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业与人权视角下数字企业人权政策的实证研究

数字企业作为数字技术的开发者和海量数据的收集者、使用者,其运作容易带来隐私泄露、信息控制和算法歧视等人权风险。为推动数字企业落实尊重人权的责任,有必要对全球数字经济100强企业的人权政策展开分析。根据《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是否承诺尊重国际人权标准、是否具备解决标准冲突规则、是否包含完整的人权尽职调查流程、是否设置完善的人权补救机制、是否明确适用范围和是否得到最高管理层的参与是检验人权政策是否完善的基本要件。通过考察发现,100强数字企业的人权政策在内容和形式上仍有待完善,主要体现为解决人权标准冲突规则的缺乏和适用范围的模糊。此外,数字企业人权政策在内容上呈现出关注产品未来的人权风险以及突出对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的保护及相关限制的特点。国家工商业与人权立法、国家政策的制定以及非政府组织运动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企业人权政策的制定,而拥有良好的人权政策还将有助于企业建立完善的报告及政策体系、提升企业效益并开展有效的人权补救行动。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欧人权思想互鉴

中国和欧洲的传统文化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潜在人权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东学西渐”,对欧洲产生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助力了欧洲人权学说的创立。反过来,欧洲人权学说“西学东渐”,也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权资源实现自我突破,萌发了中国的人权理念。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制定过程中,中国代表与欧洲代表相互交流、共同探索,为全球人权共识的达成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欧人权交流更为广泛并趋于平衡。中欧在平等和开放的基础上加强人权交流,不仅有助于中欧双方人权视野的拓展和人权共识的达成,也会为全球人权交流树立样板,促进世界人权事业共同和谐发展。

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和阐释

国际人权理念和规范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表达形式。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人权机构中积极倡导和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阐述对人权事务的观点和主张,二是提出或支持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权提案,三是参与制定、投票支持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权宣言和公约。在国际人权领域倡导和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过程中,中国主要扮演了四种角色,即积极倡导者、坚定维护者、内涵阐释者和共识凝聚者。中国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和阐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中国提出的决议草案越来越多地被联合国及其人权机构通过,中国提出和支持的许多主张被纳入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宣言和决议之中。

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与人权尽责:模式变化、发展趋势及多维治理方案

在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新兴数字技术赋能供应链管理,通过产品可溯增强透明度,有助于识别和防范人权风险。同时,数字化供应链给人权尽责带来新的挑战。尽管数字化供应链存在商业关系不可预测性,难以确定责任方和取证方面的技术障碍,但以《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为核心的国际人权法仍提供了权威和务实的基石。因此,应在既有人权尽责方法的基础上进行适应数字化的改造,基于国家的保护义务、企业的尊重责任和有效的补救措施三个支柱构建多维治理方案。首先,明晰数字化供应链人权尽责中国家的保护义务,在与数字相关的法律中普遍纳入人权影响评估。其次,企业通过制定在适用于数字化供应链的人权政策在数字化供应链中适用人权尽责的方法。最后,通过协同方法减缓数字化供应链因网状结构而导致的补救障碍。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权发展间的三重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人权发展与其之间存在着三重逻辑关系:建立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人权意识和规范是其底层的基础结构逻辑,它解释了中国人权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制度建设。选择适合经济体制转型要求的人权推进方式是其中层的生成转换逻辑,它解释了中国人权发展的战略和道路。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产生的各种现实问题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是其表层的过程周期逻辑,它解释了中国人权发展的关注焦点和具体政策的变化。这三重逻辑相互作用,影响着中国人权发展的总体趋势、基本特征、道路选择、战略部署、政策措施及其变化规律,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人权发展的已有实践,还可以对中国人权发展的未来前景作出有根据的展望。

强制性人权尽责立法的考量因素与类型化研究

《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在2011年得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核可后成为工商业与人权领域的核心国际“软法”文件,其中人权尽责是该指导原则第二个支柱“企业尊重人权责任”的核心要求。实践中,企业并未很好地遵守该指导原则和人权尽责的要求,导致人权侵犯事件甚至悲剧时有发生,这凸显了“软法”机制的局限性。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兴起了一场通过国内立法要求企业强制性人权尽责的运动,这些法律使得上述指导原则在国家层面由“软”变“硬”,具有了强制执行力。对已有强制性人权尽责立法的类型化分析有助于比较研究各国立法的适用范围和核心义务,预测其发展趋势和影响。

