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灭亡文化因素的思考

对于元朝败亡的原因,前人多从民族和阶级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梳理前人研究成果,从文化的角度对元朝灭亡的原因进行考察.文章认为,由于元朝的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的特点,蒙古统治者采用“普遍性君主”式的统治模式,与汉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由于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的疏离,导致其在元末战争期间不能有效应对汉人起事者的挑战.文化因素是导致元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空语类理论和汉语空语类的辨识与指称研究

空语类的分布和解读受制于各种不同的规则,但规则的交互作用导致某些空位置不能接受语言理论允许的任何空语类,因此我们得承认某些空位置是连空语类都不存在的。这种空位置(真空位)的分布和解读的研究能使我们对文献中汉语空语类的几个主要分析法所遗留的问题提出比较妥帖的解决办法,从而对语法和语用如何影响空成分的解读能有进一步的了解。

长城抗战与二十九军大刀神威再审视

1933年3月12日,在长城抗战喜峰口战役中,国民革命军第29军500名大刀队员夜袭敌营获得成功,鼓舞了民族士气,凝聚了国人构建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与情感需求,以及对民族危亡的焦虑,夹杂着对传统刀文化渴求,对男性气概的性别想象。大刀神威的形成离不开鼓舞士气的政治需要和媒体塑造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冲击以及反抗日军侵略的背景下,国人处于对传统的眷恋与对民族独立和现代性的追求之中,努力尝试重建民族自信的强烈愿望与要求。正是因为现实困惑与美好愿景并存的境域,促使大刀神威一经形成便迅速传播,同时也引发了某些质疑大刀神威的声音。

求新求进，前途无量

我谨代表无法出席盛会的《语言科学》海外编委，国际中国语言学会，热烈恭贺“当代语言科学创新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语言科学》创刊十周年庆典”的召开!

从郑和宗教信仰争议看明帝国对西洋诸国的态度

郑和率领舰队七下西洋，是15世纪初期中国及世界上的一件大事。舰队远至中东、东非，促进了中国文明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影响至为深远。但在郑和及其远洋事业的研究方面，学界对一些重大核心问题仍是众说纷纭。其中一例即是郑和的信仰问题。目前关于此问题主要有三种意见：信仰伊斯兰教说，信仰佛教说及信仰道教说。由于各种观点均能找到相关史料佐证，因此学者们对这些问题一直不能形成统一的意见。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各种观点，结合对《布施锡兰山寺碑》的考察，对以往郑和信仰研究的方法论进行质疑。本文认为，各种史料，尤其是涉海碑刻，对郑和到不同宗教场所进行祭祀活动的记载，不能反映郑和本人的信仰状况。这些活动主要反映了明帝国对西洋及南洋诸国的态度，即明帝国皇帝试图成为南洋和西洋诸国超越宗教和文化的普遍性君主。普遍性君主的概念来自西方对于亚历山大大帝等古代帝王的研究，认为他们的身份超越某一种特定的宗教或文化，在各种不同的宗教文化中显示出不同的形象，以增强自身的统治合法性。郑和作为成祖皇帝的代表，试图在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甚至印度教的文化中扮演角色，以增强中华帝国在海外诸国中的影响力。本文还提示，明帝国推行所谓“普遍性君主”式的统治方式，来源自蒙古帝国的影响。

试论横店影视城影视旅游消费中的图像迷恋现象

横店影视城中的影视旅游消费围绕着“图像迷恋”展开。“图像迷恋”是游客对于影视城景观的图像以及游客自身的“仿像”的迷恋,这种迷恋主要体现在游客对影视城中的仿拟时空消费、饮食消费以及微电影体验消费三方面。图像迷恋造就了影视城中现实与虚拟杂糅一体的消费体验,也常常暗示着影视旅游中现实价值的迷失、对阶层跨越的想象以及对浸入式旅游体验的探索。

自然环境与空间叙事中的“家”:万玛才旦与松太加电影中的家园情怀和性别意识

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和松太加的影片整体呈现出本地化、日常化、去奇观化的特质。在“去奇观”的同时,自然景观依然在他们的电影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对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兼具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色彩的刻画,万玛才旦与松太加将奇观式表达转向了对家园情怀与精神世界的探索。随着空间叙事的展开,家园的概念被不断重构,最终指向自我与他者、人性与神性,以及人、动物、自然基于“有生性”的合一。家园的概念离不开性别伦理。当女性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家园”的意义也随着家庭内外空间的切换而变化。在万玛才旦与松太加的影片中,女性角色呈现出神秘性、传统性、叛逆性并存的整体形象,突出了两性关系的变化以及传统家庭观念的松解。

佛教戏曲《归元镜》版本源流考

僧智达所撰佛教戏曲《归元镜》自清初至今流传甚广,为考察中国戏剧与佛教的多元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个案。《归元镜》版本非常丰富,学界对其研究尚不够充分。本文通过实地访书,发现了数种以往未见著录的《归元镜》版本,梳理了清刊本的两种系统;考证杭州昭庆寺本为晚清刊印本,反映了当时浙江各地佛寺合作刊刻经籍的现象;并考订出乾隆四十九年北京龙王庙本有宫廷大戏化的改编痕迹。以版本考辨为基础,本文探讨了《归元镜》宗教性与世俗性兼具的双重文体特质。

