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社会建设路径的历史反思

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良好的社会机制,谋求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与繁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的实践和思想理论,源远流长,涵蕴丰富,传统与现代兼容,精华与迂腐并蓄,又长期表现为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的双重作用,其本身就是一个庞大多彩的"文化宝藏"。本刊开设"中国传统社会建设理论研究"专栏,选用了李治安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首届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的一组论文,以飨读者。其中,张分田文剖析各种典型的理想政治模式的结构、要素,揭示古代主流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特征,全方位、多视角地把握传统社会道德建设理论的内涵、属性和价值,揭示其在构建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理想中的重要功能。王利华文指出,"三才"理论即中国古代社会建设的思想纲领,以"天"为经、"地"为纬、"人"为本,注重协调和综合考量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该理论虽非严密科学论证,但其借鉴意义显而易见。李治安文认为,张载、朱熹、王阳明以理学家和士大夫代表的双重身份论述"宗法"、"家礼"、"义学"、"社仓"和"乡约"等问题,从新儒学的最高层次为乡里新秩序绘制了一幅内涵丰富的蓝图。这无疑给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士绅群体提供了精神支撑与理论先导。王先明文指出,清末"新政"中乡绅强占权力和资源,形成绅权"体制化"及绅民对立。国民政府欲借保甲制,打破乡绅专断,终未如愿。梁漱溟、晏阳初等或多传统色彩,或带西化倾向,试图从文化建设层面规划乡村发展。共产党以革命的选择,开辟了近代民族和乡村建设的胜利之路。江沛文论及近代转型期经济重构引发城乡失衡、移民潮、娼业痼疾、匪患、秘密结社等诸多社会问题,强调社会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是法治化。

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均关心人的生活,生活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社会文化史的面目出现。日常生活在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中得到的重视程度不同,表述的方法不一,然而都是这些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认为,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应更加明确与自觉地把日常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清代宗族族长述论

清代宗族族长及其助手由遴选法产生,与宗子制的继承大不相同,其出任与否以及能否久任,没有自主权,甚至会被免职,因而权威不会太高;族长及其助手的行事,应以族规、祖训为准则,又受族人会议的制约,权力有限,族长需要与族人会议密切结合,才能够很好地领导族人进行祭祖、修祠、修坟、修谱、处理族人纠纷等事务。宗族为光大门庭,提高社会地位,遴选有才德的族人担任族长,要求其振兴族务、遵法自律,当然不乐于恶劣族长的出现,在这种条件下,族长一般应该能够持正主理族务,而作恶多端,以至致死族人者为不常见现象;作为血缘群体的宗族,有其宗法性,族长因有专制的因素;清末,在极少数宗族中出现选举制、议会制的"族会",实行民主管理原则,是宗族组织的新形式,表明宗族制和族长性能在演变,族长的宗法成分几乎消失殆尽,惟是此类宗族极少,只能反映宗族演变的趋势。

“三才”理论：中国古代社会建设的思想纲领

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良好的社会机制,谋求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与繁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的实践和思想理论,源远流长,涵蕴丰富,传统与现代兼容,精华与迂腐并蓄,又长期表现为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的双重作用,其本身就是一个庞大多彩的"文化宝藏"。本刊开设"中国传统社会建设理论研究"专栏,选用了李治安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首届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的一组论文,以飨读者。其中,张分田文剖析各种典型的理想政治模式的结构、要素,揭示古代主流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特征,全方位、多视角地把握传统社会道德建设理论的内涵、属性和价值,揭示其在构建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理想中的重要功能。王利华文指出,"三才"理论即中国古代社会建设的思想纲领,以"天"为经、"地"为纬、"人"为本,注重协调和综合考量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该理论虽非严密科学论证,但其借鉴意义显而易见。李治安文认为,张载、朱熹、王阳明以理学家和士大夫代表的双重身份论述"宗法"、"家礼"、"义学"、"社仓"和"乡约"等问题,从新儒学的最高层次为乡里新秩序绘制了一幅内涵丰富的蓝图。这无疑给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士绅群体提供了精神支撑与理论先导。王先明文指出,清末"新政"中乡绅强占权力和资源,形成绅权"体制化"及绅民对立。国民政府欲借保甲制,打破乡绅专断,终未如愿。梁漱溟、晏阳初等或多传统色彩,或带西化倾向,试图从文化建设层面规划乡村发展。共产党以革命的选择,开辟了近代民族和乡村建设的胜利之路。江沛文论及近代转型期经济重构引发城乡失衡、移民潮、娼业痼疾、匪患、秘密结社等诸多社会问题,强调社会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是法治化。

近代以来中国转型若干社会问题治理片论

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良好的社会机制,谋求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与繁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的实践和思想理论,源远流长,涵蕴丰富,传统与现代兼容,精华与迂腐并蓄,又长期表现为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的双重作用,其本身就是一个庞大多彩的"文化宝藏"。本刊开设"中国传统社会建设理论研究"专栏,选用了李治安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首届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的一组论文,以飨读者。其中,张分田文剖析各种典型的理想政治模式的结构、要素,揭示古代主流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特征,全方位、多视角地把握传统社会道德建设理论的内涵、属性和价值,揭示其在构建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理想中的重要功能。王利华文指出,"三才"理论即中国古代社会建设的思想纲领,以"天"为经、"地"为纬、"人"为本,注重协调和综合考量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该理论虽非严密科学论证,但其借鉴意义显而易见。李治安文认为,张载、朱熹、王阳明以理学家和士大夫代表的双重身份论述"宗法"、"家礼"、"义学"、"社仓"和"乡约"等问题,从新儒学的最高层次为乡里新秩序绘制了一幅内涵丰富的蓝图。这无疑给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士绅群体提供了精神支撑与理论先导。王先明文指出,清末"新政"中乡绅强占权力和资源,形成绅权"体制化"及绅民对立。国民政府欲借保甲制,打破乡绅专断,终未如愿。梁漱溟、晏阳初等或多传统色彩,或带西化倾向,试图从文化建设层面规划乡村发展。共产党以革命的选择,开辟了近代民族和乡村建设的胜利之路。江沛文论及近代转型期经济重构引发城乡失衡、移民潮、娼业痼疾、匪患、秘密结社等诸多社会问题,强调社会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是法治化。

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

在持续不绝的晚清"民变"风潮中,绅民冲突呈现出日趋频繁和激烈的走向。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凸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在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体制变迁过程中,传统士绅阶层被直接推向了基层社会权力重构的中心,形成了占据地方各项权力资源的士绅——权绅。由此形成的绅、民利益及其关系的冲突和恶化,构成了晚清以来地方社会"民变"大潮持续涌动的基本原因之一。晚清"新政"构成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而权绅的"体制化"也就构成了"民变"或"绅民冲突"的制度性根源。

复杂性与现代性：晚清检疫机制引建中的社会反应

对检疫这一源自西方并具有一定横暴性的"现代"防疫制度,晚清大多数官员和士绅精英,尽管对具体做法不无微词,但基本上还是将其视为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促进国家现代化的爱国和进步之举;而民众往往由于自身的利益受损而心怀不满,甚至进行反抗。社会各界的不同反应,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观念的保守与进步,其实还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和权力关系。虽然检疫制度不无防疫的效用,但亦非以追求健康为唯一指针,同时也是种族、财产和文化等方面的优势者,基于自身的利益,以科学和文明的名义,将相关的举措强行推之于社会全体的行为,具有强烈的利益和权力色彩。卫生检疫带给中国社会的,不只是主权、健康、文明和进步,同时也存在民众权利和自由在卫生和文明的名义下被侵蚀和剥夺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