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博雅课程现状调查与思考——以南京师范大学为例

发源于古希腊的博雅教育,对现代大学教育思想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国内多所高校早已开始尝试博雅教育。以南京师范大学为例,从选课期望、课堂纪律、课堂评价、课程考核、教学效果及其反思等方面对博雅课程实施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对有效问卷的分析结果表明南京师范大学在实施博雅教育的过程中取得了较好的结果,但是仍存在学生选课困难、课堂纪律与课堂效率低的问题。针对调查结果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从博雅课程体系、博雅教育理念、博雅课程考核、师资队伍建设、博雅课程教材、课程思政建设等方面提供了政策建议,期望为高校更好地推进博雅课程教学提供参考。

习惯法在民国江苏地方法院民事裁判中的赓续与鼎新

清代末年,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章程,使得中国现代司法体制开始建立,裁判过程随之发生变革,为民国时期司法制度的革新做了铺垫。当前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许多地方保留的民国司法档案还没有得到有效整理,因而对民国时期地方法院在新旧交替之下的司法裁判实践的研究,尚有许多空白之处。法源的继承和变迁是民国司法实践的重要方面,民国江苏地方法院的裁判文书对于民国时期习惯法在民事裁判中的运用有具体呈现,不仅直观反映出民国时期地方法院对中国传统习惯法利用的继承与赓续,同时也见证了新式法治理念下中国司法裁判制度的革新过程。

论自由贸易试验区立法路径--以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为例

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构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律体系,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立法路径的选择。立法路径的选择既要考虑立法动因,又要检视立法现状。就自由贸易试验区立法的动因而言,根本动因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及其片区的功能定位;直接动因则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推行的改革事项。当前,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立法路径主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主导的"自上而下授权立法",直接导致自由贸易试验区立法的片面性和被动性。为此,应建立"自下而上提请立法"路径,满足自由贸易试验区各片区的主动立法需求,以双重立法路径构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律体系,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发挥"试验功能"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

论南京国民政府“六法全书”之基本特点

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六法全书作为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制度形态成果 ,其所展现的近代先进性应得到肯定。六法全书的制定、修改、完善较以前所修之律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和更大的进步 ;虽然终究没能摆脱与社会相背离的命运 ,可是 ,它所显现的先进性作为中华法律文化的一块瑰宝 ,仍然值得我们借鉴。本文力求以价值无涉的观点对六法以描述剖析 ,使之本身特性较全面得到展现 。

社会纠纷的行政法解决机制研究——江苏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11年年会综述

江苏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11年年会围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集体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行政调解和解机制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食品安全纠纷和食品安全监管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

试析“南京网游代练牟利案”的定罪问题

"南京网游代练牟利案"是一起网络环境下的新型犯罪,学者们在对其如何定罪上存在争议,主要有应定为侵犯著作权罪,应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应定为非法经营罪和应属于民事侵权行为、不构成犯罪四种观点。四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也都遭到其他学者的反驳。其中,认为应定为非法经营罪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以非法经营罪处罚董、陈夫妇二人的行为既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能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股份公司清算制度研究

股份有限公司进入清算阶段需要选任清算人进行清算,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的规定,清算人的选任方式有董事当然为清算人,章程中预定清算人,法院选派清算人,股东会选举清算人等几种方式。公司清算的主要程序有了结现务、清偿债务、分派剩余财产。股东会在公司清算完结登记之前仍然是公司最高权力机关。在公司实践中,司法院能够根据实践需要及时作出相应的解释,以弥补成文法的不足。

近代中国司法发展的新诠释——谢冬慧《中国刑事审判制度的近代嬗变:基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考察》读后

