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反思

新公共管理是兴起于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其主张在政府等公共部门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新公共管理的出现有其新颖合理之处,但其本身同样存在理论缺陷和内在矛盾。尤其是当我们把新公共管理借鉴到中国时,更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而需要对其进行适用性方面的反思。

公共财政视角下减轻农民负担的制度重构

农民负担在不断“减轻”中加重,这一困境是传统集权型财政体制的直接后果。传统集权型财政体制不断索取农村资源,阻碍了农民负担的减轻,出现了减轻农民负担的制度锁闭。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既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也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根据减轻农民负担的需要,应从城乡一体化、乡村财权与事权统一两个方面构建公共财政体制。

公共行政危机与政府制度变迁

政府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公共行政存在着多方面的危机 ,需要政府自身进行制度变迁。政府组织制度、政府人力资源制度和政府行为制度构成了政府制度变迁的三个主要层面。

论村民自主提供公共产品的实践逻辑——基于某地区乡村修路活动过程事件分析

该文以江苏某村修路事件为个案,采用和借鉴"过程—事件分析方法",关注、描述、分析事件及其过程,对其中的逻辑进行动态的解释;同时,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发掘乡村精英入主村务的可能性,和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对家族、村落等传统因素的认知,以及这些传统因素及舆论对村民造成的群体压力的程度。最后,通过深入探讨村民群体性活动中的个体行为逻辑和心理反应,并从可能性及制约因素角度简要概括该地区村民自主提供公共产品的实践逻辑。

农民自组织程度低的成因分析

本文试图从自组织的角度分析中国部分农村地区发展的基本难题,以期为改善这一状况提供更具目标性的参照。文章主要分三个部分:一,本文所论"自组织"的内涵界定;二,作者的选题原由和资料来源;三,部分农村地区农民自组织程度低的成因分析。在成因分析中,作者主要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假设并一一进行了或理论或实证的分析,力图对这一现象的根源作出更为合理而全面的解释。最后。作者提出,改善农民自组织程度低这一状况的出路在于加强村级组织的经济服务功能和村民之间的经济联合。而中央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举措将使农民自组织化的提高成为可能。

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化的困境与出路探析

在当前我国的压力型体制下,上级政府主要通过各种指标来激励与约束下级政府官员。人们似乎普遍乐观地认为,通过设计更为合理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就可以实现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适应党的科学发展观政策的要求。理论与经验研究表明,无论对其指标设计进行怎样的改革和完善,这种自上而下的官员考核方式都会有着内在的无法克服的缺陷,甚至出现政绩造假等消极后果。为走出这一困境,官员的激励与考核必须引入"民主"等非指标化的制度加以配合。即增进地方民众对于地方官员的约束力,促使地方官员以"民意"为施政方向,从而构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均衡的激励与约束体系,真正实现官员治理的科学化。

从政治参与的角度看我国今后的政治发展

本文从扩大政治参与的角度阐述了我国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政治发展的一个方向。作者运用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论,结合现代化的大背景和中国转型期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需求,简要论述了将扩大参与作为我国今后政治发展目标的原因(必要性)、条件(可行性)和具体方向(着力点);并且指出:由于政治参与与依法治国、政治稳定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和理论上的一致性,我国今后的政治发展也就意味着三者的协调发展。

政治文明:政府制度变迁的推动力

制度变迁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法 ,政府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 ,由于公共行政存在着多方面的弊端 ,需要政府自身进行制度变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推动政府制度变迁的外在推力和内在动力。政府制度变迁的外在推力主要包括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 ,内在动力主要包括制度建设、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指导下 ,应该从政府组织制度、政府人力资源制度和政府行为制度三个方面推动政府制度变迁。

