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的理念、路径与方法——南开大学王立新教授访谈录

本文是对南开大学王立新教授进行的一次学术访谈,涉及希伯来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研究的理念、路径、方法和学术研究心得等方面的话题。王立新教授认为,古代希伯来文学研究的四重视野,即语言形式、文化影响、神权观念和现代诗学对外国文学研究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外国文学研究既要考查文本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还要强调以审美的眼光进入具体的文本探讨,坚持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统一、“客观性”与“建构性”的统一以及历史考察与诗学叙事的统一。此外,王立新教授还就文学如何在深层文化结构中再现民族精神和物质生活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如何影响外国文学研究以及外国文学研究中如何实现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并重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在线教学的思考——兼谈南开大学“大学语文”在线课程建设

南开大学"大学语文"课程在线教学实施多年,与课堂教学配合紧密,深化课堂教学、推动自主学习、改革评测体系,开发出一套有特色的在线教学软件与教学模式。此系列软件与教学模式,不仅适用于大学语文课程,对于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其他课程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英汉双语教学”跟“国家汉语战略”矛盾——语言学家、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马庆株教授访谈录

近年来 ,关于汉语发展和汉语教育 ,有几个话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例如 ,“读经书中的语言教育观念问题” ,“语文教材改革中的语言现代化问题” ,“学术语言文言化倾向问题” ,“汉字和汉语拼音协调发展问题” ,“英语和汉语的双语教学问题”等等。随着 2 0 0 4年底“国家汉语战略”浮出水面 ,怎样处理汉语和外语、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 ,怎样处理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普通话汉语和方言汉语等关系问题 ,即将成为热门话题 ,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国家汉语战略”实施的成效 ,也直接关系到汉语研究的方向和汉语本身发展的方向 ,可以说是中国语言规划和我们民族发展的一件大事。本刊一直密切关注这些问题 ,曾经刊发过数篇相关文章。鉴于诸多精辟言论分散在各种图书、报刊以及网络 ,不利于讨论的集中、深化和问题的及时澄清 ,从这期起 ,我们开辟了“焦点论坛”栏目 ,本着关心民族大计之旨要 ,开展讨论与争鸣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本期首发彭泽润教授与马庆株教授的访谈录作为开篇。对马先生的观点无论赞成还是反对的稿件 。

“内外结合”的有机整体观--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王立新教授访谈

文章是对南开大学文学院王立新教授的访谈,涉及希伯来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方法、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及青年教师成长方面的话题。王立新教授认为,希伯来文学研究与通常所说的圣经文学研究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为一个研究领域,前者需要在希伯来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语境中展开,后者一般则被置于基督教历史文化的论域中进行。在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上,他认同"内外结合"的研究方法,反对将文学研究作为普泛式的文化研究,坚持文学既拥有自身的疆界,又是在一定的时代精神、历史文化土壤中产生,需要在跨学科视域中予以深入讨论的基本立场,主张以形式诗学与文化诗学有机结合的批评方法,在有效认识文学文本的艺术世界如何被建构的基础上合乎逻辑地揭示其丰富的文化意蕴。关于外国文学史,他主张要更重视世界文学发展过程中东西方文学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书写,更要注意打破以往东西方文学二分的认识模式,并且要警惕将文学研究变为某种文化批评理论的注脚。

