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诸子对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

学术界对于"两汉诸子对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的反思研究长期忽视,其实两汉诸子对于历史规律的认识十分丰富,比如他们已经认识到历史的变与不变,历史中的盛衰现象,虽然有一些理论弊端,但其中也有一定科学合理之处。

美国环境史的“混合转向”再评价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环境史研究出现了“混合转向”,它从自然观、生态学和环境主义诸方面挑战并深化了第一代环境史的理论基础,宣告了第二代环境史学者的到来,也令这一史学分支走向美国史学的中心。不过,这次“混合转向”也给环境史带来了是非和伦理标准的混乱。借助对“混合转向”的再评价,美国第三代环境史学者提出了新“转向”主张,试图重建与之前两代环境史学的联系。

历史的真实胜于诡辩和抵赖——与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右翼人士斗争的历史回顾

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日本侵华史,是从战时日本当局,到战后的日本右翼学者与政客,一以贯之的政治宣传和喧嚣,背后隐藏着他们险恶的政治用心和蛊惑人心、颠倒是非的目的。中国人民与世界上主持正义的人士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与人类的正义,与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世界正义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在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包括日本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日本一些右翼学者与政客推翻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和日本战犯的判决的言论与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中日人民世代友好与世界和平之船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统一战线与青年运动:一二·九运动前后中共在北平私立中国学院的发展

一二·九运动前后的私立中国学院是北平文化教育界进步力量聚集的大学。中共在中国学院师生中建立地下组织,积极领导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校方对学生的爱国运动采取压制态度,引起学生的不满。在中共的领导下,进步学生发起驱逐总务长祁大鹏的运动,并争取到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何其巩出任校长。中共利用何其巩西北军旧部的身份与冀察当局形成缓冲,从而拓展了校内学生运动的空间,同时也保护了进步师生。何其巩则利用校内师生的支持,抵制国民党势力的介入,稳固自身地位。中共的统一战线争取了最大多数的同盟,既使自身获得了更大发展空间,同时又促进了北方青年爱国救亡运动的发展。

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审判的社会影响论析

战后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检举战争罪犯、搜集证据、法庭审判以及判决执行等各个环节中都有社会的积极参与。通过媒体报道、公开审判以及专题电影的公映等传播方式,审判的社会影响范围得以扩大。通过当时的报刊以及法庭的相关记录,不难体认到民众认知的诸多面相以及审判在社会层面的实际影响。审判使受害者的个体创伤记忆得以申诉并在社会广泛传播,由此产生了早期关于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集体记忆。由于国共内战以及冷战的意识形态影响,解放后对南京大屠杀案审判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审判与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早期集体记忆生成的关系被漠视或者被淡忘。

明清时期南京城市的发展与演变

南京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古都之一。在封建社会前期,它作为偏安江左的六朝及南唐国家的都城,曾长期占据着东南地区政治中心的地位。在封建社会后期,南京一度作为明朝的首都,又一跃而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但是,随着明朝都城的北迁,南京就由首都一降而为留都。入清以后,南京又再度下降而为省会。在南京城市政治地位发生升降浮沉的同时,城市本身也在整个社会经济的推动下,经历了一个发展与演变的过程。研究明清时期南京城市的这一历史过程,对于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发展、演变的特点与规律、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典型意义的。