亚洲地区增进人权共识的机遇、挑战与路径

亚洲地区加强合作,需要通过增进人权共识增强相互信任。增进亚洲地区人权共识,面临来自地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挑战,需要在已有人权共识的基础上采取明智策略和可行路径。中国在增进亚洲地区人权共识的过程中可以扮演价值和愿景的倡导者、平台和机制的建构者、利益和需求的整合者、主张和表达的协调者、理念和共识的践行者等角色。

中国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新格局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是中国政府制定的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它立足于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回应新时代人民对人权保障的新需求,提出了国家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和具体任务,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新的里程碑。该行动计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将“促进全体人民的自由全面共同发展”作为人权事业发展的总目标,提出了包括“智慧推进”在内的六大推进原则,在内容结构上将全面与重点相结合,在任务要求上将巩固与提升相结合,在战略布局上要求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双推动,针对生态环境危机、数字化时代和风险社会等新情境下出现的新的人权保障需求制定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并要求建立健全工作场所性别平等制度机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增进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意识,深度参与国际人权事务,展现出全面促进各项人权保障高水平发展的新格局。

韩国外来劳工人权保护政策转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韩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由一个移民输出国迅速转变为移民输入国,外国人数量从无到有,快速增长,逐渐成为韩国经济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和单一文化国家,韩国国民对外国人的涌入经历了从恐惧排外到逐渐容忍并接受的过程。同样,韩国政府对外国劳工的管理和人权保护,也经历了制度性忽视阶段、非自愿保护阶段以及系统性推进阶段。影响在韩外国劳工人权保护事业进程的主要因素有:外国劳工的斗争、韩国NGO等团体的救助和推动、韩国社会对外国劳工的态度转变及多元文化政策的认知、政府(金大中时期开始)的认可和推动等。但是,韩国社会的成功转型,才是外国劳工人权保障事业乃至整个韩国人权事业不断向前进步的最重要而关键的因素。

人权事业发展的理论探索--学习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的体会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汇编的《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一书,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视角汇总了习近平的相关论述,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和各项工作提高到人权角度加以认识,表明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显示了最高领导层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政治意愿,为今后全面提升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提供了具体指导。

疫情防控中人权保障需要平衡的几个关系

重大疫情直接威胁所有人的生命健康,也给各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带来难以预估的负面影响。为了防控疫情,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相应举措,这是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权的必要措施。但防控疫情的各种措施会对其他人权和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式构成一定的限制,因此,在重大疫情防控中,关于人权保障需要平衡五种重要关系,包括生命健康权保障与其他各项人权保障的关系,人权的平等保障与弱势群体权利特殊保护的关系,生命健康权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疫情知情权保障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国内人权保障与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的关系。

国际灾害治理法对疫情防控的启示 --基于人权的视角

目前关于灾害治理的国际法规则体系仍以软法为主,近20年来国际灾害治理的演进历程,经历了由基于慈善的救助到基于人权保障的演变过程。基于人权的方法(HRBA)适用于灾害治理过程渐渐成为主流话语,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灾害本身的理解从最初将之视为一种自然现象转为探究其背后社会因素的转变。灾害发生的社会根源为人权视角纳入灾害治理提供了理论基础,既有国际法框架又对应对灾害中的人权保障存在不足,因此,将基于人权的方法纳入了国际灾害治理之中,并形成了一系列国际软法体系。文章通过分析国际灾害治理中基于人权方法的适用进路,总结在疫情防控中纳入基于人权的方法,明确国家承担人权义务的边界,借鉴灾害治理中权利分类和分阶段全方位保护的方法,以及软法的间接适用路径五个方面的特点,以期对于疫情防控中的人权保障有所启示。

2021年中国人权司法保障十大案例评析

主持人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司法改革取得了长足进展。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有关法治建设、司法改革、政法改革的文件,为人权司法保障指明了方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改革纲要,为人权司法保障提供了行动指南。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转变观念,牢固树立人权保障意识;通过深化司法改革。

