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社会和家庭的历史互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2001年学术年会综述

2001年4月6日至8日,'严范孙、张伯苓学术论坛--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2001年学术年会'在南开大学召开.这次会议是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华银投资控股公司联合主办的.来自全国数十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八十余位思想史、社会史专家参加了这次大会,何兹全、庞朴、王玉波、冯尔康等著名史学家光临大会并作重要学术发言.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刘泽华主任作了<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过程研究>的主题发言.

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理论争鸣及其演进(上)

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社会史学兴起。新社会史的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6年为第一阶段,1997年至今为第二阶段。关于什么是社会史,主要有专史说、通史说、视角说三种看法,近来不断出现整合这些说法并加以创新的论述,不妨称之为"社会史新说"。社会史应该借鉴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社会史研究者的共识,讨论比较多的则是社会史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文化史、人类学、地理学、区域史的关系。就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的演进看,对社会史的学术定位有一个从比较考虑研究对象到兼顾研究视角再到"问题"的过程,它始终同反省历史学有关。

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理论争鸣及其演进(下)

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社会史学兴起。新社会史的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6年为第一阶段,1997年至今为第二阶段。关于什么是社会史,主要有专史说、通史说、视角说三种看法,近来不断出现整合这些说法并加以创新的论述,不妨称之为"社会史新说"。社会史应该借鉴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社会史研究者的共识,讨论比较多的则是社会史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文化史、人类学、地理学、区域史的关系。就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的演进看,对社会史的学术定位有一个从比较考虑研究对象到兼顾研究视角再到"问题"的过程,它始终同反省历史学有关。

以茶为生:清中叶茶的生计与社会生活——以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江西租山种植茶梓有各种纠纷发生。茶山经营出现在广大南方地区,山场将茶树与桐树、苎麻、杉木等同种一山,茶子是种茶树的重要收入。清代蒙古地区大量消费砖茶。南方一些地区挑担卖茶,寺院往往从事茶叶的生产与销售。茶铺茶馆深入社会,四川多以茶铺为名,安徽人开设茶馆,江浙吃茶于茶店。山西人到京城谋生开茶铺,顾客多旗人。直隶、陕西、奉天也有茶铺、茶馆,具有社交性。茶铺雇工的工钱,西部川陕地区每月四五百文,中东部工钱较高。纠纷导火索与面子问题有关,茶馆或路上当众被讨账是有伤颜面之事。茶被广泛使用于日常生活的交往中。礼仪性费用称作“茶果钱”“茶钱”。家中饮茶常备茶碗,茶碗有时因纠纷成为凶器。熬茶成为西部人的生活方式,因烧茶引发家庭夫妻纠纷的事例分布广泛,还有叔嫂、兄弟因饮茶引发的案件。

以人为本:2017年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扫描

据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生王嘉乐的整理,2017年度发表的社会史相关学术论文多达千余篇,涵盖主题涉及社会史通论、社会结构、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环境·医疗与社会救济、日常生活·礼俗与信仰以及口述史等类别。如此之多的论文数量,体现出2017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盛与发展。为了展现2017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热点与走势,我们组织了一组专题讨论文章,旨在梳理和探讨2017年中国社会史研究到底关注了哪些热点问题,呈现何种研究走势,同时对现有研究展开追问,以给出未来研究开展方向的建议。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也同样是一个值得总结和反思的年份。自19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和发展以来,社会史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不断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并逐渐成为中国历史学领域的显学而备受推崇,无论是古代社会史研究抑或近代社会史研究都有大量的成果问世。与其相比,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则不过是近些年的事情,但是它已经萌发出勃然的生机,因为它适应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社会转型空前剧烈、社会建设全面提速的客观需要,实践呼唤着我们从历史研究中汲取经验,从历史的视角对经济改革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作出规律性的解读。就2017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来看,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当代,都不约而同地重申了＂以人为本＂的立场,并对＂同质化＂、＂碎片化＂的研究现象作了反思,这无疑对促进学科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需要说明的是,此前我们已与《河北学刊》携手策划了两组有关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年度热点问题的专题讨论,即《进展与趋势：2015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扫描》（《河北学刊》2016年第5期）、《深化与拓展：2016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扫描》（《河北学刊》2017年第5期）,均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本组专题讨论是此前讨论的继续,希望能够一如既往地对中国社会史研究同人有所助益。

中国酒史的“当代史”价值

酒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消费品。中国酿酒、饮酒已有数千年历史,发展出独特的酿酒技术和消费文化。从考古学资料看,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国就出现了酿酒活动;各类典籍文献和卜辞铭文对酿酒饮酒活动亦有记录。传统社会,酒的社会功能由中上阶层的祭祀、宴饮逐渐扩展至平民阶层的日常消费,酒业经营活动日趋普遍,专卖与征税作为常态化的酒政被逐步确立并日臻完善,榷酒或酒税收入一度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近代以来,随着商业转型和交通、技术、媒介的变迁,酒类生产消费逐渐突破原有地域限制,中国酒业的新格局逐渐形成。

