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的“现代教育技术”栏目设置与创新途径

基于南京晓庄学院教师教育专业的办学特色:职前与职后一体化,《南京晓庄学院学报》从2001年开始创设了"现代教育技术"栏目,力求探索地方高校综合性学报的栏目设置与创新的途径,以促进学报在高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六朝研究”专栏十年(2004—2013)综述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的“六朝研究”专栏近年来逐渐成为国内外发表六朝史专业论文的重要园地之一，在六朝史研究领域越来越引人注目。专栏在2004年约请了南京大学历史系胡阿祥教授作为主持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做了较大改进，

关于《南京晓庄学院学报》注释体例变动的启事

自2016年第1期起，《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的注释体例由原先的尾注改为页下注（脚注）。注释中涉及的引用或参考的文献，一般按著作者、文献名、出版单位、出版时间、页码等顺序依次注明，每页重新编号。其具体格式要求分别如下：一、当文章引用或借用的资料所在的著作第一次出现于注释中时，须将该文献作者姓名、著作名、出版者、出版年代及引用资料所在的页码一一注出。

乡村教师生存状态的文化审视——访南京晓庄学院张相学教授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加快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实现优质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所在,由此吸引了一批专家学者、教育工作者投入到相关研究和改革实践中。本期,我们邀请到南京晓庄学院张相学教授,以张教授正在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项目"乡村教师的文化境遇及改善研究"为引子,围绕"乡村教育""乡村教师""乡土文化""教育改革"等核心点,从文化的视角畅谈乡村教师、乡村教育的未来,以飨读者。

全媒体出版时代地方高校学报编辑的发展路径

随着全媒体出版时代的到来,学术期刊的全媒体出版成为必然。这将使得编辑主体的工作体系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元化。全媒体出版时代的学报编辑只有在创新编辑活动过程中寻求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地方高校学报编辑的创新过程有两条主要路径:一是关注有效作者的学术生产,利用全媒体技术搭建作者信任的学术交流平台;二是研究细分读者需求,利用全媒体技术满足读者需求的差异性。

新时代我们如何进行陶行知研究--访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侯怀银教授

学术研究是一场修行,需要坚守和创新。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经验,国内外学者纷纷对其进行研究与践行。近几年研究领域有所拓宽,研究内容也更加深入全面,并取得了可喜成果。但陶研不应就此止步,而是应该以更加饱满的精神和更加多维的视野来深入研讨。那么在新时代,如何进一步进行陶行知研究呢?为了给陶研者们一些参考,《生活教育》杂志专门邀请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社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山西省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山西省教育学会副会长侯怀银教授,为我们谈谈他的陶研生涯以及在新时代陶行知研究还有哪些可以突破之处,以供大家继续探讨。

追求“特色鲜明,质量至上”的“六朝研究”专栏——在2013年全国高校社科期刊编辑业务培训暨学术发展前沿报告会上的发言

坐落在“六朝古都”的南京晓庄学院，始于1927年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2000年，由原南京师范专科学校、南京教育学院、南京市晓庄师范学校合并组建成为全日制公办本科院校。原《南京教育学院学报》、《南京师范专科学报》也发展成《南京晓庄学院学报》，“六朝研究”是该刊重点建设的特色栏目。

陶行知研究中的“晓庄学派”——《晓庄研究》代前言

陶行知研究中的“晓庄学派”是以陶行知创立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的老师和学生为主体的学术共同体,在地缘上,源于晓庄师范学校;在学缘上,由陶行知亲授;在业缘上,共同推进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与实践。对“晓庄学派”的研究,是陶行知研究的重大课题。

1930年中共在晓庄师范革命活动档案解读

1930年4月,国民党当局在南京晓庄师范查获中共中央秘密出版物《布尔塞维克》杂志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画像等,表明晓庄师范已然成为中共南京地下组织活动的重要据点。国民党当局改变了此前“勾结反动军阀”冯玉祥的事件定性,转而指向事件背后的中共地下组织,造成中共晓庄支部和南京市委重大损失。

高校学报栏目主持人角色定位研究

高校学报栏目主持人通常由在某个学科领域中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专家学者担任,该制度存在至今已有十多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使栏目主持人制度持续发挥积极的作用,应该正确、客观地认识栏目主持人在学报发展中的促进效应,对其三大角色即"学术专家"、"审稿专家"、"兼职编辑"进行全面解读,同时更要厘清其与高校学报主编、责任编辑以及相关作者的关系。

谈高校的教学方法研究

在目前的高等教育研究中 ,高等教育方法论研究一直受到了学术界的冷落。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 ,高等学府的课堂成为部分教师充分施展其个性的场所。一些教师继续沿用基础教育教学方法 ,强调课堂教学中的知识的传递 ,忽视了大学生自主创造性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一些教师则根据自己的学术旨趣 ,引导学生走进自己的学术领域 ,而忽视了大学生对扩展知识面的需求。有鉴于此 ,学报编辑部组织了本次高等教育教学方法研究讨论 ,就以下三个具体方面进行了讨论 :1 教有法 ,但无定法。在高等教育中是否存在一个人们公认的对课堂教育的评价尺度。2 教材与教学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教师教学方法的应用。有的教师是从自己对某领域知识的掌握来编写教学计划 ,教材只被用作学生的辅助读物 ;有的教师则强调紧扣教材 ,依据教材的内容展开教学。不同方法的运用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对此是否有一个统一的评价参照系 ?3 高等教育崇尚学术自由 ,但课堂教学应有自己的规范要求。崇尚学术自由与坚持课堂规范是否存在矛盾 ,如果存在 ,如何解决二者间的冲突 ?我们不能肯定是否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但讨论的过程是严肃而认真的。参与者提出的教学方法中存在的问题使每个参与者都在深思和反省。

争议下的墨家尚同之说:“民约”还是“专制”?