乡村群体性活动的发生机制再探讨——基于两个个案的比较分析

本文在对已有研究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通过对两个个案相关要素的比较分析,进一步解释乡村群体性活动的发生原因、组织过程与影响因素。与现有大部分研究不同的是,本文选取东部相对发达地区乡村的群体性活动为观察对象,试图探明该区域的此类活动是否同样具备其他地区的相关机制,或者有其一定的独特之处。文章还具体分析了家庭、宗族等传统因素对乡村群体性活动的干扰,并且指出了具有乡村特色的群体性活动的内部制约和激励机制。最后,作者提出具有被迫性特征的维权活动的客观价值。

休谟的合作秩序思想初探

休谟虽然生活在18世纪,但他的社会秩序理论中包含着十分深刻的关于人类"社会合作"问题的思考。休谟认为,由于个体的天然弱点,人类只有通过社会合作才能更好地满足自身的需要以及进一步发展。在现实的人性约束条件下,人类只有在三条正义法则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才能最大程度上地增进福利与自由;同时,个人对长远利益的诉求,正义之道德情感,政府权威以及良好宗教构成了人们公平合作的实施动力。休谟的合作秩序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比理性选择理论更为宽阔的理论视野,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可以给予人们十分有益的启示。

休谟对“道德政治”思想的反思与批判

"道德政治"是一种认为良好的政治必须以"积极的公民美德"为根基的政治观。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休谟对"道德政治"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认为,"道德政治"无法约束"人性的贪欲",无力应对派系冲突,也无法与商业社会相适应。在现代商业社会,良好的政治只能是一种以构建游戏规则为基础的"制度政治"。不过,休谟对"道德政治"的批判,并非意味着他否认道德对于政治的重要意义,他反对的只是那种依赖"强道德"而忽视"制度建设"的政治观。

论罗尔斯的宪政思想及对我国宪政建设的启示

宪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核心要素。西方近代以来主要的五种宪政理论各自面临着不同的理论困境。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在“政治”的基础上开创的一种“共和”式宪政理论对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阎连科的乡土批判——对《受活》与《丁庄梦》的比较阅读

将阎连科的《受活》（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与《丁庄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对比阅读，是理解作家乡村关怀的可取路径。与之前的大部分作品不同，阎连科这两次写作将反思的触角延伸到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极限，也延伸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极限，更延伸到中国式权力的极限特征和运作的深层逻辑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这两个文本视为作家批判中国现状和未来命运的精神展示。

创新主体与要素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促进效应研究——以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为例

本文以江苏省为例,以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和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为创新驱动的标志性指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工业企业三个主要创新主体的创新要素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创新要素大多数情况下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也有出现负向抑制的情况,本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与建议。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弱势群体

我国的弱势群体进一步弱势化,规模不断扩大。只有关注和解决好弱势群体问题,努力推进社会公正,才能形成全国人民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弱势群体现状,梳理关注弱势群体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试图为和谐社会视野下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提供制度建议。

乡村基督教、传统民间信仰与村庄治理——对苏北七家庄基督徒葬礼的延伸分析

近年来,乡村基督教在我国广大农村获得普遍传播,其与乡村传统的民间信仰一起构成影响村庄治理的重要力量。本文通过对苏北七家庄新近发生的一次基督徒葬礼的过程分析,呈现了乡村基督教与传统民间信仰各自的运作机制,并发现二者之间表面上的融合。在此基础上,将二者作为影响七家庄治理的力量展开分析,发现即使是在基督教尚未得到大范围信仰的村庄,基督教也已然成为村庄治理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并存在着发展壮大的可能。造成目前这种治理格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家建设的独特经历无疑是应当提及的。乡村社会转型至今,基督教传播的现实,传统民间信仰的现实,村庄治理的客观需要,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国家建设与乡村信仰之间的关系,并着眼于各种信仰共有的建设性功能重构已然日渐解体的乡村社会。

治水社会的政治逻辑反思

马克思在考察东方社会时,将其界定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在这一生产方式中,一个个小农都犹如一个个“马铃薯”,而专制的国家政权覆盖其上,就好像一口大麻袋将马铃薯装入其中,构成一个庞大的国家。尽管马克思没有实地到过东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