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史的“当代史”价值

酒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消费品。中国酿酒、饮酒已有数千年历史,发展出独特的酿酒技术和消费文化。从考古学资料看,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国就出现了酿酒活动;各类典籍文献和卜辞铭文对酿酒饮酒活动亦有记录。传统社会,酒的社会功能由中上阶层的祭祀、宴饮逐渐扩展至平民阶层的日常消费,酒业经营活动日趋普遍,专卖与征税作为常态化的酒政被逐步确立并日臻完善,榷酒或酒税收入一度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近代以来,随着商业转型和交通、技术、媒介的变迁,酒类生产消费逐渐突破原有地域限制,中国酒业的新格局逐渐形成。

新中国成立前后卢汉的政治抉择

1949年,随着国民党统治危机愈发严峻和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卢汉为保己自存,积极与中共联络,最终选择倒向中共,宣布起义。这一年作为国民党政权在内地覆亡的终结时刻,蒋桂冲突的激化、地方势力的左右摇摆、失意政客的趁势而起,都使国民党统治区域出现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地方实力派在联共与亲蒋之间反复权衡,政治态度呈现双重特质,但在国共斗争非此即彼的情况下,其生存逻辑亦有限界。更为重要的是,中共能够对地方实力派的政治走向作出准确判断,适时调整统战政策,最终走向全面胜利。

真实与建构:20世纪中国的疫病与公共卫生鸟瞰

疫病,特别是急性传染病,在20世纪仍然是威胁中国人生命、影响中国社会秩序和心理等的重要因子。疫病如鼠疫的爆发确实直接促动了一些卫生防疫事业的开展,但疫病本身与公共卫生并无必然联系,公共卫生显然是近代以来西方的舶来品。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特别为人所注目的疫病如鼠疫、天花和霍乱等等,并非民众死亡的特别重要的病因。公共卫生特别关注疫病,无疑跟疫病特别是急、烈性传染病所带来的社会恐慌和社会冲击力有关。公共卫生的着眼点虽然与维护健康有关,但同样或者更为关注社会的稳定和社会舆论对政府的观感。诸多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可能更多的还是在社会思潮和舆论力量的影响下,统治者、管理者为更好地维护自身统治(管理)以及表达自身统治(管理)的合法性。显然,无论是疫病还是公共卫生,都不单是科学所能完全解释和掌控的,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1980年代出现的艾滋病,推动研究者和卫生工作者开始更多关注、思考疫病和公共卫生的非医学因素。人们已经开始反省20世纪以来的卫生现代化迷思,对卫生的目的,不再像较早那样专注于种族和国家的强盛,专注于经济利益,而更多地落实到个人的权利上。通过对历史过程的梳理和思考,或许不难发现,现代的一系列有关公共卫生的认识,乃是真实与建构的混杂。

新时期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评析

20多年来,社会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最令人瞩目的方向。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经历了学科复兴、体系建构和稳步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为:区域社会史成果突出,其理论研究也日趋深化;近代乡村史研究方兴未艾,走向深入;新理念下的社会性别史引人关注。对于传统的中国近代史学科而言,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即突破教条,重构体系;汲取新知,更新方法;三大转向,完成转型。跨学科的交叉渗透、多学科理论方法的汲取,为社会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深广的学理基础和诱人的前景。

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

明嘉靖万历时浙江绍兴府余姚地区的社会风俗变化很大,并深刻影响到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观念。嘉靖时徐天泽将风俗的变化归结为人们的"物欲",在讲求"义"的伦理政治下,"物欲"表现出的"利"对于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人们不再安分守己,以满足欲望为追求。余姚江南徐氏在明代由于科举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地方志从批判的角度记载风俗奢靡,编纂者号召人们移风易俗,反映了地方官的意志以及地方绅士的主张。最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通过宗族建设来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造成宗族乡约化,进而组织化。

中共党史回归历史学科的正当性

受不同时期政治变化的影响,中共党史专业在学科归属上变化频繁,在历史内容上被多个学科分割,这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和建设中是极为少有的现象。其间的纠结、矛盾和缺乏独立性,既与党史的地位和影响不相称,也不利于党史的学习和研究。与其他主张相比,党史归属历史学科更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其实这也是其他主张的共识,而共识反映问题的本质。不把学科属性的共识而将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作为党史的学科划分标准,是不符合逻辑的,也很难兼容。事实上,只有将党史归属历史学,将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扩大为“大党史”,才能改变传统党史学者的局限,保证学术性与政治性的统一。近些年党史研究的成功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结论。