应重视对敦煌研究院院史的研究

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了五六万卷的文献,并由此产生了一门新的学问——敦煌学。敦煌藏经洞虽然发现于1900年,但作为一门学科的敦煌学则是从1909年开始的。产生于20世纪初的敦煌学,已经有了百年的历史。近百年来,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了对百年敦煌学研究进行学术史总结,找出经验教训,对敦煌学研究现状进行评析,对敦煌学今后研究方向进行展望,我们邀请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的敦煌学家,以百年敦煌学术史为主组织了本组笔谈。其中,柴剑虹先生提出要注重敦煌学的学术背景与学术关联,应特别关注与西域、中亚、印度密切相关的一些学问,诸如藏学、吐鲁番学、西夏学、于阗学、丝路学等。王素先生从本人研究工作的实践中认识到,敦煌文献的调查仍须继续推进,敦煌文献的公布还须再接再厉,敦煌学的学术史应进行系统清理。据方广锠先生的统计,世界各国所藏敦煌遗书,汉文部分总计大约是58000号,并根据其长期对敦煌文献的研究指出,敦煌遗书具有文物研究价值、文献研究价值和文字研究价值。郑阿财先生以敦煌文学的研究为例,探讨了敦煌文学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拓展,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刘进宝先生提出要加强对敦煌研究院院史的研究,并应全面了解利用各个时期的档案资料和报刊报道资料,抢救保存并利用有关人员特别是敦煌研究院老一辈研究专家的回忆录、录音和录像等资料。王冀青先生则研究了敦煌学术史的一个具体问题,即廷栋旧藏敦煌写经入藏的时间是在1908年他就任安肃道道台之后。

清代南京城市经济的发展与演变

南京是历史悠久的政治都会与文化名城,清代,由于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以及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南京城市的基本面貌与基本性质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显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因此,就其内部经济发展与演变的过程进行一番探讨,对于认识与了解封建社会晚期南京城市的历史特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清代南京城市经济的发展与演变是有极为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的。 南京在历史上主要是由于政治、军事地位重要而发展起来的,封建社会前期,南京曾多次作为南方偏安割据政权的统治中心,明代初年,它还一度成为整个国家的封建统治中心,清朝建立以后,南京虽然不是都城,却仍旧占据着东南地区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清朝“

生物多样性、文化多元性与世界史学科体系

人类赖以生存的客观世界是由多姿多彩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构成的。生物多样性决定了民族差异性和文化多元性，而文化多元性或多元文化不仅对古往今来的人类社会，而且对包括世界史学科体系在内的一切知识领域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英国志愿医院现代转型的历史考察(1900～1948)

由教会人士与地方上层阶级捐资建立的志愿医院是英国近代医院的典型。在1948年之前,志愿医院是以救济穷人为主的慈善场所。传统医院运营机制下的资格限制、财政危机、缺乏合作等问题,成为志愿医院现代转型的内在动力;二战中紧急医院服务系统的成功运行验证了国家管理医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志愿医院的转型提供了外在推力。志愿医院借助医院国有化改革完成了从半封闭到普遍性、从自愿捐赠到税收支付、从慈善救济机构到专业医疗机构的现代转型,是为英国现代医院制度的开端。政府责任是英国现代医院制度建立的前提条件;健康公平是现代医院制度的核心价值。

从历史上寻找发展商品经济的新探索——评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商品经济史正在逐渐成为社会经济史领域的研究热点,有关论著将不断得以面世,陈学文先生的《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一书(1989年9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就是其中的可喜成果之一。本书汇集作者三十余年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史的精粹心得之作,功力甚勤,是一部既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又有较强现实意义的新著。

日军大屠杀前的南京建设成就与社会风貌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并随即实施的大屠杀,不仅杀死了30多万中国军民,而且烧毁了南京三分之一的城市建筑,摧毁了南京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更将自1927年4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定都以来十年建设的成果几乎扫荡殆尽。本文对日军大屠杀以前南京的建设成就与社会风貌进行论述与解读,从而深切感受与深刻认识日军大屠杀对南京近代化进程的严重破坏与阻挠。日本的侵华战争的罪恶影响,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最典型的事例。

慰安妇血铸的史实——对南京侵华日军慰安所的调查

通过近年来对侵华日军在南京的近40家慰安所遗址、数十名知情人以及相关的中、日、韩等国档案史料系统的调查与研究,揭示了侵华日军在侵占南京的近8年期间实施慰安妇制度的主要途径,以及各慰安所的分布与活动情况,揭露了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罪恶及其给慰安妇带来的深重的灾难。慰安妇血铸的史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日本右翼势力的荒谬与无耻。

