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和收敛性研究

当前,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显现,过大的数字经济发展差异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运用熵值法、基尼系数分解法以及收敛模型,考察了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2010—2021年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区域差异及其收敛性。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八大综合经济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均实现了增长,但各地区之前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差异较大;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总体差异呈下降趋势,北部沿海地区的区域内部差异最大,长江中游的区域内部差异最小;全国以及东北地区、北部沿海地区、南部沿海经济区均存在σ收敛特征;全国与北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地区、西南地区、西北经济区数字经济发展均存在绝对β收敛,但收敛速度不一。研究结论为分析八大综合经济区数字经济时空格局提供依据,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政策启示。

我国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空间计量研究

本文从城市化角度出发,利用空间滞后回归模型定量地研究了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人口规模和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结合人均GDP、城市人口规模和第三产业比重的Moran散点图和显著性水平图发现: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出现明显的空间聚集现象,表现在东部集中偏高和西部集中偏低;城市人口规模已产生规模不经济,这种现象抑制了城市人口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三产业比重总体偏小,但是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会极大地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因此,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是当今经济发展需要注重的问题。

人力资本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在卢卡斯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全国各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实证分析,其分析期间设为1997年至2004年。首先利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各省市区的物质资本存量,利用受教育年限累积法估算各省市区的人力资本存量,并把人力资本存量划分为初级人力资本存量、中等人力资本存量和高等人力资本存量。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对区域经济发展呈显著正相关;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相比,人力资本尚未对经济增长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高等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有很强的解释力。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政策建议,就是把教育放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上。

城市首位度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24个省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4～2008年中国24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城市首位度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目前无论是全国范围以及分成东部、中部、西部分析,都存在着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反向影响,并根据实证结果从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内部以及区际之间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低碳转型能否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来自“低碳城市”建设的经验证据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实现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路径。基于2006-2019年中国24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了低碳转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低碳城市建设能显著缩小非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差距,而且对于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工业依赖型和距离中心城市较近的城市,在缩小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差距方面有更明显的影响。低碳城市建设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主要传导机制来自城市产业低碳转型、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与人力资本的流入。这意味着低碳转型有助于实现“碳中和”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双赢”目标。为统筹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和共同富裕,要建立绿色低碳转型的区域协作机制,加快产业绿色低碳升级改造,以低碳转型为契机加强人才引进等。

论中国经济区域的再形成

经济区域空间格局变化是区域经济不断发展的外在化表现 ,文章从区域、经济区域等基本概念入手 ,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 ,分析了市场机制作用下中国经济区域再形成过程的态势和外部环境变化 ,指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 ,应积极培育合理经济区、建立合理的区际分工体系、培育区域之间合理的竞争态势 ,以提高我国区域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

智慧城市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地级市的证据

绿色低碳发展是实现碳达峰目标及碳中和愿景的根本路径。将智慧城市试点项目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6—2018年全国28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和改良的中介效应模型评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从动态效应上看,智慧城市的碳减排效应出现在试点设立后的第3年,说明该政策效应存在一定的时滞性。(3)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效应、结构转型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等路径抑制碳排放。(4)城市特质会影响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效果,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呈现由东到西递增的地理空间差序格局、由高到低递减的城市等级差序格局,超大、特大型城市的抑制效果弱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并且资源型城市的抑制效果强于非资源型城市。

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动力机制

中国的城市化快速发展始于1996年,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转型是其基本特征。集聚和扩散是流的两种基本运动形态,属于城市化动力的核心表现形态。作者建立了不确定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决策模型,解释了政府主导条件下、改革开放以来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速度的差异,认为城市化快速发展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对传统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数量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化快速发展主要由第三产业推动的观点。根据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差额,粗略估计了封闭条件下中国的工业产值,并计算了国际贸易对城市化水平的贡献程度。研究表明,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将有助于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文化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空间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文化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其间利用行业集中度指数和区位熵指数测算了文化产业的集聚水平,运用Moran's I指数分析了中国文化产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研究发现,中国文化产业集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和空间相关性;文化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推动作用,但在考虑了空间相关性之后,文化产业集聚的市场规模效应下降,而专业化分工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得到增强。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分析:城市数据