近些年来,围绕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有关民国时期法治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这其中,不仅大量的司法档案被系统地整理出来,研究资料不断丰富;而且新的研究方法也不断被引入这一研究领域,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和新颖性的研究结论不断涌现。很显然,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对近代中国司法发展的认识,而且也客观有力地推动了当下中国理论法学研究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与立法院关系的变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与立法院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二者关系有所变化。训政前期,国民党中央通过立法原则等手段直接控制立法院;抗战期间,控制更为直接,立法院的立法权部分被替代。在这两个阶段上,立法院为维护立法权的行使,不断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议,表示异议,但未否决过国民党中央的决定,尚未表现出反控制的倾向。宪政准备期间,立法院出现了反控制倾向;至"行宪"后,国民党中央的控制力大为减弱,立法院独立性与反控制倾向显著增强。二者关系的变迁是在思想观念、法律制度、组织状况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发生的,其对立法权的运作及整个国民党政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工智能视域下计算法学的概念、探究及趋势

人工智能、大数据不仅重塑人类生活,也在重塑学术研究。当前,计算社会科学、计算人文以至“计算X”正在如火如荼展开,计算法学由此应运而生。由于法学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与计算相遇、相融的时间较早,在经历了计量法学、法律信息学等发展阶段后,学术界往来反复地辩难,计算法学的相关概念逐渐被厘清,近年终于以计算法学学科的创立迎来重大突破。当计算法学不再需要通过不断为自己正名而具有学科支撑后,学界也将更加关注其实践的有效性。为了呈现我国计算法学研究现状,合理预测其发展前景,文章对近年计算法学相关中外论文进行聚类分析,最终揭示计算法学在数据集、算法以及应用等领域的重要成就,并阐释其未来发展趋势。

网约车规范的合法性探究——以南京市为例

创新意味着可能将会对既有规则发生某些突破或颠覆,同时也常常会导致某些新的政府法规被施行,网约车作为一种新型共享经济业态当然也是如此。政府以设定行政许可的方式对市场各方面的准入机制进行建立,以达到法律规制和对经济活动予以调控的目的。《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理办法》是南京市政府为规范网约车经营服务行为所出台的地方政府规章,其中涉及很多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南京市政府出台该规章、设定行政许可存在合法性瑕疵;该规章也在网约车车辆及驾驶员准入条件、运价标准和所体现的法律原则等方面可能与现行法律相抵触。

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须与轻罪立法以及犯罪结构的调整相协调,立法者应构建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充分发挥其诉前分流作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普遍适用于轻罪案件,有助于彰显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激励犯罪嫌疑人复归社会以及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立法者设计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时,应当参考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已有经验。《刑事诉讼法》应厘清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并以适用于3年有期徒刑以下轻罪案件为原则。附加条件应兼具惩罚性与教育性的双重特征并遵循比例原则。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拘役的,考验期限为1年以下,但不能少于6个月;行为人可能被判处管制的,考验期限为2年以下,但不能少于6个月;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考验期限为3年以下,但不能少于1年。

刑法谦抑性的系统论考察

刑法谦抑原则建立在法律对政治权力的有效抑制的理论基础以及刑法系统功能分出的社会基础上。刑法谦抑成为刑法系统自我指涉与外部指涉的沟通语义结构,为国家暴力的正当化使用提供必要条件。刑法谦抑的“话语—制度”构建,推动了政治系统与刑法系统结构上的耦合机制。暴力适用的合法化(政治权力运作)与个体权利保护(刑法规范运作)并不矛盾,权利与权力具有共生特点。面对当代社会中系统与系统性危害的不断涌现,刑法的适用范围有所扩张,且这种扩张具有正当性。不能将刑法谦抑原则仅仅限定为刑法系统对政治权力决策的外部指涉。借助社会沟通的无主体属性,将刑法谦抑理论视为识别社会诸领域危害的语义结构,这与传统行为主义刑法观下的规范理论具有显著区别。这种路径并不意味着放弃行为概念,而是用功能主义去改造刑法谦抑原则的实质内涵,推动个体权利体系的更新,创造系统沟通连接新的可能性。