生活与制度：中国社会史新探索

2018年9月10~12日,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生活与制度:中国社会史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来自海内外32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3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41篇。此次召开的研讨会对'礼法、士人与生活''、医疗卫生与生活'、'性别与生活'、'移民与地方社会生活'、'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水的生活与制度'以及'制度与生活的多样性'等八个主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近500年特别是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处于急遽的历史变动进程之中,探寻转型与变动中的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内在奥秘自然成为社会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与方向。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共同主办的“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即围绕近50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变动主题,在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变迁、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城市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结构变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力图再现50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图景,并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提供历史借鉴。

清代法制史研究路径探析——以黄宗智著《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为中心

美国学者黄宗智在考察清代基层社会的法律秩序时提出了“第三领域”的概念 ,试图以此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观念。不过 ,黄宗智在立论过程中过分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的差异性 ,陷入了国家 /社会二元论的窠臼。围绕清代基层社会法秩序这一共同话题 ,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对话 ,中、美、日三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力图勾画出清代基层社会的法秩序 。

中国传统信仰与社会

中国传统信仰是多样化的。有为社会秩序服务的政治信仰,如所谓的"儒教";有为个人健康服务的生命信仰,如佛教和道教;还有介于上述二者之间既为政治秩序服务也为个人生命服务的混合形态的信仰,如三一教。中国传统信仰的多样性表明,在一个发达的文化系统中,信仰世界也像生物世界一样,存在一个多样化的系统,信仰多样性的原因在于社会本身的多样性。

国家与社会:明清时期福建泉州乡约的地域化——以《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为中心

明代福建泉州乡约大规模推行是在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当时泉州推行乡约是在知府、知县的号召与士大夫的积极参与下实践的。明朝推行的里社制度与乡约的精神非常接近,推行乡约又借助了里社。由于社庙演变为神庙,乡约与神庙产生了密切联系。清代泉州推行的乡约与保甲混合,而在基层社会行政化。所庙合一,约保合一,致使乡约在基层社会扎根,实现地域化。士大夫倡导乡约,不可避免地同传统的民间信仰发生关系,但不是与传统民间文化对立。从区域社会文化的视角看待碑铭,碑铭显示出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社会史资料价值。碑铭是研究地域史的重要资料。

卫生史与环境史——以中国近世历史为中心的思考

卫生史与环境史不仅在研究旨趣上相当一致,而且在研究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交集,卫生史关注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同样也是环境史的研究课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卫生史可以囊括在环境史之中,而是说就环境史研究来说,从卫生史的角度切入来探求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路径。这除了内容和旨趣上接近等缘由外,还因为从卫生史的视角出发,对促进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并更进一步融入国际主流学术颇有助益,而且从卫生史的角度可以为我们构建和谐而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供一些深层次的思考。

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当代社会全方位的转型,中国史研究如何继承优良的史学传统,更新理论与方法,把握学科发展的特点和态势,成为摆在学界同仁面前的时代命题。本刊有幸邀请到瞿林东、陈支平、范金民、常建华、李华瑞、徐彬六位学者就此展开笔谈。宋代史家吴缜作史三原则说有何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如何认识和超越历史与文化的歧义?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是什么?怎样进行历史计量研究?宋史文献特点有哪些?家谱研究的意义与方法何在?学者们结合自己的研究,对以上问题给予了思考和回答。

简述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

一、从一个有趣的话题说起在我国传统社会晚期,有'三大节'的礼俗,这就是元旦、冬至和'圣诞',节期君民同乐,普天同庆.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的行为和习惯?原来大有思想文化上的讲究.元旦是一年之始,皇上颁布的新年历开始实行,凡为臣民者均应遵奉执行,如果那个人胆敢不奉正朔,就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冬至过后,白昼一天比一天长,黑夜一日比一日短,是阴、阳交争结束之时,从此阳气上升,而阳气表示君道,所以这时国君以最隆重的礼节祭天,并且只有他具有这种权力--以示君权、天道相通,而臣民则是隆礼祭祖,于是君民共同报答天恩祖德;圣诞是正在坐龙椅的皇帝的诞日,天下者,皇帝之天下也,沐浴皇恩的臣民理当庆贺.

