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发展的路径比较: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反思--基于广东省G市L村的案例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如何让乡村振兴落地成为重要议题。参与式发展理念强调被发展者的主体地位,乡村振兴有必要重申参与式发展。基于对广东省G市L村两家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发展的比较研究发现,乡村振兴中存在两种类型的参与式发展模式,即“社会经济参与模式”“市场经济内生型参与模式”。两种参与方式虽然都强调发挥村民积极性与本地社区优势,但在价值选择、工作方法、工作策略、行动主体、社区影响等五个方面有显著差异,更是产生了难以评判的实践效果。因此,乡村振兴需要秉承参与式发展核心的赋权观念,但同时要超越其局限,形成官民共治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农村社区自组织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积极公民是实现乡村振兴可持续的有效途径。

乡村的教育“士绅化”——以一个华南村庄为例

近十年来,越来越多城市中产阶层出于各种原因进入乡村,带来了乡村的“士绅化”现象。本文以华南地区的T村为例,考察发生在乡村的以教育为主导的“士绅化”现象。研究发现:对“好的教育”的重新认知,使得城市中产家庭进入乡村追寻另类教育模式,他们将自己称作“新村民”,并通过物质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双重生产在乡村形成了一个对内有归属感、对外有边界感的教育士绅化社区。与一般认为的乡村士绅化会促进乡村振兴的观点不同,本文认为教育士绅化社区与当地原有社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区隔和张力,即使部分行动者试图促进“新村民”和当地原住居民的融合,但这种融合也只是短暂的。士绅化社区与当地农民社区的融合仍需要有组织的制度化建设,才能使外来的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群体成为虽不是传统社会的“乡绅”,却能发挥传统“乡绅”功能的积极“新村民”。

分类嵌入与多层整合: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究--基于三种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比较分析

本研究从“嵌入性”出发,通过对伊市乐施基金会、启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和庆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三种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调查研究发现,组织的生存类型和服务模式直接影响其社会参与路径,在组织内部、政府与组织之间形成自主型单向嵌入、半依附型单向嵌入和依附型双向嵌入等不同类型的组织参与嵌入模式,进而形成多层次的社会协同治理路径。政府、社会、组织、资源和制度共同构成协同治理生态,而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契约精神和社会组织自身的资源获取能力成为影响协同治理可持续性的核心因素。

礼物关系视域下的“互惠三角”——以互联网月捐为例

本文以新兴的互联网月捐为研究对象,从礼物研究的视角分析月捐人与公益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公益组织通过清晰化、社群化、具象化策略建构组织与月捐人之间均衡的礼物关系;捐赠方、受赠方/施助方、受助方共同组成互相关联的“互惠三角”,月捐人以自我、服务对象和行业为导向的三重视角进入礼物关系,实现三方的礼物循环。月捐中的“赠而有报”体现了公私平衡,该逻辑在当下有助于个体持续参与公共事业和实现社会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