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逻辑

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的原创性经验,不仅充分彰显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探索解决基层矛盾冲突、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的实践智慧,而且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贡献了诸多有益启示,具有独特的价值意蕴和鲜明的实践特色。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首创精神,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价值前提;坚持“多元共治”,汇聚多方力量,注重激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功能,以此打造“党建引领、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时代特点;坚持“三治融合”,遵循治理规律,注重协调自治、德治、法治有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内容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在意蕴;坚持与时俱进,紧随时代潮流与社会变革,勇于识变,敢于求变,善于应变,注重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法创新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诉求。

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价值观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启了人类现代化的应然价值诉求,即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的价值,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式现代化始终坚持资本至上的价值理念,崇尚理性至上的价值标准,恪守零和博弈的价值取向,逐渐偏离了现代化价值观的应然指向,造成现代化价值观的现实悖论。与西方式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价值观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要义,在价值维度形成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准则、和平发展的价值取向等基本内涵。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价值观具有人民性、连续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主要特性。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价值观对于引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化人类文明的交流与互鉴、绘就人类现代化新世界图景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增强“四个定力” 永葆先进本色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领导干部要“始终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指出,“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加强自我约束、提高免疫能力,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意蕴阐释

中国共产党在开启、推动和引领中国改革事业的进程中所凝练出的一系列深邃而独特的改革话语,绝非简单的实践映射或经验归纳,而是对改革实践内在规律的深刻洞察和对改革理论核心逻辑的精准表达,蕴含着深厚的思想意蕴。展开来讲,这种意蕴内在地包含于改革的整体进程、内在规律、基本原则和目标指向之中,外在地表现为求真务实、人民中心、平等追求、正义法治、敢闯敢试以及核心权威等突出特征。当前,深入剖析并准确解读这些改革话语,不仅有助于增强改革话语的科学性与合法性,强化其解释力与影响力,也有助于洞悉改革的本质规律与正确方向,从而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事业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属性特质及其维度展开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大成就,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擘画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最广泛”的特质从实施样态之维,揭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性体现于丰富的政治主体、全面的关涉领域、立体的时空架构;“最真实”的特质从实施过程之维,揭示其真实性体现于对旧有民主观念的合理扬弃、对党的民主成果的深化发展、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系统超越;“最管用”的特质从实施成果之维,揭示其管用性体现于推动政治主体与政治客体相统一、普遍共性与相异特性相统一、历史传承与创造转化相统一、人民幸福与人类进步相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使人类对民主的美好希冀变成现实,充分印证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试点的历史考察

试点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策略,也是中国共产党常用的方法论工具。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于试点的广泛运用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试点的运用是一个“三期”接续推进的历程。在实践中,试点的内涵逐渐丰富,试点的规范化、程序化程度得到显著提升,中国共产党的试点话语也逐步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试点的实践,既是一个央地互动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党的领导力在央地互动中进一步增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也在探索中开辟。先试先行的试点助力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践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试点在开拓创新中也逐步契合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创新诉求,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工具。

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文化主体性,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所具有的内在质的规定性,这构成其文化独特性质的内在根据。

青年“内卷文化”的批判性阐释及其应对之策

“内卷文化”是青年亚文化的新形态,其背后隐喻着社会转型的过程性阵痛,反映了部分青年过度竞争的生存境遇。大体而言,“内卷文化”的现实样态与危害隐忧主要表现为低效性精益求精下奋斗精神的消解、功利化目标导向下人际交往的变味、圈层式活动场域下思想认知的偏差、短视型竞争策略下个人发展的失衡。为有效应对“内卷文化”消极因素对青年成长成才的不良影响,应加强价值引领,形成“正视卷”的思想自觉;提高个人修为,练就“突破卷”的过硬本领;坚持协同发力,营造“良性卷”的社会氛围。

习近平关于网络空间主流思想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探析

网络空间主流思想舆论工作是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智能化、数字化的网络时代,习近平高度重视网络空间主流思想舆论工作,不断深化对网络空间主流思想舆论工作的认识,以问题为导向,阐释了网络空间主流思想舆论工作的战略意义、方针原则、主要内容和方法途径等,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深入探析习近平关于网络空间主流思想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有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主流思想舆论工作观,有利于把握网络空间主流思想舆论工作的意义和重点,营造良好网络舆论环境,进而为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思想保证和精神力量。

共同富裕视域下规范我国财富积累的机制与路径

财富观念是否契合生产状况,财富积累是否健康长效,财富分配是否公平合理,关涉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成败。马克思主义财富理论辨析为扫清财富积累认知障碍提供了参照,具有现实意义。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财富积累从形式上克服了单一化倾向,短期内高速实现了物质与精神财富、生态与生命财富集中化积累。但由于缺乏有效制度的规范,在财富积累过程中出现了诸如积累与分配非协调化,工资性与财产性收入贡献差异化,区域、城乡、个人财富差距显性化,高低收入群体财富积累速率分疏化,财富积累扩展度相对固定化,阻碍了共同富裕的推进。因此,坚持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增加财富积累,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保障财富积累,以完善税制结构规范财富积累,以崇高社会主义财富观念引导财富积累,成为规范财富积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作用研究

