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共治的合法性困境及其政策调适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共治是社会组织以独立、专业、平等的主体身份协同其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从而实现治理效果"帕累托最优"的一种治理模式。但由于传统治理格局的束缚和治理文化、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影响,社会组织共治在实践中面临来自结构、制度、能力以及伦理等方面的合法性困境。应对这种合法性困境,不仅是破解当下社会治理难题的现实需要,也是打造新时代我国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必由之路。为此,应采取"顶层设计"和"具体制度变革"相结合的制度安排,保障社会组织共治主体资格,拓展社会组织共治制度空间,提升社会组织共治能力,规范社会组织共治行为,破解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共治的合法性困境。

论“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我国残疾人政策的时代转向

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为适应新时代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新目标和新要求,中国残疾人政策必须实现全面转向:在理念上,从"他者"转向"以残疾人为中心";在目标上,从"物质生活"转向"美好生活";在水平上,从"保基本"转向"适度保障";在重心上,从"就业"转向"康复";在体系上,从"碎片化"转向"系统化";在评估上,从"技治主义"转向"获得感";在供给上,从"单一政府"转向"社会化";在定位上,从"国际模式"转向"中国方案",进而构建"以残疾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可持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残疾人政策体系。

有限性与有效性:基层社会治理中传统乡规民约价值的扬弃与再造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传统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仅承担着政府"有形之手"的治理功能,而且发挥着市场"无形之手"规范引导与"第三方力量"组织协调的重要功能,是维护乡土社会良序美俗和社会稳定的"地方法"。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城镇化发展的不断加速和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加快,传统乡规民约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合法性不足、治理效果日渐式微、手段单一落后、治理效果不具通约性等现实困境和治理限度,严重阻碍了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价值与功能的发挥。为此,扬弃和再造传统乡规民约,推动乡规民约与时代精神、法律规范、基层自治和政府治理等现代治理文明有效衔接,积极回应当下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变化,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传统乡规民约的价值

近年来,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命题的提出进一步凸显了乡规民约这一“软法”在弥合现代民主法治理念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之间的内在张力及维护基层社会稳定、推动我国新农村建设方面的独特价值和优势。但是乡规民约的社会治理价值是由其长期赖以生存的乡土社会中特定的文化、伦理和惯习决定的,具有地方性基因特质,其基层社会治理价值不具有可复制性和区域通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