轻罪治理图景下前科消灭制度的本土建构

随着社会转型时期刑法立法上的犯罪化加速,轻微罪名数量开始快速扩张。轻罪化的立法主张存在其合理性,但受制于现存的前科制度,出现了轻罪轻刑但不轻罚的现象,甚至存在“株连”的情形。这种“只做加法,不做减法”的犯罪记录长期存在将会衍生诸多问题。对此,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具有相当的紧迫性,但为充分回应社会公共安全保障之诉求,应当根据犯罪类型、刑罚期限以及行为人类型等条件判断能否适用前科消灭制度。在规范层面,不仅需要对既有的前科报告制度作出调整,以明确前科范围、前科消灭的影响范围以及启动程序,还需及时对其他部门法作出调整,以形成逻辑严谨、结构协调的前科消灭体系。

住宅小区“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的范畴与实现机制——以小区公共事务为对象

廓清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在住宅小区中的权责边界,是实现政府与居民各司其职、合作共治和构建社区多元治理体系的前提。政府治理和居民自治的共同范畴为住宅小区公共事务,且分别指向小区公序性公共事务和小区生活性公共事务。在生活性公共事务治理上,居民以邻里组织和规约的社会整合实现自治。在公序性公共事务治理上,政府以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调解回应社区居民的公共品配置、公共秩序维护和权利保障等需求,应对社会失灵和市场失灵引发的失序。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范畴维度与实现机制的明晰,有利于为构建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参考。

县域工业的城镇化功能导向与政策供给——基于我国发达地区的案例

乡村工业与园区工业从不同面向共同编织我国现代工业图谱。县域内乡村工业通过同乡同业产业集聚,构建产业链与产业中心,嵌入产业治理规范化,承载人口就地城镇化,实现“推力—强镇”功能。县域内园区工业通过产业扩镇、产业中端化和吸纳人口正规化就业,实现“拉力—扩镇”功能。“推力”“拉力”共同推动了县域工业和人口的新型城镇化。在县域城镇化视角下,乡村工业与园区工业间并非前者为后者腾土地、腾空间、腾资源的“此消—彼长”的排斥性关系,而是更具融合性的量和质并行发展关系。扩大县域乡村工业与园区工业共同发展的城镇化效应,需要供给更加具有在地化保护、内生性激活和人口需求满足的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和配套保障政策。

网络平台隐私政策公开征求意见:性质、正当性与程序构造

《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43条的出台,明确了网络平台隐私政策制定中公开征求意见的合法性。隐私政策公开征求意见有别于传统法律公开征求意见机制,它实质上是新型元规制工具在网络平台中的应用。在此基础上,隐私政策公开征求意见发挥着补救知情同意规则失灵、提供用户参与途径,丰富外部参与渠道和凝聚多方智识的功能和作用。结合《互联网平台及产品服务隐私协议要求(征求意见稿)》的指引,隐私政策公开征求意见的程序构造成为规制改革的主要方向:一是建立隐私政策公开征求意见的起草说明、方式、时间等公开发布机制,二是构筑隐私政策回应方式、用户获得回应确权等回应机制。

新时代“枫桥经验”助力基层法治化治理的路径探索

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建设,不仅关乎基层政府的利益,同时也与社会组织、基层群众息息相关。当前在我国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发展中,面临的情况复杂且类型繁多,法治化治理实践中尚有未能“去行政化”且自治能力低、法治化治理缺乏制度保障等痛难点。在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三治模式下,文章相应提出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模式、健全法治治理制度保障及下沉执法力量促进良法善治的法治化建设路径,加快基层法治化治理的进程,为法治中国的建设助力。

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江苏省农民工的抽样调查

通过对江苏省1078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情况,并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法,对影响我国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农民工在主观上有一定的教育培训需求,但目前的需求与供给不协调。农民工作为理性人,首先考虑教育培训能否带来良好的社会地位,其次是经济报酬以及培训费用等问题。最后提出了对策建议,以期为具体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提升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素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导师组制度对大学生专业匹配的影响

伴随着我国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和专业设置的丰富,大学生学习的专业匹配性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专业匹配性不仅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关系到大学生走上社会后能否适应职业发展的需要而进行卓有成效的继续学习和终身学习,即大学生的专业匹配性直接影响大学生今后的学习和发展。在众多解决专业失配问题的方法中,"导师组"制度是一个具有创新性、可行性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