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环境下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根基探究

新媒体环境下,社会虚拟化倾向日益显著。新媒体技术的广泛使用,不仅丰富了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与内容,也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及校园文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尝试以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进行思考的基本方法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部分原理、理论和学说为切入点,通过分析马克思异化理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来梳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根基,以期为新媒体环境下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理论支持。

新媒体对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

新媒体对艺术类大学生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及走访部分学生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发现新媒体对艺术类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思想产生了双重影响;不仅冲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地位,加大了对思想引领的难度,而且也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研究艺术类大学生特点及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基础上,探索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对策。

关于艺术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几点反思——以艺术人才培养为视角

艺术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和创新必须从反思艺术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这一根本问题着手.为实现我国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培养大批能够承担起文化传承创新职责的艺术人才乃当务之急,为此,艺术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改变当下共性有余而个性不足,以国家本位代替学生个人本位等现状,改变灌输性教育方式,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公民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于一体,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关怀和对学生个人成长的现实密切结合起来,从而实现艺术人才综合素质的全方位提升.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中的中国道路

随着生产力与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各民族间相互孤立与封闭的状态被相互依存所取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这种客观趋势。"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时代场域,中国道路通过对外开放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扩大对外经济文化交往积极回应世界历史进程;吸取资本主义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利用资本形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中国道路的伟大创新;把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与立足点,是中国道路始终秉持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

以人民为中心创新艺术类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丰富艺术院校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调动学校、家庭、学生各自的积极性,对学生的社会实践给予保障,推动艺术院校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发展。

国有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机理分析

政府近十余年以来动用四万多亿社会公共资金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国有商业银行事实上的国有性质及其寡头经营格局和巨额利差的存在,是国有商业银行履行应有社会责任的现实基础和前提。作为对改革成本支付者的一种利益补偿机制,国有商业银行应该承担起为社会公众提供令人满意的金融服务,以及通过向政府上缴红利的方式让社会各阶层共享银行业改革成果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由于有问题银行的负外部性,国有商业银行还要切实承担起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职责。国有商业银行应该主动将外生性道义责任压力转化为企业的内生性要求,转化为国有商业银行一种自觉、自愿和自律的责任行动。

休谟情感主义伦理学的道德哲学解读

在休谟的道德世界中,情感代替理性成为道德评判和道德原则的主宰,扭转了古代伦理学的理性思维,开启了自我的情感世界。休谟认为,道德的区别来源于情感,这种道德情感,对自我而言,实则是一种基于苦乐感而来的特殊情感。同时,借助于人性中共有的同情感,个体自我的道德情感与他人相互传递、产生共鸣,普遍的道德基础和原则得以确立。重新审视休谟理论的情感特质,不仅可以展现他对丰富和发展西方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做出的独特贡献,也能反思当下人们为解决现代道德危机所提出的"非此即彼"的僵固思维模式。

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建设的基本规律探析

合法性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或者政治体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合法性的关键在于执政党通过合法性资源来获取民众的支持。执政合法性资源有其独特的内涵和特征。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巩固、开发和培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实践意义。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按照合法性资源内在特点和演变特征,遵循执政合法性资源建设的基本规律,才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完成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

休谟情感主义德性论的现代转向

休谟情感主义德性论在西方德性伦理形态发展的历史演变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休谟这里,古希腊德性伦理传统开始发生细微而关键的三个现代转向,即德性品质的情感根源转向、规则意识转向和效用标准转向。这种转向不仅展现出近代以来人们伦理道德观念上的新变化和新发展,而且扭转了西方伦理学的发展方向,使古代德性伦理学转向了现代规范伦理学,同时也开辟出当代德性伦理形态发展的新视域和新天地。

伦理认同的现代形态及其发展路向

当前,道德冷漠、道德怨恨等社会现象的频繁讨论,使得"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认同问题成为现代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在现代道德哲学家的探究中,认同伦理思想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于一种现代社会新自我观的形成与盛行。而诸道德哲学家为之提出的解决方案虽异彩纷呈,但归纳起来主要源自两大思想传统即康德与黑格尔。在泰勒、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等代表性的现代认同理论形态的辩驳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如何对待形而上学这一问题的态度上的分歧,生发出伦理型认同与道德型认同方式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其实质展现出现代性道德难题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当前社会所需要的,到底是伦理优先还是道德优先?尽管辩驳仍在行进,但对于处在现实伦理生活场域中的道德自我来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过一种属人的精神生活,那么,对伦理认同问题的未来思考就必须舍弃非此即彼的对立式思维模式,开创一种有关"我们"的全新和解式思维模式,以此来迎接伦理道德发展的新世界。

