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二战及战后世界的变动”会议综述

2015年6月13日至14日,＂战争与和平：二战及战后世界的变动＂高端论坛在南开大学召开。这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与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是恰值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召开的一次高端学术会议。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开幕式上,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分别致辞。

“拉美国家独立以来的社会转型”线上国际研讨会会议综述

2020年11月7~8日,由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办,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协办的“拉美国家独立以来的社会转型”国际研讨会在网络平台召开。来自中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秘鲁、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国的50余名专家、学者受邀参会,其中23人在大会上做主题发言。与会者运用多元化的视角,对拉丁美洲的社会转型进行了地区性与国别性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巴西的现代化道路(1808~1930)

1822年巴西帝国建立,但殖民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并没有被破坏。由于新兴咖啡资产阶级和军人不断扩张政治权力,以及奴隶制废除消除了帝国的社会基础,巴西帝国衰亡了。1889年巴西共和国建立后,也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依然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咖啡经济带动了巴西工业化的不断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业资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他们渴望分享权力,但这些新兴社会阶级并没有被寡头政治所接纳,使得政治秩序愈发紧张。在1929年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巴西寡头集团内部分裂了,其经济基础也被摧毁了,从而引发了1930年革命,初级产品出口也被进口替代工业化取代了。

玛雅文明的新诠释——读林恩·V.福斯特的《探寻玛雅文明》

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最近的20年间,随着发掘工作和地区勘探的深入开展,随着象形文字的高效解读,随着考古学、铭文学、符号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通力合作＂攻关＂,玛雅文明的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许多传统的观点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论西属美洲克里奥尔民族主义的形成及其局限性

克里奥尔人上层是西属美洲独立运动的领导阶级,他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形成,是独立战争爆发的关键。克里奥尔民族主义在先后经历了民族意识的文化认同阶段和政治认同阶段之后,最终在宗主国突发事件的刺激下瓜熟蒂落,随后在独立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克里奥尔民族主义有两个局限性,即精英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占支配地位。这两个局限性不仅决定了西属美洲独立战争的果实为少数人占有,而且对后来的西属美洲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考迪罗主义、石油经济与政治变革--读迈克尔·塔弗、朱丽亚·弗雷德里克的《委内瑞拉史》

2010年由美国学者迈克尔·塔弗和朱丽亚·弗雷德里克合著、黄公夏翻译的《委内瑞拉史》(H.Michael Tarver and Julia C.Frederick,The History of Venezuela)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出版界推出的关于委内瑞拉历史的第二本译著。①作者迈克尔·塔弗是阿肯色理工大学的拉美史教授,曾两度访问委内瑞拉,目睹了这一南美国家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他20年来潜心研究委内瑞拉共和国的历史。朱丽亚·弗雷德里克是路易斯安那大学拉美史教授,专长于拉美殖民地历史的研究。全书共计18.5万余字,包括序言、正文、历史事件年表、地图及著名人物、专有名词解释、参考书目、索引等,涵盖了从古代印第安文明时期到2005年的委内瑞拉历史。拙文拟对该书的主要内容做一简介和评析。

文化革新运动与墨西哥的社会转型(1910~1940)

1910~1940年的墨西哥大革命和国家重建,使墨西哥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型,这种转变是一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联动反应。文化革新运动是这场转变的重要内容之一,表现为种族和文化融合思想、土著主义思想的提出,土著主义运动、反教权主义运动、教育改革、壁画艺术运动、墨西哥革命小说的创作、墨西哥民族电影的勃兴,以及在音乐、舞蹈、戏剧等表演艺术方面的新变化。这场运动实质上是一场文化民族主义运动,是继墨西哥政治独立之后的又一次文化独立运动,它导致了墨西哥文化从“西化”转向墨西哥化,树立了墨西哥人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从而促进了墨西哥现代文化的形成,并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社会转型。回顾这段历史,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方面的启迪。

《菲律宾群岛,1493~1803》第1～10卷的“前言”

第1卷前言通过呈现一些和教皇亚历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Ⅵ）的教皇子午线（Line of Demarcation）相关的文件可以合适地介绍菲律宾群岛的历史,该线在刚发现的新世界划定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各自的领土。关于这条分界线,在不同时期出现了如此多的争议,但关于这一主题以英语的形式出现的如此少,我们认为有必要将与此相关更重要的文件置于读者面前,特在此给出一个简要的梗概。

