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企业社会资本锁定效应与私人信任的关联性研究

集群企业社会资本存在着"锁定"效应,根本原因在于集群企业社会资本过多地建立在私人信任的基础上,而社会信任缺失。完善社会信用制度,构建社会信任体系,提高企业家素质,促使私人信任向社会信任的自我升华,扩充集群企业现代社会资本,强化企业文化建设,成为促进集群企业社会资本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文化生态变迁的道德意蕴

当代中国“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迁,“主导文化”的单极格局事实上已经被打破,各类文化样式日益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为它们所承载的道德/价值观念不尽相同,所以客观上形成了道德/价值指向的多元化态势。新时期的道德构建面临新课题、新任务和新挑战,必须在道德建设的内涵和形式上不断更新和完善。

“历史性权利”考

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成文国际法并未对历史性权利作出明确界定,但通过历史性水域、历史性海湾等制度肯定了历史性权利的价值。历史性权利是历史性水域和历史性海湾的权利依据和理论基础,历史性水域和历史性海湾是历史性权利的标的。历史性权利的构成要件应包括三个方面:该国对该水域行使了有效管辖权;该国对该水域行使管辖权是公开的、连续的、明确的;其他国家尤其是相关国家对该国这种管辖行为予以容忍。通例和法律确信是国际习惯法的两个构成要素,历史性权利属于国际习惯法。

产业集群中政府公共权力失范与合理规制

在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中,政府的公共权力运行表现出明显的公共权力失范,主要体现为公共权力错位、公共权力缺位与公共权力越位三种形式,严重制约着集群的升级与发展。规制政府公共权力失范,需要确立"有为"且适度原则与建构责任政府等两大立足点,从健全法律规范、完善集群的社会服务网络与规范政府的公共服务内容等三个方面加以明确规范。

产业集群的网络风险及其合理规避

作者通过调查发现,产业集群的网络本质派生了集群的网络风险,表现为排斥"外人"的人力资源风险、特殊主义信任的道德风险、网络封闭的信息阻隔风险以及民间融资的社会经济风险,这种种风险将对集群发展与升级产生消极影响。该文据此提出可以从建立与完善社会信用制度、建立与健全民间融资的法律法规、整合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入手,规避产业集群的网络风险。

“后仲裁”时代历史性权利解决南海问题的局限性及其拓补

南海是中国重大利益之所在。自汉代以来,中国一直对南海海域进行有效管辖,并得到了其他国家的"容忍"和承认,理应享有历史性权利。应当看到,历史性权利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进而导致历史性权利具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在"后仲裁"时代,我国需要和相关国家共同努力,让历史性权利成文化,明确写入国际条约中。维护我国南海权益,既需要通过史料记载、地质考察、地名演变等角度对南海争议岛屿进行史地考证,还要结合发现原则、先占原则、历史性权利、时际法理论等国际法规则提供中国拥有南海争议岛屿的法律论据,维护南海争端解决中的利益平衡。

中国古代官德教育内容及其启示

中国古代官德教育内容极其丰富,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本文探讨我国古代官德教育对当前加强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的现实意义。

产业集群“市场失灵”中的政府职能定位

产业集群虽具备企业与市场的双重优势,但在外部效应、公共物品的有效供应、技术创新、竞争秩序等方面依然存在明显的市场失灵。本文认为,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作为规制产业集群发展的外部力量,政府应依据"有为"且适度原则,立足于市场,立足于服务与管理,通过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社会服务网络的建立与完善、产出集群的市场竞争秩序的整治和优化、技术与制度创新的推进,确立政府在产业集群中的合理定位,促进产业集群健康发展。

公共治理理论对破解我国协商治理困境的意义

公共治理理论的工具意义体现在评价手段上。比照公共治理理论的标准,反观中国的问题与现象,可以促使我们以问题倒逼改革。借鉴并超越西方公共治理的当代中国协商治理要面对共识缺失、官本位以及民众的治理应对等问题与现象,必须坚定凝练开放与改革的共识,在破除官本位的同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公民教育以锤炼现代公民。在开放语境下,我们要努力运用公共治理理论,推动本土治理与国家现代化的协同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