医疗史研究中的生态视角刍议

由于疾病和医疗,特别是其中的传染病与环境间显而易见的密切关系,故而在目前有关环境史的论述中,往往都会将此囊括在内。不过医疗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并不能简单归于环境史之中,两者之间既自成一体又紧密关联。环境史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研究领域,也是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意识,一种时时处处将生态纳入考量的生态意识。故医疗史与环境史的关联,不单是研究对象的部分交集,还有理念和视角上的相通。虽然近年来随着医疗文化史的研究日渐兴盛,其与环境史的交集渐趋减弱。然而,环境因子并没有在疾病、医疗的文化范畴中消失,生态意识的适用性,也不曾因为研究的旨趣转向文化而减弱。故而,倡言在医疗史研究中引入和贯彻生态意识,不仅有利于我们发现在关乎人类疾病、健康和医疗的文化内容的环境因子,更真切地体认到历史的复杂性,而且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上种种的医疗观念和行为。

清代河南西部的商业重镇荆子关——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荆子关是清代河南西部的重要商镇,也是鄂豫陕三省间物资交流的重要通道。清代中叶,山陕、湖广、江西等省商人在该镇建有会馆,汇聚在此的行商、坐贾至少超过千家。经由荆子关输出的主要是陕南山区和本地所产山货;从湖广输入的则以粮食、布匹、杂货为大宗,其中很大部分再经龙驹寨转运西安、甘肃。

关于儒家民本思想历史价值的三个基本判断

儒家民本思想历史价值的三个基本判断:一是在中国古代,主张治权在君的儒家民本思想与帝制有高度的匹配性,因而长期处于统治思想地位的儒家民本思想基本上得到自我实现。二是在中国向现代演化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民本思想既没有推出过民主共和政治,也没有自发地导出民主思想,其阻滞前进步伐的消极作用占主导地位。三是在构建中国现代政治文明之时,既不能高估儒家民本思想的历史价值,更不能夸大孔孟之道的现代意义。

历史学的文学之翼:“现代叙史”

当代历史研究中,结构的、分析的、计量的史学大行其道,而叙述的历史学则遭到强烈排斥。这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对科学的盲信和史学研究中人的缺乏。这些更进一步导致了当代史学远离大众,大众对历史学的兴趣急剧降低。“现代叙史”试图纠正这一弊病。它强调历史和文学的同质性,认为历史学应该大胆地借用现代文学手法,恢复历史学对人的关注和其叙事功能,重新赢得读者。

士习文风:清代的科举考试与移风易俗——以《乾隆中晚期科举考试史料》为中心

清朝巡抚、学政等官员有整饬士习、振兴文风的职责,皇帝要求他们以奏折报告有关生童岁试、录取举人乡试的情形,乾隆朝奏折保留了这方面的资料。清朝把科举考试中整饬士习、振兴文风作为移风易俗看待,乾隆帝对此尤为强调,旨在将科举考试以及士子的行为纳入国家政治文化的范畴。

明代士大夫的民生思想及其政治实践——以《明经世文编》为中心

明朝官员的奏疏中,多有建议"民生"的内容,常使用"国计民生"一词,还以"吏治民生"讨论问题,反映出"民生"问题具有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性质。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以使民生顺遂为归宿,这一观念渗透到国家统治的模式当中,成为君德、官箴的要求。民生与国计一体两面,国家与社会为紧密相连的互动关系。吏治与民生的关系要求官员当官为民、造福一方。

试论东汉墓园的布局与两汉墓园的变革

汉代是墓葬地面设施发展的重要时期,两汉高等级陵园和墓园的组成、结构比较清楚,但东汉一般等级墓园的情况则需进一步研究。本文利用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尝试复原东汉墓园的布局情况,认为东汉一般等级墓园中神道大多通向祠庙而非封土,神道可能不是直线,存在与墓道异向的现象。从墓园布局与神道起止来看,两汉墓园中心发生了显著变化,墓园中心由封土逐渐变为祭祀设施。西汉中晚期以来,墓祭参与者增多,祭祀设施规模扩大,从而影响了墓园的整体布局。随着两汉政权更替、统治文化转向,包括陵园布局等一系列国家墓葬礼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胥山銘并序》所見唐後期江南祠神信仰舆區域治理