东南文化的历史发展及其特色

文化这一概念可因研究角度的不同,赋以多重涵义。东南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应概指历代东南本土居民心态习惯基础之上形成的思想、意识(包括价值观念与思维模式)及其外化的不同形式(包括语言、文字、文物、风俗等)与不同内容(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关于它的文化内涵、历史价值、发展前途等方面,都有必要进行充分的探讨。限于篇幅,现仅就其历史发展特点及其地方文化特色作些概略的考察。

走向国家公祭日的近八十年历程——围绕南京大屠杀真实历史的长期斗争

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是在国家层面,以最庄严隆重的形式,追忆死难者,缅怀英烈,警醒生者,警钟长鸣,回击日本右翼,诉求和平。这是中华民族集体意志的体现!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否认。从战时日本当局，到战后的日本右翼学者与政客，一以贯之否认目军南京大屠杀，背后隐藏着他们险恶的政治用心。中国人民与世界上主持正义的人士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与人类的正义，与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迄今为止，已近80年。

历史学专业训练中的师生角色与关系刍议

历史学专业训练是为了培养未来能够独立从事史学研究的学者,故而其教学主要围绕史学方法、能力、素质的培养,与一般知识的传授和学习不同,教师要介入到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帮助学生确立其主体性。在专业训练过程中,学生要从被动转化为主动,从对教师的依赖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教师要帮助学生发挥其主动性,进行创造性的教学,介入学生的认知发展过程中去。在当下日新月异的环境中,师生角色与关系要实现转变,师生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创新,赋予传统新的生命,共同推动学术的发展和进步。

走向极端的战争恐怖威慑政策及其破产——我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动因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实施了史所罕见、震惊中外的血腥大屠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动因是什么？国际舆论界与史学界历来有着种种不同的解释与说法。笔者认为，日本近代建立的封建法西斯的军国主义国家军政当局是南京大屠杀的策划者；侵华日军是这个巨大惨案的执行者与实施者。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当局自明治维新以后，在对华侵略扩张中，多年实施的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政策的继续与发展，是这个法西斯政策走向极端的最高峰；同时，也是这个法西斯政策走向破产与失败的转折点。它既具有浓烈的封建中世纪军队屠城的野蛮色彩，又具有鲜明的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特色。

道德势力的幻像: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民国四老的权势兴衰

在国民党内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有“四老”之称。四老在党内有较深的资历,且长期担任中央监察委员,地位与身份具有“党统”的象征性,同时四老大多系党内文人精英,其超然态度也代表了某种道德势力,从而使其在党内党外均有一定的发言地位。四老因在宁汉对峙中拥蒋而崛起,亦在国民党左右之争中不断提升权势,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四老政治影响力达到顶峰。在此过程中,拥蒋的同时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也借势推行各自的主张,并扩张权势。四老既是一个整体,同时他们之间也有明显的分歧。最终四老中只有紧随蒋介石的吴稚晖得以保有尊荣,其他三老则先后见弃。四老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权势兴衰既可以在国民党派系格局演变的脉络中展现,同时也可以在四老权势资本的升降起落中加以认识。

乡品与乡里:六朝贵族制言说的展开及其新趋势

六朝时期,即便出身贵族也必须经过乡论和中正的“品藻”,获得“乡品二品”后才能成为官僚,进入清流官序。六朝史料中另有“二品才堪”现象,通过分析可以认为“二品才堪”并没有获得乡品二品,它反映出皇帝权力无法干涉“乡品二品”的授予这一历史事实。门阀贵族的存在反映出六朝与秦汉、宋元明清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特性,而六朝贵族体制源于地方乡里社会,则是其与重视血缘的欧洲和日本贵族制迥异之处。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社会结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与此同时,六朝贵族制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历史演进中去发现那些被皇权相对化的事物,从而客观、全面地勾勒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南京大屠杀的仪式叙事与社会记忆

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是二战史上的重大惨案之一，是全人类共同的创伤记忆，无论在人类文明史上还是中华民族史上都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关于这一惨案的多种叙事方式中，仪式叙事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通过各种悼念仪式，尤其是历经多年演变而成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改变了这一惨案曾经出现的记忆沙化，实现了这一惨案的记忆唤醒、更新、诠释和巩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