本文以全国210个地级以上城市为对象,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本文采用OLS和逐步回归分析方法以及2002年的横截面数据,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选择四项区位决定因素包括三种成本因素、三种市场因素、四种集聚因素和四种制度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对各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不明显,而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教育和研究开发条件以及地方金融规模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显著性。本文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还表明,就东部地区而言,能源条件和市场规模是较重要的区位决定因素;就中西部地区而言,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教育和研究开发条件以及地方金融成为较重要的区位决定因素。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及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首先利用Moran显著性水平图得到近几年较为稳定的区域创新格局:我国大陆主要以环渤海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高创新能力聚集区,以西部三省(新疆、西藏、青海)为低创新能力聚集区。然后通过空间误差自相关模型(SEM)实证表明,区域R&D资金投入对于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显著,但影响力增速逐渐放缓,而区域人力资本量和区域城市化率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不显著,区域间的创新溢出受到抑制。并结合实证结果分析了区域创新格局形成原因以及我国区域创新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区域城市化效率的动态评价

运用DEA分析方法,分别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考察我国各省市的城市化效率。首先利用我国各省2002-2006年间的数据,通过对Malmquist效率指数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大部分省市处于效率变动的无效状态,即城市化效率不断降低,这主要是由技术变动的无效导致的;其次,运用CCR模型,借助投影分析,通过比较实际投入值与目标投入值,发现处于DEA无效状态省市的投入要素非集约化度很高,其城市化过程仍旧主要依靠投入要素的粗放型扩张,在要素的投入方面均不具有集约效率。

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路径选择

开放条件下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面临资源和制度的双重约束。从城市化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考虑 ,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必须树立城乡协调、可持续和低成本三大目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 ,城市体系由市场力量决定。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应该引导城市群的有序发展 ,加强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 。

自然资源对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影响研究

采用一般均衡的方法,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得出自然资源是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硬约束的结论。在自然资源约束下,资源最优配置的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质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均衡结果进行了比较静态分析,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增加自然资源的供给,城市化道路的偏好直接影响到城市化水平。针对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面临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质量提升的双重压力,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城市化数量和质量并重的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机制研究

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转型深刻地影响到城市化机制。文章建立了不确定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决策模型,解释了制度创新对城市化的作用模式。在对传统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数量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化快速发展主要由第三产业推动的观点。并根据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差额,粗略估计了封闭条件下中国的工业产值,计算了国际贸易对城市化水平的贡献程度。研究表明,城市化快速发展更多依赖于国际贸易和制度创新。

产业发展是否推动了中国的城市蔓延?——基于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城市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离不开产业发展,不同类型产业的发展也影响着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化。在分析不同类型产业发展影响城市蔓延一般机理的基础上,以2004-2014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为样本,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产业发展对城市蔓延的具体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看,工业和服务业显著地推动了城市蔓延,而农业则显著地抑制了城市蔓延;(2)从区域维度看,不同区域中对城市蔓延起主要推动作用的产业类型不同;(3)从时间维度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工业和农业对城市蔓延的影响逐渐削弱,服务业逐渐成为了城市蔓延的主要推动力。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范例

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经济机理,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所依赖的基本路径,结合珠江三角洲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演进历程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促进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试论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道路

学术界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争论由来已久,中国传统的城市化道路导致了城市规模的无序扩张和城乡差距的日趋扩大。作者认为数量、质量并重和低成本转移劳动力,是城市化快速发展道路必须坚持的两大原则。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集中型还是分散型的城市化道路,由资源条件和市场力量共同决定。最后,作者提出了大中小城市互相协调,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差异化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中国城市的资源集约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DEA分析方法,构建了测算城市发展过程中资源利用集约效率的计算模型,并对我国35个大中城市2001-2006年间的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电力资源这四种资源的集约效率进行了测算。发现,我国城市资源集约效率较低,效率值平均在70左右,并呈现出东部城市的资源集约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城市的不均衡分布状况。同时,运用随机效应面板模型分析了影响资源集约效率的因素。在影响集约效率的因素中,政府作用力、经济开放程度对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集约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电力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却有着抑制作用。产业结构和经济腹地变量对资源集约效率的提高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环境变量对资源集约效率的提高有着负向的抑制作用。

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制度约束模型

本文建立了不确定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决策模型,对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比较静态分析。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决定了城市化发展的速度。以土地换保障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增加了制度约束线的纵截距和斜率,推动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