群体性事件中的身份利益群体研究

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正在由事项利益群体转向身份利益群体。身份意识在结构上可细分为身份认同意识、身份利益意识、身份排斥意识和身份抗争意识,它们会对身份利益群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并对冲突管理提出新的挑战。管理身份利益型冲突的目标、原则、策略和方式有别于事项利益型冲突,其管理目标应当定位于利益相关的各种身份群体间关系,促进各身份群体间的利益平衡;政府的角色应当居于中立地位,不偏不倚;管理机制和策略是设计公平和公开的身份群体间协商程序,并使协商过程和解决方案保持一定的透明度,以便形成能够在各身份群体间达致广泛共识的冲突解决方案。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研究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是统合政治、立法、行政、司法和社会各个层面的多元一体机制,承担着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制定、执行、监督和评估职责。这一机制促进了各成员单位在保障人权方面的相互学习、交流和争先,是契合中国国情并被10年来的实践证明为成功的创新性人权保障机制。为了进一步完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的运行,需要在联席会议机制内部建立更具体的协调机制,并将监督和评估职能细分为三个层次。

中国人权的四类话语及其相互关系

在中国,论述人权的主要话语可以分为四类,即政治话语、政策话语、制度话语、学术话语。这四类话语在言说语境、言说内容、言说方式、话语特点、话语功能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彼此之间不能简单等同和套用。同时,四类人权话语之间又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需要防止人权话语间发展失衡、语境错配、话语隔绝和转译失当,促进话语间均衡发展,各守其界、相互参照、精准转译,构建契合的人权话语间关系。探索适当的话语间转译方式是中国人权话语研究的一项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它对于构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全球视野下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一种宏观图景

从1993年《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号召各国拟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起,至少已经有57个国家颁布实施了78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以这78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为样本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实施周期平均约为5年;《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之后这26年可以分为探索期、平稳期、跃升期3个阶段,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性定期审议机制促进了各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亚非拉国家是国家人权计划制定的主力军,在57个国家和78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亚非拉国家的国家数量和计划数量均占3/4左右;广大发展中国家表现出更强的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兴趣,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制定和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连续性更强。

欧洲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检查促进机制及其启示

中国政府连续制定和实施三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引起了国内外高度关注,2013年10月在联合国对中国第二轮国别人权普遍定期审议中,有7个国家对中国人权行动计划的具体落实表示关注。完善人权行动计划的检查促进机制,提高计划实施的有效性,需要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以来,位于欧洲的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挪威、瑞典、西班牙、芬兰等7个国家先后制定了9期人权行动计划。这些计划在探索有效的检查促进机制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其中,在充分发挥国际人权机制的外在督促作用、发挥国内社会团体和民众底层监督作用、科学设置公共权力机构的专门监督职能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有一定参考意义。

非洲国家制定和实施人权行动计划的概况、成效与启示

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举行以来,非洲共有9个国家实施了10期人权行动计划。这些行动计划对保障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等做出了具体的安排,表达了执政者对促进人权保障的良好愿望。从各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历史数据及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的相关报告来看,非洲国家制定和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有助于在某些特定方面改善本国的人权保障水平,提高国际社会的认可程度,但并不能够保证人权状况的根本好转。这充分表明,行动计划对人权状态的提升作用受制于一系列特定条件。综合比较各国计划的内容和实施效果,有五对关系尤其值得特别关注,即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国际与本土的关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与政治公民权利的关系,秩序与计划的关系,承诺与实现能力的关系。

司法决策中的效用考量及其偏差控制

在新制度主义的视角下,以理性经济人作为法官人性预设,以制度行动者作为法官角色定位,能够揭示真实世界中的法官行为;结合中国制度语境的本土特征,则可构建针对中国法官决策行为的“效用函数”。在这一效用函数中,错案风险和绩效考核构成了影响法官效用的基本变量。在效用导向的制度激励下,法官将做出趋利避害的策略行为,导致决策行为的偏差。为此,应强化司法裁判说理,优化法官决策环境,确立正确的制度激励,从而对法官决策的行为偏差进行防范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