目的论视域下西方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的嬗变——以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伦理学为学术资源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两位伦理学家的思想内容和理论体系,具有某种相似性,但却是"形似而神不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目的论观念与德性伦理天然结合,以善为纽带相遇在宇宙自然和人类生活之中。但在康德这里,目的论思维与德性论却呈现出变异改造的景象。于是,古希腊以来的德性传统在结构模式、价值根基、幸福追求等多方面发生了嬗变,一种以善为最高价值追求的德性伦理形态渐渐退隐,逐渐让位于一种以应当为至上目标的规范伦理形态,悄然改变了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的发展样态和行进轨迹。

马克思的自然观:深刻意蕴与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从主体或人的方面考察现实的自然界,把自然界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因而具有深刻的主体意蕴、实践意蕴;马克思的自然观坚持历史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从更为深刻的社会关系层面来把握人与自然关系,因而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意蕴;马克思的自然观在总体上并没有为当今时代所超越,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在理论上,它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实践中,它还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正确的方向。

如何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论中国道路的总依据

认清国情,乃是认清和解决一切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的基本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年来国际上唱空或"唱多"中国之声不绝于耳,让人目不暇接。如何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本文观点,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依然是中国的最大国情。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既非否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亦非妄自菲薄,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我们要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更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不动摇。

教育中的“教”和“育”

我们通常把＂教育＂作为一个词使用,其实,它包含＂教＂和＂育＂两重内涵。它们是教育活动的一体两面,＂教＂是＂育＂的基础和手段,＂育＂是＂教＂的目的和归宿。教育活动的根本在于通过＂教＂的过程促进＂育＂的进行,即培养具有独特个性和精神人格,以及反思、批判和创造能力的个体,最终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艺术院校人文素质教育创新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艺术创作必须以人文素养为基础,以人文精神为支撑。而人文精神不能由"教"来获得,需要靠"育"来濡染。因此,培育艺术人才的人文精神,重在营造一种有利于艺术人才成长的人文环境和氛围。为此,应加强艺术院校与政府、社会、综合类大学以及兄弟院校之间的合作,积极推进资源共享、学分互认、互聘教师以及作家、艺术家驻校制度的实施。

中国道路的独特魅力及其世界意义

中国道路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有益启示在于实事求是,各国应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道路所彰显的强大经济实力带来的国际影响力已经大大超越中国道路理论本身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学者还未能提供关于中国道路整体性的学理支撑,争夺中国道路的话语权,提升中国道路的软实力依然任重而道远。

西方德性论道德形态的精神哲学阐释

西方德性论丰富多彩、风格各异的多元理解样态,构成德性论发展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以一种形态学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来总体考察德性论,更能发觉德性伦理精神自我发展和演变的内在有机生命及其所形成的道德形态气质。在道德世界中,德性论存在的全部努力在于面对道德世界的基本问题,将自然形态的个体自我提升为道德形态的主体存在,和谐地解决道德与自然或幸福之间的现实同一。然而,不管是对于亚里士多德式抑或康德式的德性主体来说,这都是一项永远有待完成的道德任务。

西方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之辩

在西方伦理学发展史上,德性论自身不仅出现了以德性范畴为核心概念的六种理解范式,而且形成了四种具有代表性的道德哲学形态,即目的论形态、情感主义形态、理性主义形态和历史主义形态。西方德性论诸道德哲学形态之间的演变,不仅昭示出其自身理论范式之间的转换,更映射出人类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认知变迁;而人类的德性行动始终在伦理与道德、社会群体与个体自我之间摇摆与徘徊,或许则是造成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不断演化的学理根源和现实根源。

科学发展观与责任政府建设：一种内在逻辑的学理阐释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对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批判、反思和超越,它也内蕴着实现人的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等价值目标;而责任政府的本质契合了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诉求,更为重要的是,责任政府有助于消解当下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科学发展观与责任政府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逻辑关系,要深入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加强我国责任政府建设。

马克思自然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出场路径

在当代的生态反思中,马克思的自然观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出场路径,一种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属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范畴,因而在根本上是反生态的,另外一种则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内在地包含着生态思想。这两种出场路径都面临着一些理论困难,对马克思自然观的反生态批评因缺少严整的理论基础而难以自圆其说,直接根据文本来分析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意蕴过于牵强,对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学建构,因其对理论进行修正与重新诠释而始终存在一定的风险。马克思自然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正确的出场路径是将其作为科学的理论底板,唯有如此,才能对各种生态主张的真伪加以甄别,揭示出当代生态危机深层次的社会根源,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