《庄子》中的自我:概念隐喻分析与比较思维

就其起源而言,语言产生于人类心理最原始状态的时期。当我们意识到语言形而上学最基本的假设即'理性'时,我们就陷入了严重的盲目崇拜之中。正因为如此,我们处处看到行为和行为者;相信可作为普遍原因的意志;相信'自我',相信作为存在的'自我',相信作为实体的'自我',并且将这种'自我—实体'信仰延伸到所有事物——并凭借此创造出'物'的概念……语言中的'理性'。

“莫道夫妻难成佛”:晚明杭州尼僧袾锦俗文学传记考

袾锦是晚明高僧袾宏在俗之妻,继夫剃度后亦皈依佛门,晚年住持杭州孝义庵。清初至民国出现了多种关于二人的俗文学传记,包括传奇、话本、弹词、宝卷等文体。这些作品赋予了袾锦鲜活的声音,将她与袾宏塑造为超越俗世婚姻的精神伴侣,展现了民间对高僧高尼夫妇修行成佛的想象。考察俗文学对袾锦形象的重塑,可为探讨佛教与婚姻之关系以及宗教文学中性别呈现提供新视角。

声调语言中重音和焦点标记作用的变异:来自汉语[数+量+的+名]结构的证据（英文）

现有文献对普通话中Num+Cl+de+NP结构的表达里在何种条件下量词后出现de('的')存有分歧。网上搜到的数据和在很多相关著作中概括的相矛盾。通过调查说台湾'国语'的人和说普通话的人,了解他们对名词词组Num+Cl+de+NP的可接受性。Num+Cl的表达表示阅读的数量(与'阅读的性质'相对应)。调查表明,这样的分歧可能是由于方言的差异造成的。不管哪种量词类型,说台湾'国语'的人比说普通话的人更容易接受de用于后置量词中。研究表明,此类方言上的差异通过分析是可以预知的。在分析中,我们把de的出现当作一种语音措辞策略,来集中反映名词词组的数量。汉语各种方言,由于重音扮演角色的不同,应用策略也有所差异(韵律强弱对比)。

屠隆杂著《鸿苞》成书与传播考

晚明出版文化繁荣,三教思想盛行,很多文人著书谈论三教性理,屠隆杂著《鸿苞》即其典型。《鸿苞》的成书是从《广桑子》开始的累积性过程,贯穿了屠隆中晚年的林居生涯,与他的佛道修行及社交网络密切相关。《鸿苞》在屠隆生前未付梓,而从晚明到晚清,它被基于不同立场的刊刻者、藏书家、编选者等品评、剪裁与重塑。《鸿苞》写作与流传中受到的质疑与批判,展示了三教思想的多声部与争议性。其文本生成过程中作者自塑与后人他塑的错位,体现了受众的能动性与书籍阅读方式的多样性,折射出明清时期思想变迁中的多元面向。检视《鸿苞》的成书与传播,有助于考察晚明文人心态,并为沟通书籍史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样本。

不息的震颤:论二十世纪诗歌的一个主题

本文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系列关于声音,或者涉及到对声音的体验的诗歌为主要分析对象。作者认为现代新诗一开始便具有的"狂叫"和"呐喊"的主题,是"呼喊的诗歌"的前奏,也与新诗中以个人视觉为主要审美经验方式的传统形成张力。通过对抗战时期大量出现的"呼喊的诗歌"的具体解读,讨论诗人对声音的表现,以及这类诗歌所揭示的主体经验和对音响暴力的抵抗。作者进一步指出,关于声音的诗歌是重构中国现代听觉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这样一个历史经验的焦点正是个体主体与象征秩序的相互召唤。

万物之道

《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作者：（德）雷德侯译者：张总等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时间：2005年12月《万物》一书,单凭书名便足见其雄心,似是要将＂物＂、而且是尽可能多而全之＂物＂尽收其中,进行一番规模宏大之探讨。

释《封神演义》中的“接火天君”刘环

三年前，笔者发表拙文《也论祆神与火神之融合》（《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3期），论证《封神演义》中所记火神罗宣，来自中亚祆教中的战神兼风神Weshparkar。笔者所据有三：第一，《封神演义》所记罗宣有两种法像，

晚明文人屠隆的佛道修行与写作转型

文道关系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命题,学界较为重视古文家与理学家基于儒学立场的文道论。晚明很多文士热衷佛老,所谈之“道”涵盖三教,并往往面临修行与著述之间的矛盾。复古派“末五子”之一的屠隆,兼具文士与道民的双重身份,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探索不同策略,以化解文道相持的困境。中岁修行以来,屠隆自觉地从雕虫之作向论道之文转型,并借文道合一论与性灵说,为自身书写的正当性作辩护。他反复自省与忏悔的写作状态本身,也构成修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晚年他撰写传奇与清言作为阐扬三教的新媒介,以游戏笔墨消解文辞焦虑。厘清屠隆写作转型与佛道修行的关联,既是探讨文道关系的新视角,也可为研究文人心态及理解性灵论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