由梁启超民约之说而引起的墨家尚同说之争,其实质是"民约"论与"专制"论的认识分歧。民约论者认为墨家学说含有民约(义同民主)的因素,专制论者则认为墨家尚同说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专制极权思想。这场学术争论既有着各个时代学术思潮的深刻影响,亦有墨家学说及《墨子》一书本身的一些因素。透过这场学术之争,应该认识到,以尚同说为核心之一的墨家思想,其实是墨子构建的一个理想国。这个理想国,墨子用一生践行之,这体现了墨子不仅在思想上具有着卢梭一般浪漫的情怀,而且在行动上又有着罗兰夫人那样的无畏勇气。

物占、物占神话与符瑞——符瑞的神话学解读

以反映帝王受命为主题的符瑞具有物占的性质。物占是古人以物象来判断吉凶的一种征兆信仰方式。在先秦文献中,尤其是《山海经》中有很多原始物占的记录,这些原始物占大多具有神话的背景,此种背景神话称为物占神话。许多物占神话所具有的预兆意义在流传过程中以物占形式保存下来,其中具有美好、吉祥象征意义的物占成为后来预示帝王接受天命的符瑞。

史密簋铭文与齐国的方伯地位

根据史密簋铭文所透现的史实 ,从师俗、史密的身份、国属入手 ,考证两人是兼地方与中央双重官职身份的西周重臣 ,他们只能来自于齐国 ,故而周王命他们率领以齐师为主力的诸侯国军队合击南夷。齐国是西周的重要方伯 ,拥有对东方的征伐大权 ,只要周王命令 ,就可以实行征伐 ,无需周王另派将领统帅自己的军队。当时周王朝衰微 。

韦伯官僚制思想观照下的墨家社会组织学说

以"尚贤"、"尚同"学说为核心,墨家以一种极其理性的态度设计出了一个极具理想化的社会统治的组织架构。在这个组织架构中,其组织结构层次分明,权力等级秩序井然;在组织中,由德才兼备、训练有素者充任各级官员,并在分权、分工的思想下,实行下级对上级逐层负责,最终统一于"天子"的一元化权力运行机制;组织中的官员必须以正确执"法"为其职责履行的基础,同时根据职位、能力和功劳等享有相应的地位和权利。对墨家的社会组织思想,如果将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又称科层制)思想与之相对照,可以看出二者不仅在组织模型的基本构建上,而且在组织的某些精神特质方面都存在着一些息息相通的地方。墨家这种构思宏大而系统的社会组织思想之所以形成,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墨家的自身因素密切相关。

“蜀无史官”之议述评

蜀汉有无史官的争议源于陈寿"国不置史,注记无官"之说。唐朝史学家刘知几首先对此说提出了强烈质疑。刘知几之后,历代几乎都有学者对这一问题发表了看法。今天将这些议论归纳起来,虽然不外乎只是"无"和"有"两种基本意见,但是争议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还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尤其是现代一些学者对陈寿"国不置史,注记无官"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更需要纠正。陈寿说"国不置史"或可理解为是蜀汉史官(注记官)制度不完善的反映,而并非是完全没有设置史官。

西周方伯发微

方伯是一方诸侯之长,拥有部分对其控制地区小诸侯的政治统治权。西周存在方伯这种介于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地方势力类型,由于方伯的存在,天子与诸侯的统治关系被部分阻隔。方伯的存在对西周的政治制度有重要影响,关系到西周中央权力对地方控制的实际程度。西周方伯主要有周初的"三监"、齐、鲁、卫、楚、徐等。

图腾、图腾神话与古代符瑞——中国古代图腾文化新说

在我国，图腾崇拜作为一种原始社会的组织制度在步入阶级社会后逐渐消失了，但是它的信仰方式却以另一种历史的变态——符瑞信仰长久地保留了下来。符瑞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征兆信仰方式，它与图腾崇拜之间至少有两点关键性的联系：一、符瑞的物象有很多来自上古先民崇拜的图腾物；二、与前一点相联系的是，符瑞与图腾神话之间的关系亦十分密切。通过考察具有图腾崇拜背景的符瑞，亦可略窥中国古代多元文明相互融合为一的这一伟大文化特征。

论儒家阴阳思想下的汉代赦宥

汉代的赦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深受儒家阴阳思想的影响,在这一思想影响下,赦宥之举(尤其是大赦)可以为皇帝修德补过,达到“荡涤秽恶”、“与民更始”,从而协调天地阴阳之气以致庆的目的,其德政的功用因此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方光焘语言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方光焘是我国理论语言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重视方法和方法论原则是其区别于传统语言学家的一个重要标志。语言与言语的区分、共时与历时的区分、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是方先生语言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也是他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历史贡献。这些理论原则促进了中国语言学的科学化和现代化,今天依然具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值得深入探讨并贯彻在汉语研究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