而彰显共和宪制之精神。宋教仁殁后,政治强人袁世凯“参酌旧制,体察国情”,力排众议设置平政院并为之做政治背书和执行保障,呈现出借由平政院整顿纲纪、重建秩序的治理期许。宋教仁和袁世凯这两位政见主张多有不同的民初政局关键人物,在通过平政院“平政致治”这一问题上却分享了相同或近似的理念和考量,民初平政院也因此成为彼时“帝制走向共和”之际国家治理秩序转型和重构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见证者。民初平政院制度蕴含的共和精神与治理向度,折射和印证了殊值鉴察的制度与人事相须相成关系。

百年党史视野中的法治宣传教育

西方法律传统主要坚守专业属性,法律知识系统长期被精英所掌握;中国法律传统则秉持整全性的治理观,强调"礼乐政刑综合为治"和法律知识宣教,具有深厚历史传统和鲜明文化底色。党领导法治宣传教育的百年历程是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融会贯通的重要交汇点;是党领导人民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的生动历史;是人类法治文明史上的壮举和创举,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法治文明成果传承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继革命之法、法律普及之后,今日中国正经历着依法治国、法治认同、法治自信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