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强制措施研究

行政强制措施是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诉具体行政行为之一,也是我国行政强制立法过程中遇到的重要问题。在我国行政法理论和实务中,围绕行政强制措施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和模糊认识。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一方面使行政执法者拥有了排除妨碍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也使行政强制措施被置于复议机关和法院的监督之下。对行政强制措施产生认识分歧的原因有: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留有弹性空间;行政法理论对实践中使用的各种强制手段缺乏理性的总结和归纳;法律引入行政强制措施时未考虑与既有概念的协调。行政强制措施是否可诉,取决于它是否为一个独立完整和已经成立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取决于它与相对人权益的关系。

德日美宪法与冲突法关系考察

宪法作为一国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必须为该国所有其他法律所遵守,包括该国的冲突法。冲突法立法和司法实践应当体现和维护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美德日等法治发达国家已经确立了行之有效的关于宪法与冲突法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应借鉴这些国家的有益经验,明确和完善我国宪法与冲突法的关系。

商会调解机制研究

从诉讼法学与社会法学角度,对商会调解机制的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包括商会调解的演进与价值基础,商会调解程序、效力,商会调解的完善措施等,对商会调解机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与解释,期在完善我国商会调解制度,解决商会调解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促进我国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不断完善及商会职能的转型。

对我国行业性社团发展的几点研究

行业性社团是由同业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经济意愿,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行业性社团是我国社会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会员主要包括参与国民经济运作和发展的各个企业和单位,从而与国民经济直接相关.

公司治理视野下的公司法修改

本文通过对目前我国公司治理状况的研究,认为我国公司治理的情况不容乐观,导致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司法》的缺陷,并且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了修改意见和理由.

行政行为“无效”与“不成立”辨析——兼评《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及第四十一条

《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处罚决定"无效"与"不能成立"的规定,引起了法律术语上的混淆,反映了我国对行政行为效力形态研究的薄弱。在科学构建效力形态体系的基础上,重新对相关概念进行辨别与分析,才会将研究引向深入,并正确地指导立法与实践。

平台经济领域限定交易行为的反垄断规制--基于对《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的解读

限定交易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随着平台经济领域竞争的加剧,“二选一”作为限定交易的突出表现形式愈演愈烈,危害日益彰显。规制“二选一”仍需遵循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一般分析步骤,且需结合平台经济特点对相关法律进行学理解释。界定相关市场时,需求替代分析应辨明多边市场结构下的用户需求并注重考察非价格因素。认定支配地位时,传统认定标准中当事人对生产能力的控制转化为平台对交易机会的控制,同时交易相对人的依赖性可演化为“相对支配地位”认定标准。分析行为排斥性时,平台可能使用口头或书面协议提出限定要求,也可能采取“不得竞争限制”或“数量强制”,但只要产生竞争损害,都不影响对限定交易的认定。

浅论《物权法》之遗失物制度

遗失物制度,作为民法的组成部分,各国立法都作出了明确规定,我国也不例外。但作为明确物之所有权的《物权法》,对我国关于遗失物的规定并没有做出实质变革性规定,依然遵循着以前的立法宗旨。这对于日益变幻的社会现实和经济发展是不相符的,应该做出更为现实、人性的规定,让其在社会和经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论元杂剧公案戏中“判词”的文化形态及其史学价值

"判词"是中国古代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裁决判定书和批语。元杂剧公案戏中"判词"包含了很多元代的文化讯息。较之历史上的法律判例而言,元杂剧中"判词"呈现出重视编造故事、突出人物塑造、表达人物道德诉求等特征。元杂剧中"判词",其呈现出的法理性、法律适用与历史真实性等,并不都与元代的法律相一致,它更多的是反映了元代下层民众对历史传统中儒家道德以及文化惯性的心理期待与追忆。"判词"中出现的思想内容杂糅、理想化形态等特征,亦可以从其创作者身份等来得到合理解释。

美国手机之附带搜索判例研究

基于防止证据被破坏和保护警察人身安全的需要,附带搜索成为美国令状原则的例外之一。1973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表明对嫌疑人进行合法逮捕时可完全搜索嫌疑人的人身,包括嫌疑人随身携带的物品。但在数据时代的今天,手机被广泛使用,手机中往往包含大量的私密信息,警察在合法逮捕嫌疑人后是否可以对嫌疑人随身携带的手机进行附带搜索成为需要重新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