奴隶制、独立运动和发展的不确定性--读D.H.菲格雷多、弗兰克·阿尔戈特-弗雷雷的《加勒比海地区史》

加勒比海(Caribbean Sea)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海,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最先到达后,这里成为西班牙殖民者们前往墨西哥、中美地峡与南美大陆的跳板。在数百年的历史中,加勒比地区遭受欧洲列强的占领与殖民,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海地率先吹响独立的号角,为加勒比海地区开启了谋求独立的新时代。加勒比海地区这个“新世界”,其历史拥有复杂而多元的维度:它在欧洲的暴力征服下开启了新的历史进程,其自然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欧洲通往拉美的门户,是列强在欧洲之外角逐的重要“猎场”;各岛国曾从属于不同的欧洲国家,它们的殖民地历史相异,独立运动各有特点;独立后各国内外矛盾重重,未来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阿亚·德拉托雷的早期思想与其形成原因

维克多·劳尔·阿亚·德拉托雷是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和秘鲁阿普拉党的主要创始人,他的早期思想是对“内外交困的拉美国家路在何方”这一时代命题的回答,其内涵由“拉丁美洲面临的根本问题”、“拉丁美洲历史与现实的特殊性”、“拉丁美洲反帝反封建力量的构成及其领导阶级”和“在拉丁美洲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与方式”四个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部分组成。促使他早期思想形成的因素有多个方面,其中最为关键的是20世纪初秘鲁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阿亚的个人经历以及秘鲁国内外思潮的影响。阿亚的早期思想是试图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外开辟“第三条道路”,它立足本土实际,不盲从,不僵化,具有进步意义;但它受社会中间阶层矛盾心理的影响,并将拉丁美洲实际的特殊性夸大为例外性,因而具有一定局限性。尽管如此,阿亚早期思想中的“谋求发展”、“摆脱依附”和“实现社会正义”等核心主张为当时拉丁美洲的社会变革指明了方向,它的进步意义大于局限性。

多米尼加共和国:独立与社会-政治演进

多米尼加共和国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沿革,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呈现自身特点。尽管与海地共处伊斯帕尼奥拉岛,但两国不同的文化溯源赋予了该岛深刻的二元性。在政治层面,多米尼加先后遭到海地、美国的武装干涉和占领,自身也经历了专制独裁和政治动荡,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在经济层面,多米尼加经济体量小、开放性强,通过比较优势实现了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在社会层面,多米尼加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资本主义社会,并自2000年起积极应对过度城市化和贫困等问题,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服务体系。然而,为有效解决贫困问题,政府的社会计划应在“教育、社会治安、健康与就业”等方面体现出可持续发展,对贫困群体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从而真正发挥民众潜能。

1950~2020年秘鲁利马市的三代民众领袖

1950年秘鲁开启了广泛的国内城乡移民进程,形成了利马市平民聚居区的第一代居民。他们为争取权利,形成聚居区民众组织对政府施压,其领袖也呈现互助性、组织性和斗争性等特点。平民聚居区第二代居民受80年代经济危机、90年代藤森政府新自由主义改革和社会救助影响,自治性减弱,内部出现阶级分化,互助机制遭到瓦解,其领袖的社会诉求也更为实际。随着平民聚居区第三代居民走上前台,非正规就业进一步扩大,市区政府腐败现象和民众部门内部横向联系的缺失均大大降低了民众领袖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及其社会诉求的激进性。

2020年拉丁美洲政治地图:一种批判性透视

当下拉美复杂政治地图的主要政治力量构成是怎样的?这些政治力量代表了哪些社会阶层或派别?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当下拉美的政治地图由三种核心力量构成。第一种力量为丧失廉耻且陈旧的右翼和极右派,它们与外国资本联合,公开推行具有镇压性和损害拉美各国本国利益的政策。第二种力量是被冠以“进步主义”之名,实则低能逊色的“左翼”,该力量与各国自身的民族资产阶级联合,推行完全有利于资本主义本身的社会民主和改良主义政策。最后,还有一种真正反对资本主义的激进左翼力量,该力量与拉丁美洲各国出现的纯粹的反体制运动结合在一起。基于上述分类,结论是,只有反资本主义激进左翼和与之联合的反体制运动才能有效解决当下拉丁美洲存在的最为尖锐和迫切的问题。

阿根廷的经济政策与社会转型(1975~2002)

从1975年开始,为了应对通货膨胀,阿根廷尝试转变庇隆时期的经济政策框架,但直到90年代初,阿根廷仍未解决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等问题。1991年后,依靠货币局制度,阿根廷经济开始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但该制度在阿根廷实施过程中存在困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阿根廷在巩固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的一系列限制性问题。在这一整段时期内,通货膨胀、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比重中的下降、工业部门占经济活动比重的降低等问题,使阿根廷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反映为失业率的上升和贫困的普遍存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的缩减和边缘阶层的增长。这些结构性特征惯性地延续下去,并对当下的阿根廷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