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行为及受众研究——以“南开大学团委”为例

选取"南开大学团委"公众号的发布行为及受众为研究对象,从公众号发布内容的传播效果入手,研究用户群体特征以及有特点、有规律性的发布行为对用户产生的影响。

“新知培养转深沉”——辅仁大学中国现代文学教育实践(1928-1942)初探

作为中国现代最为重要的公教大学,辅仁大学的中国文学教育以中西会通的古典研究为主轴。不过,出于在华公教涵容白话文的悠久传统,该校亦非常重视“现代文学”的教育,至迟在1928年6月就将其纳入教学计划,可谓得时代风气之先。秉持“发扬中国固有之文化”的办学宗旨,辅仁大学将“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视作“阐发文明”的重要方式,进而在挪用和改写“五四新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国学研究的方法治现代文学的独特面向。藉此“旧学商量加邃密”的严谨学风,以及公教大学特有的世界视野和德性关怀,辅仁大学的现代文学教育与创作相得益彰,形塑了一个“引起精神上升运动”的文学空间,不仅为广大师生度过日伪统治下的幽暗时光提供了精神上的庇护,也使该校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教育“新知培养转深沉”的重要场域。考掘和排比有关辅仁大学中国现代文学教育实践的基础史料,不仅可以重审在华公教的在地化脉络,更可为探寻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态与变化找到新的路径。

为什么是知识史?——《什么是知识史》与文学知识研究的反思

彼得·伯克的《什么是知识史》凸显了知识史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身份,对于国内文学研究领域的知识研究而言有一定的新颖性和异质性。后者起源于时代转折和文化碰撞,具有高度的知识社会学色彩和低度的知识社会学理论需求这两大特点。如今,这种理论的缺失已经成为问题,知识史研究有可能成为反思这一问题的入口。

魏之琇《岭云诗钞》考——兼论乾嘉时期的杭州文人与文学

《岭云诗钞》乃鲍廷博之友魏之琇之诗词别集,是目前可见的鲍廷博最早的刻书成就。魏之琇去世后,鲍廷博又同胡涛、项墉将魏之琇生前诗词手稿汇刻为《柳洲遗稿》一卷以告慰亡友。今所见《岭云诗钞》与《柳洲遗稿》所载内容几无重合之处,通过梳理两书刊刻流传过程,集中诗歌风格及具体内容,厘清鲍、胡、项、魏等人交游始末,可窥清中期杭州中下层文士交游、结社风气及其对文人创作的影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学讲义集中出版现象概说——以中文学科为中心

教员编发讲义在民国大学非常普遍,这些讲义经过教学实践的反复打磨日渐精湛,成为最具出版潜质的学术稿本。经民初十余年的积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些讲义以多种形式集中出版,构成近代出版史上独特的大学讲义出版高潮。本文从出版史与学科史、教育史结合的角度,以中文学科为中心,通过史料钩沉和文献整理对讲义集中出版现象作一呈现,考察民国出版业对我国现代学术发展积极作用的同时,为研究近代出版与近代教育的复杂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途径。

历史的“观念”、“叙述”与接受反映——从大学课堂教学看“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撰问题

作为'二级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个分支,'中国当代文学'无疑会因其开放性而成为一门最具活力同时又最不稳定的学科。虽然,对于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

知识分子的结构性困境——在“南开文学名家讲坛”上的发言

今天，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地邀请到阎真做客“南开文学名家讲坛”。我听阎真当面阐述他的小说，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事情。读《沧浪之水》《活着之上》，也听一听作者是怎么说的，这对于我这样一个喜欢这两部小说的人来说，仿佛又跟书里面隐藏的作者进行了一次奇妙的对话。对于阎真的到来，我也表示感谢!

“处在痛苦中的享乐”——网络文学中作为“圣状”的爽感

所谓“爽”,不止于生活欲望的“想象性满足”,还构造了欲望之“现实性匮乏”的寓言。“爽”不是平常的欢乐,而是沉溺性的“强制性快乐”。在这里,“爽”即“不爽”,“爽”是“不爽”的匮乏性在场,它不是单纯愿望、欲望的满足快感,而是拉康所论及的“处在痛苦中的快乐”。现实(象征界&想象界)对“爽”实施着巧妙的驱逐计划;同时,“爽”却对现实进行顽强的“去势”行动。由此,“爽”成为享乐沉溺的“圣状”:它看似只提供快感满足,却潜藏了对于创伤的重述;因为潜藏了对于创伤的重述,所以,才会以异常疯狂的想象力来激扬“爽感”。