元和十年杭州刺史盧元補撰《胥山銘并序》揭示了唐後期地方官府利用當地伍子胥信仰實施海塘修築工程的歷史真相。盧元轜通過修廟、祭神、立碑等儀式性手段對信仰進行强化,從官方的立場對民間祠神信仰進行承認,從而與祠廟的經營者建立起合作關係,並利用祠神信仰的力量招募勞力。在7-9世紀的中國江南地區,那些在廢毁淫祠運動中幸免於難的民間祠席,已不再是簡單的信仰空間,而是被地方官府賦予特定區域治理功能的施政工具。

湛若水在徽州的讲学活动及其与祁门谢氏家族的交往——以新发现的祁门谢氏家族与湛若水交往文书为中心

作为"程朱阙里"的徽州籍学者对朱熹理学信之弥笃,传承其衣钵者代代相承,并形成了"新安理学"的地域学术流派。但自明代中叶以降,随着徽商的经营成功,程朱理学对徽州社会的影响渐趋衰落,王阳明和湛若水心学则异军突起,阳明弟子和甘泉学派之创始人湛若水纷纷来到徽州讲学,一批徽州本地学者开始抛弃程朱理学,转而追随王阳明或其弟子以及湛若水等,致力于心学的习学与传播,祁门王源和谢村谢氏家族即是其中之佼佼者。考察新发现的祁门谢氏家族与湛若水交往的文书,可以发现:在徽州官府极力维护程朱理学思想的同时,王、湛心学却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并日益深入人心。

“历史的选择:第一届中共学前沿论坛”综述

数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在学术化进程中不断发展,但也浮现出一些新的问题和不足,给学科发展带来一些困惑和挑战。恰在此时,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强调贯通性、整体性研究的“中共学”有呼之欲出之势,其学术路向对党史研究似有补苴罅隙之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有鉴于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与南开大学中外文明交叉科学中心、《南开史学》编辑部、天津市历史学学会于2020年12月19日至20日在津联合举办“历史的选择:第一届中共学前沿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国防大学、南开大学等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及《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河北学刊》编辑部等学术刊物的3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共同探讨党史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共商新研究路向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并对数十篇参会的党史论文进行了报告和评议。与会学者的众多发言,广泛且深刻地触及“中共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核心议题,碰撞出的很多思想火花对未来深化党史研究产生了较好的学术启迪。

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均关心人的生活,生活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社会文化史的面目出现。日常生活在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中得到的重视程度不同,表述的方法不一,然而都是这些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认为,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应更加明确与自觉地把日常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关于“社会环境史”的思考

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生态环境史研究日渐成为国际史坛之大宗。在我国,由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不断推展,环境史研究亦颇呈显学之势,成果颇丰,允为新的学术增长点。本刊向来支持、倡导环境史研究,以借鉴历史经验,推进跨学科研究,增进对人与自然关系之认识,用学术的方式促进人类之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的环境史研究正处于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期。为此,本刊刊发一组笔谈,以供读者参考。

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社会建设路径的历史反思

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良好的社会机制,谋求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与繁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的实践和思想理论,源远流长,涵蕴丰富,传统与现代兼容,精华与迂腐并蓄,又长期表现为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的双重作用,其本身就是一个庞大多彩的"文化宝藏"。本刊开设"中国传统社会建设理论研究"专栏,选用了李治安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首届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的一组论文,以飨读者。其中,张分田文剖析各种典型的理想政治模式的结构、要素,揭示古代主流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特征,全方位、多视角地把握传统社会道德建设理论的内涵、属性和价值,揭示其在构建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理想中的重要功能。王利华文指出,"三才"理论即中国古代社会建设的思想纲领,以"天"为经、"地"为纬、"人"为本,注重协调和综合考量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该理论虽非严密科学论证,但其借鉴意义显而易见。李治安文认为,张载、朱熹、王阳明以理学家和士大夫代表的双重身份论述"宗法"、"家礼"、"义学"、"社仓"和"乡约"等问题,从新儒学的最高层次为乡里新秩序绘制了一幅内涵丰富的蓝图。这无疑给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士绅群体提供了精神支撑与理论先导。王先明文指出,清末"新政"中乡绅强占权力和资源,形成绅权"体制化"及绅民对立。国民政府欲借保甲制,打破乡绅专断,终未如愿。梁漱溟、晏阳初等或多传统色彩,或带西化倾向,试图从文化建设层面规划乡村发展。共产党以革命的选择,开辟了近代民族和乡村建设的胜利之路。江沛文论及近代转型期经济重构引发城乡失衡、移民潮、娼业痼疾、匪患、秘密结社等诸多社会问题,强调社会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是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