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后并发症危险因素的列线图模型的建立

目的探究保留左结肠动脉或直肠上动脉的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后≥Ⅱ级并发症发生的危险因素,以期早发现,早处理术后并发症,改善预后。方法收集2018年1月至2020年10月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鼓楼医院胃肠外科结直肠专业组接受保留肠系膜下动脉分支血管的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的18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Clavien-Dindo分级系统对术后并发症进行分级,通过t检验、秩和检验或卡方检验对≥Ⅱ级术后并发症的危险因素进行统计学分析,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Ⅱ级术后并发症的潜在危险因素,并建立列线图模型。评价模型的区分度,内部验证运用Bootstrap法评价模型的符合度,并绘制校准曲线。采用DCA曲线验证模型的临床获益度。结果共计37例(20.6%)患者发生≥Ⅱ级术后并发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术后3 d CRP≥83.6 mg/L”(OR=3.036,P=0.007),“高龄”(OR=1.038,P=0.058)和“有糖尿病”(OR=2.337,P=0.052)是术后≥Ⅱ级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以此建立的列线图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和校准度。结论基于3个独立危险因素的列线图模型对保留左结肠动脉或直肠上动脉的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后≥Ⅱ级并发症有较好的预测性能,具备一定的临床推广和参考价值。

临床少见的小肠间质瘤误诊原因分析(附二例报告)

目的提高对小肠间质瘤（small 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IST）的认识,减少误诊。方法回顾性分析2例SIST误诊病例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2013年1月—2014年10月南京鼓楼医院胃肠外科共确诊SIST 13例,其中误诊2例,误诊率15.38%。例1以右侧腹痛伴发热入院,结合查体及CT检查报告诊断阑尾周围脓肿,手术切除脓肿及部分小肠,术后病理诊断为SISTⅣB（T4N0c M0）期,基因检测示为c-kit野生型。例2以排便困难伴下腹部坠胀入院,CT及MRI检查提示盆腔占位性病变,手术探查发现肿瘤来自小肠中段,坠入盆腔并与周围组织浸润粘连,行小肠肿瘤切除术,术后病理诊断为SISTⅢB（T3N0c M0）期,基因检测示c-kit第13外显子、PDGFRA第18外显子突变。术后均未予放化疗及分子靶向药物治疗,随访4～5个月,均未复发转移。结论 SIST临床表现无特异性,误诊率较高。对于有消化道出血、贫血等症状,影像学提示肠道来源可能的盆腹部占位性病变,或由此引起的急腹症患者,需考虑胃肠道间质瘤可能,及时手术探查并行病理检查是避免误诊的重要措施。

癌性恶液质与肠道微生物群的相关研究进展

癌性恶液质是一种多因素的慢性消耗性代谢综合征,以体重的非计划性下降、局部或系统性炎症、骨骼肌进行性萎缩等为特征,严重地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也是肿瘤患者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癌性恶液质的发病机制复杂,随着人们对癌性恶液质发病机制开始重视,近年来已有许多研究证明了肠道微生物群与癌性恶液质之间存在着潜在联系,骨骼肌-肠道轴、微生物群-肠道-脑轴可能参与其中。针对两者间的潜在联系所采用的益生菌和益生元治疗方法已经在动物模型上被证明是可行的,而通过粪菌移植改善肠道微生物群,也是具有潜力的治疗癌性恶液质的治疗方法。在本文中,我们就肠道微生物群与癌性恶液质的不同发病机制间的联系,以及针对肠道微生物群的不同治疗方法展开论述,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可能是治疗癌性恶液质的治疗靶点。最后,我们探讨了该领域目前存在的不足,以及发展前景,有望通过进一步的研究阐述肠道微生物群与癌性恶液质之间的具体关系,并提供更有效地治疗建议。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与手术治疗未分化型早期胃癌疗效的Meta分析

目的通过Meta分析的方法比较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和手术治疗未分化型早期胃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检索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中国知网(CNKI)、维普数据库、万方数据等数据库,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21年5月。本研究对所纳入文献的方法学质量采用非随机性的研究偏倚风险评估工具(RoBANS)进行评估,采用RevMan5.3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本研究最终纳入了8项研究,有748名和1567名参与者分别接受了ESD治疗和手术治疗。手术组患者总生存率高于ESD组(P=0.01),与手术组相比,ESD组有较高的复发率(P<0.00001)和较低的完全切除率(P<0.00001)。两组之间不良事件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6)。结论对于满足扩大适应证的未分化型早期胃癌患者,需要谨慎选择ESD的治疗方案,严格按治愈标准评估患者,并对术后病理判定超适应证的患者,应考虑追加外科手术治疗。