问题意识: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解释

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涉猎范围和问题非常广泛,本文侧重总结的是贯穿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共通性问题,如基层政权、阶级划分与阶级斗争、集体化经济、日常生活等。该研究主要成就表现在:对有的问题做了较为深刻的解释,对有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还有的学者提出了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分析性概念。但也必须承认,许多成果只是下了事实描述的功夫,很少个人的思考,更缺乏理论性的提炼,从而也就很难产生相互间的争鸣。在研究方法上,总体说来还缺乏方法论意识。另外需要指出的一个现象是:集体化时代这样一个原本应作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但历史学学者参与并不多,或者说即使有所涉足,也未能取得令人预期的成就。在此领域一展身手的主要有人类学学者、社会学学者、政治学学者和经济学学者。

全面抗战与中国社会变迁特征述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快速进击并迅速建立伪政权'以华治华',中共出兵华北、华中地区并建立起了敌后根据地,中国出现了国民政府统治区、中共领导根据地和日伪控制沦陷区三种政权并立的局面;为防止经济与文化资敌,国民政府出资并倡导工厂、高校内迁大西南诸省,形成了中国社会与经济重心西移的景观;日本侵华打断了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但西南诸省却在厂校西迁和抗战救国的建设中,形成了近代化工业的最初形态.

清中叶广西地方社会职役与治理

乾嘉时期,广西地方职役出自四个系统,即土官少数民族村寨系统,有村老、头人、狼总;保甲系统,保正、保长是负责人;还有乡约系统与里甲系统。乾隆时期,地方社会职役以保甲系统为多。嘉庆朝,保正、保长保甲系统仍占据绝对多数,新增地保、乡保,表明地方、乡约、保正(保长)三者之间在融合,地方职役有向地保发展的趋势。刑科题本揭示了民间投保、职役报案的过程,可见职役平时处理当地的经济纠纷、盗窃案件。《清实录》记载了乾嘉时期广西官府与地方职役的关系,碑刻资料还有地方社会职役实态性的记载。

从自强到自省:近代中国历史的文化取向——聚焦于“经世文编”演进脉络的一个思考

鸦片战争之后,从洋务新政到戊戌新政乃至革命重建,在“师夷”的历史惯性中一路求变,形成了中国历史选择的路向,绘就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取向的基线。道咸以及同光之后“经世文编”、续编、三编、四编以至新编踵起接续,从一个“切面”具体而真切地标示了文化演进的趋向。民国之后,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选择为之一变,与当初求西学以自强的诉求相反,开始诉诸于文化自省,以建设本位文化为取向。由《民国经世文编》呈现出的这一文化取向的变动,着实代表着一代文化人的自觉与反省。这一历史方位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提,也是30年代之际“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争高潮的基石。

清乾嘉时期浙江杭嘉湖地区的社会经济与生活--以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清乾嘉时期刑科题本中有关杭嘉湖地区的31件土地债务类档案,其内容侧重于社会基层与民众生活。从档案中获知,26位男性主要是二十岁到五十岁年龄段的青壮年,约有一半人父母已故,多属残缺家庭成员,有一些未婚,甚至只身一人。其中三四十岁超过了适婚年龄的,多以做佣工谋生。有家庭者多属于小家庭。三个女性改嫁的事例说明,妇女改嫁有一定的普遍性。有关事例折射出杭州、湖州城市与乌镇、南浔镇工商业的繁华,不仅解决本地人的就业,也为外地人提供了谋生之道。普通民众生活艰辛,相互间借贷之事常有发生,由此产生的纠纷也多发。佣工者较为普遍,与主雇间的纠纷常因工钱产生。在乡村租佃关系中,佃农欠租较为普遍,讨租、改佃往往导致纠纷。

清中叶陕西地方社会职役实态新探

清代乾隆、嘉庆朝刑科题本保留的地方社会职役名称中,乡约居压倒性多数,乡地、地方、保正等名称也有一定的数量。刑科题本揭示的地方职役与民间、官府的关系中,乡约的重要职责是将命案报官验尸、调解民间纠纷等。刑事案件涉及者也向保甲报案,在此点上保甲比起乡约属于配合的角色。从清高宗、清仁宗实录中可见陕西地方职役与民间、官府均有关联,陕西巡抚张楷于乾隆初期推行的乡约成为定例,官府在陕西不断推行保甲,乡约与保甲的功能也逐渐交叉、融合。清中叶的陕西中南部碑刻进一步揭示了职役的实态,乾隆《富平县志》所载的乡联制是乡约结合练总以及保甲的制度。清中叶陕西保甲的发展,是雍正以后清朝力行保甲在陕西的延续,而陕西乡约长盛不衰,有其更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性因素。陕西是乡约的发源地,乡约在明代得到大力推行,至清代,乡约方成官府的宣教组织且逐渐职役化。清代地方社会职役中,陕西乡约为其中的主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