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革文学”话语在1964年的生成

《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杜鹃山》等作品的出现和发表,以及由此总结出的一整套创作理论规范,它们互为参证、互为支持、互为依存,共同标志着"文革文学"话语在1964年的生成。"文革文学"有着自己的存在历史,它与文革政治运动的存在时间不具有同一性。

文学语言变革与乡土小说的早期形态

肇始于语言变革的文学革命催生了中国的乡土小说,因此,中国乡土小说的基本形态与新的语言载体有着直接的联系,文学语言变革的目的决定了早期乡土小说的体裁选择,文学语言变革的实践确立了早期乡土小说的议论风格及悲剧模式。同时,在以现代性和科学性为追求的语言实践中,早期乡土小说作者摒弃旧式文人叙事中自我把玩的文字和技巧,吸收、借鉴中外小说具有艺术生命力的形式、技巧和观念,从而创立了中国乡土小说的早期形态。

左翼文学与20世纪30年代商业文化语境

商业化的上海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滋生地,左翼文学思潮的兴起与上海三十年代初文学商业化趋势有密切关系。借助上海成熟的文化市场、商业化的生产传播方式,左翼文学在短时间、大范围内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蔚成大观。30年代以后,一方面文学审美风尚的变迁,读者对此类作品的需求减弱;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加强图书审查制度,大大压缩了左翼文学的生存空间,种种因素导致左翼文学从创作到出版的式微。

语言变项中不同变式的确认

本文针对社会语言学界关于语言变项中不同变式类型的确认问题研究之不足,以江苏溧水"街上话"语音变异为例,就新旧式的确认、过渡式的存在与确认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提出构成语言变项的不同变式除旧式、新式外还存在着"过渡式"这一变式类型,并从整体音节和音节构成两个层面对"旧式、过渡式、新式"三种不同变式类型加以具体确认,充分证明在语言变异过程中在语言结构的不同层面中都存在着这三种不同变式类型。此研究无论对社会语言学研究还是对汉语方言学研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方言语音变异特征分析

本文以溧水"街上话"语音变异为例,采用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变异的方法,结合汉语音节构成特点,从新旧式的出现数之比、新式出现时间的推算、新式与老南京话和普通话接近情况比较等三方面分析出汉语方言语音在变异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阶段性、层次性和方向性特征。分析表明:方言语音变异的过程是一个新式逐渐代替旧式的过程;在变异过程中新式的出现是有时间先后的,分层次的;城镇方言语音演变不一定都是向中心城市方言靠拢,也可能直接向普通话靠拢。

论《诗经》的幽默传统

《诗经》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形成之初就具有五经之首的崇高的地位。由于《诗经》的幽默特点的影响,使得中国文化传统深深打上《诗经》的幽默印记。《诗经》给后世带来的幽默传统大致有三:首先是谑而不虐的软幽默,其次是近而不同于讽刺的硬幽默,第三是寓哲理于嬉笑中的哲理幽默。这使得孔子、东方朔、陶渊明、韩愈、白居易、罗隐、苏轼、杨万里等具有幽默特点的著名文学家都受到深刻影响。

杨定华长征回忆录有关问题的述论

1937年前后公开出版的有关红军长征的回忆录中,署名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由甘肃到山西》两文与廉臣(即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同具重要的文献价值。而目前有关杨定华及其两文的相关研究极为缺乏,仅有的介绍也存在疏漏之处。本文根据《救国时报》的有关档案资料就杨定华回忆录写作经过、流传情况及相关问题作一述论。希望有助于对杨定华长征回忆录重要文献价值的进一步认识。

《救国时报》与1936年陶行知欧洲之行

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1936年8～11月初,陶行知在欧洲各地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中共在巴黎出版发行的《救国时报》对陶行知此举十分关注,连续报道其欧洲之行的各种活动,介绍其抗日救国主张。通过对这一时期《救国时报》报道陶行知抗救活动及其内在原因的探讨,揭示了《救国时报》作为抗战初期海内外抗日救亡运动联结与纽带之独特地位。

表述未知世界的隐喻方式--论劳伦斯叙事文体中的“圣诗”

本文从叙事文体的角度,通过对劳伦斯小说文本的分析,尝试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准确性,阐明劳伦斯小说叙事文本中存在的变异,即"劳伦斯叙事文体中的圣诗"。论文也表明,由于"圣诗"所发挥的隐喻性作用,人们才得以理解劳伦斯作品中那难以言述的可称之为"未知世界"的原始之境,而这些恰好构成了劳伦斯作品的核心意蕴。

学术史视野下的六朝论语学

论语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史特别是经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论语学发展史,六朝是论语学的成型和成熟时期。完成于该时期的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论语释疑》、郭象的《论语体略》和皇侃的《论语义疏》等,形成了论语学研究史的第一个高峰。六朝论语学不仅在诠释手法上,而且在思想方法上,都呈现出有别于两汉学者的新创。具体表现为:阐释方法的新变;《论语》被放大;孔子被拔高;论语学真正进入学术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