预测腹腔镜中低位直肠癌术后并发症危险因素的列线图模型的建立

目的探究腹腔镜中低位直肠癌术后并发症发生的危险因素,以此建立列线图模型并进行内验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19年10月接受腹腔镜直肠癌切除术的172例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Clavien-Dindo分级系统对术后并发症进行分级,采用SPSS(版本20.0)软件通过T检验、秩和检验及卡方检验对≥Ⅱ级术后并发症的危险因素进行统计学分析,经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Ⅱ级术后并发症的潜在危险因素,采用R软件(版本4.0.2)建立列线图模型。评价模型的区分度,内部验证运用Bootstrap法评价模型的符合度,并绘制校准曲线。采用DCA曲线验证模型的临床获益度。结果共计54例(31.4%)患者发生≥Ⅱ级术后并发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术后3 d CRP≥88.6 mg/L”(OR=3.371,P=0.001),“高龄”(OR=1.070,P=0.000)和“有造口”(OR=3.192,P=0.006)是导致术后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以此建立的列线图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和校准度。结论基于3个独立危险因素的列线图模型对腹腔镜直肠癌术后并发症有较好的预测性能,具备一定的临床推广和参考价值。

四种特殊类型胃癌的诊治进展

胃癌除了常见的组织学类型之外,尚可见到一些特殊组织学类型和临床病理特征的病例,如神经内分泌癌、肝样腺癌、淋巴上皮瘤样癌、遗传性弥漫性胃癌等,因其具有特殊的诊治措施及预后,临床工作中我们应予重视.本文就上述四种特殊类型胃癌的诊断、治疗及预后临床进展进行综述.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辅激活因子1α调控结肠癌细胞转移和抗失巢凋亡的作用

目的 探讨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辅激活因子1α（PGC－1α）在结肠癌转移中的作用及其作用机制。方法 PGC－1α短发夹RNA慢病毒转染结肠癌细胞LoVo，构建稳定表达细胞株。CCK－8增殖实验检测PGC－1α对细胞增殖的影响，Transwell实验检测PGC－1α对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Western blot检测上皮间质转化标记物的表达水平。结果 下调PGC－1α的表达后，LoVo细胞和阴性对照组的迁移细胞数分别为（74.4 ± 4.5）个和（31.4 ± 3.8）个，侵袭细胞数分别为（55.0± 7.7）个和（17.6 ± 5.0）个，失巢凋亡细胞所占比例分别为（32.3±4.3）%和（54.3±4.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下调PGC－1α的表达对细胞的增殖能力无显著影响。抑制PGC－1α的表达后，结肠癌细胞中E－cadherin的表达上调，而vimentin的表达下调，细胞向上皮表型转化。诱导细胞失巢后，PGC－1α的表达上调，参与促进上皮间质转化。结肠癌组织中PGC－1α的表达高于癌旁组织，且癌边缘组织中PGC－1α的表达高于癌中心组织。结论 PGC－1α是结肠癌转移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可能通过调控上皮间质转化促进结肠癌细胞侵袭、抗失巢凋亡。

苦地愈疡汤保留灌肠辅助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大肠湿热证40例临床观察

目的观察苦地愈疡汤保留灌肠辅助治疗溃疡性结肠炎(UC)大肠湿热证的临床疗效。方法将80例UC大肠湿热证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40例。对照组采用西医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方法的基础上联合苦地愈疡汤保留灌肠治疗。2组均以15 d为1个疗程,3个疗程后比较2组治疗前后的中医证候评分、Baron内镜评分、Geboes指数评分,以及白细胞介素(IL)-6、IL-1β、肿瘤坏死因子(TNF)-α、IL-4、IL-10、酪氨酸激酶2(JAK2)、信号传导转录激活因子3(STAT3)水平。结果治疗后2组中医证候评分、Baron内镜评分、Geboes指数评分及IL-6、IL-1β、TNF-α、JAK2、STAT3水平明显降低,IL-4、IL-10水平明显升高,与同组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组各项指标改善更明显,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苦地愈疡汤保留灌肠辅助治疗UC大肠湿热证可有效减轻机体的炎症反应,并通过JAK2/STAT3信号通路起调控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