在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群团组织作为联结党和政府与社会的桥梁和纽带,发挥着夯实统战工作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拓展统战工作的基层覆盖面和实践纵深度、提高统战工作的群众满意度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作用,但有的仍然存在统战意识不强、工作方法单一、组织机制松散等问题。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在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作用,要提高群团组织的统战意识,增强做好统战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创新方式方法,激发统战工作新活力;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实现更加广泛的有效覆盖面;强化制度建设,完善机制运行,健全培训考核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实践及反思——基于H企业的个案考察

逆城镇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之一。乡村振兴背景下,受益于高度城镇化的溢出效应、乡村市场化的内生驱动、“公司+基地+农户+市场”的组织模式,H企业带动了人口、资金、技术、投资、消费的逆城镇化实践,整体上展现“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的实践逻辑。当代中国城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逆城镇化实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基于H企业的个案考察,可以发现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不是对工业化、城镇化、市民化的挑战与反叛,而是新型城镇化的调适与顺应,与主流城镇化战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生共存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母体之中,进而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数字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应然之境、现实境遇与发展路径

人类社会已步入数字时代,民主政治亦深受数字技术影响,但这种变化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视域。在数字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数字化发展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引领,从而科学合理地构想中国数字民主政治的应然之境。同时,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积极作用,正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使民主理想在与具体实践的不断调适中逐步化为现实,实现政治哲学与政治实践的辩证统一。进而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同时,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创造性转化与发展,加快构建符合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

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构建的政治逻辑

新时代统战工作呈现出社会化、互动化和组织化的政治特征,彰显增进人民团结、发展人民力量、治理人民国家的政治价值定位。基于实践经验与发展难点,从“党-政府-社会”结构关系的视角,审视统战工作过程,探索建立党领导的“一核多重”的统战工作体系。通过整合多空间、宽领域的统战要素,打造“立体式”的综合统战工作模式,建构三维机理,有助于推动和完善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

大学阶段,需需要怎样的“家校合作”

对于已经步人成年阶段的大学生而言,“给家长寄成绩单”还有必要吗?是否算一种有效且良好的沟通方式?大学还需不需要家校合作?如果需要,怎样的家校合作才是最适宜的,才能既充分尊重学生,又为学生学习成长切实提供帮助?一系列问题,有待家校双方共同探索解决。

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思维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文艺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从思维特色的角度,分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中涉及文艺发展定向、文艺功能定位、文艺发展路径和文艺实践规范中的战略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和底线思维。战略思维体现在文艺工作要在根植历史探求规律、着眼世界判断大势、立足现实谋划未来中整理规划;系统思维体现在文艺工作要在紧密联系人民群众、要为治国理政服务和要反映时代精神风貌中联动推进;辩证思维体现在文艺工作要充分考虑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满足功能与引领使命、学习借鉴与文化坚守以及创新创造与文艺传承的对立统一关系;底线思维体现在文艺工作应坚守社会价值底线、法治底线、爱国主义底线以及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底线。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思维特色,对于如何进一步深入把握新时代文艺工作规律,指导文艺工作更加科学健康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中国特色政治哲学构建

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秉承了政治哲学的历史传统,实现了对西方政治哲学的超越。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遵循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理路是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健康发展、提升其影响力的重要路径。因此,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提倡回归经典、直面现实、崇尚价值理性的学术品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是当前我国学术界面临的神圣使命。

以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以其深沉而持久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题,专章收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最新论述。这些重要论述与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相关章节内容一脉相承,以坚定文化自信为主线,依循“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方法路径,从内涵、来源、特质、目标及其价值等方面深刻阐明文化自信的理论蕴涵和实践要求,构成了有机统一的整体,为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饭圈”乱象及其意识形态批判

“饭圈”是当代青年追星的主要场域,然而,近几年来却乱象频出,一定程度上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饭圈”乱象与部分青年心理需求的外显与异化、资本增殖的天性与演绎、技术异化的存续与变迁以及西方谋求霸权的延续与拓展密不可分。“饭圈”乱象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主要表现为泛娱乐风气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严肃性、狂热式追星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封闭型群组阻滞主流意识形态的辐射性、匿名化交流淡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性、多维度渗透动摇主流意识形态的稳定性。治理“饭圈”乱象,应坚守正确导向,掌握主流意识形态在“饭圈”的话语权;坚持人民至上,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饭圈”的亲和力;讲好“大思政课”,扩大主流意识形态在“饭圈”的影响力;凝聚各方力量,打造协同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优质队伍;增强制度供给,推动“饭圈”乱象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

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历史逻辑与范式转化

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动态的变化性,即在不同的时代主题和实践任务之下展现出关于工业化发展道路不同的理论思考,彰显出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认知范式转化。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经历了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与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历史性出场、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主体自觉,以及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性转变三大历史阶段。当前,在新时代历史语境下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渊源,需要厘清毛泽东时代关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基本历程,其不仅关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原问题”,也关乎当前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时代价值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