以艺见道与“雅人深致”——沈曾植书画文学要义

中国社会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始于晚清民初,如何在世事板荡中保持一份“雅人深致”,乃当时“同光体”诗人沈曾植念兹在兹的文艺宗旨。他提出的通“三关”之说,所标榜的“雅致”,既是宋诗派的创作取向,又是作者个性意识、学问路径与文化修养的表现,并在以艺见道的书画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充分彰显。道乃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精神所系,作为体现作者胸襟、气韵和风度的“雅人深致”,沈增植的书画题咏蕴含着历经沧桑的深沉情感,以及遭遇劫难时士志于道的文化坚守。

释灵耀《随缘集》的宗教与文学世界——兼论明清释家别集整理的意义与价值

释灵耀的《随缘集》具有极高的佛教史、思想史、文学史价值,也是考察其生平的第一手资料。通过细致考察其若干文本,对了解当时佛门状况以及僧人创作的实际情况有重要意义。释灵耀的《莲花赋》等作品,即使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杰作。但释家别集的整理工作相当繁难,思想、文字等许多方面存在诸多障碍,必须认真对待。

元代文学研究的又一力作——评任红敏《元代文坛格局与走向研究》

任红敏于2022年12月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元代文坛格局与走向研究》,对一代文学格局与走向的把握,比写一代文学史难度更大,是对元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元代文学多元融合,包容大气,作者抓住元代文学作家队伍的多元、地域的多元、文化的多元等方面研究元代文坛格局。另外,从诗、文、词、曲、小说等文体论述元代文体格局。

孙昌武先生对宋后佛教文学研究的杰出贡献

孙昌武先生的治学路径是由处于中国历史“核心”与“中心”位置的唐代入手,向两端辐射,前达上古,后至近代,上下贯通,由文学延伸到文化,复由文化返归于文学,既有整体宏观上的高瞻远瞩,亦有局部细节处的钩隐抉微,形成贯通古今、纵横交错的博大学术体系。他对于宋代之后千年间佛教文学的研究是构建其中国佛教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果对于深化宋代文学史、思想史等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新文学课程在民国大学开设的时间问题及其他——兼与张传敏等人商榷

回溯现代文学学科史，近年来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有关新文学课程的问题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新文学课程在民国大学的开设时间，不仅仅关乎新文学进入大学教学的确切时间点，而且关乎新文学与文学教育的互动、大学文学教学方式的变革等诸多问题。

我们现在怎样做文学符号学研究:从赵宪章的文图理论说起

赵宪章的专著《文学图像论》为国内文学符号学研究树立了典范,在方法论上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文学图像论既是文学符号学自身学理逻辑的合理发展,又是对21世纪“文学与图像”现实的有力回应。图像学视角的引入给文学符号学研究带来了诸多新质、新解。《文学图像论》更新了对语言符号性质与功能的认识,提供了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新解,从语图关系的角度重新界定文学,开辟了文学符号学研究的新领域。《文学图像论》倡导从中国文学艺术实践出发以事实说话、用现象展示的“新实学”,理性与科学精神是其重要特点。

鲁迅、赵树理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进程

鲁迅和赵树理分别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领军人物,但二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都扮演了克里斯玛的形象。鲁迅是创世性的文化英雄,使得陷入困境的文化重新恢复了活力和创造性;赵树理是道德恒守者,弥合了传统美德和现代美德之间的罅隙。这种差异是源自于二人写作重心的差异,鲁迅坚持作者重心型写作,赵树理则恪守读者重心型写作。

大学教育视域下的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出版

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是民国“大学丛书”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部,对推动“教科书国化”产生了积极作用。作为大学教学用书,大学教育情况无疑是考察“大学丛书”出版和使用情况的重要角度。以国文系教学活动和讲义出版为参照,不难发现“大学丛书”的编辑出版离不开与大学的合作,而选科制的推行、已有所积淀的教学传统、各出版社之间的竞争等都对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的推广和使用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虽然仅是一系的情况,但这为我们考察“大学丛书”的实际影响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上的借鉴,也对已有研究结论有一定的补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