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拜占廷学发展——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陈志强教授访谈

访谈主要涉及我国拜占廷学的建设问题,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我国拜占廷学后备人才即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问题;其二是关于我国拜占廷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趋势问题。陈教授介绍了作为我国拜占廷研究重镇的南开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种种努力,提出要本着"三原"原则,严格指导学生的研究工作,并强化与国际一流学府的联合培养机制。陈教授还比较详细地谈到我国拜占廷研究的发展进步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尚在奠基阶段的我国拜占廷学发展需要特别注意的几个层面的问题。在谈及陈教授的治学方法时,他笑称并未刻意划分拜占廷历史与文化中的大问题或小问题,而是注重选择其中的一些"好"问题,即那些能够反映拜占廷史发展本质的要害问题。他结合自己多年的治学经历详谈了研究中强化问题意识,选准研究的切入点等治学心得。他强调,寄希望于我国年轻的拜占廷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努力探索,大胆创新,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拜占廷解释理论体系,进而在国际拜占廷学论坛上表达中国学者对拜占廷史发展的独特看法。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07年度学术动态

为了反映全国高校历年史学研究的业绩，加强兄弟院校的信息交流，本刊拟新辟“学术观象台”栏目。本栏目主要报导各兄弟院校本年度科学研究的动态，包括重要课题、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成果，重要的学术会议的介绍、评述等。形式可为2007年度综合报告，也可以单项形式（项目或会议）及时报导。 内容要求充实，充分反映该项目或会议的主要内容、特色、创新点和提出的新问题等。字数不限。欢迎各兄弟院校踊跃赐稿，本刊将按来稿先后次序随时刊登。

中国历史学“无奴派”思潮的理论剖析与当下审视

1979年史学界兴起的“无奴派”思潮,对当代中国史学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的“无奴派”与西方公然反对历史唯物论、否认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的学派不同,是表面上遵循马克思主义,却主张五种社会形态演进历史规律的学说既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也不合乎历史事实。他们以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进行理论操弄,集中地否定奴隶制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其手法是给奴隶和奴隶社会私立一个片面、绝对、狭隘、僵化的标准,从而将世界许多地区的上古时代排除在奴隶制社会之外;用颠倒时空的方式,把马克思评议近代历史状况的论述,移用到古典世界;随意解释经典著作的内容,而不惜违背学理逻辑;甚至有移花接木、厚诬恩格斯的不端行为。从理论上阐明“无奴派”违反马克思主义,揭出其理论操弄的错误和荒谬,是十分重要和非常迫切的工作,非此不足以申正论、正视听,消除史学界许多学者的迷茫和彷徨,将历史学导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多重视野下的亚洲现代历史学——赵轶峰《在亚洲思考历史学》读后

赵轶峰在多年研究基础上,近期刊出《在亚洲思考历史学》一书,对中、日、韩(朝)、印四国亚洲现代史学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梳理与评述。他以国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欧洲中心主义、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史学思潮为论题,采用亚洲史与全球史的视野,将学术史与思想史融合起来,运用比较的手法,对亚洲四国现代史学以及史学对四国现代化的形塑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他提出亚洲史学应摆脱西方的影响,从自身的史学传统中,开掘出“新实证主义历史学”,方是未来史学发展的方向。本书是首次系统讨论亚洲史学理论,并将中国现代史学与日、韩(朝)、印史学置于比较视野下进行讨论的著作,学术意义重大。

知名学府与当代学术发展刍议——以南开大学为中心

知名学府与当代学术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不论是知名学府的创办、发展,还是当代学术建设,都经历了国际化的过程,因此需要借助国际乃至世界的眼光加以审视。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师资建设

教师是一所大学的"灵魂",也是推动学校发展的重要力量。张伯苓管理南开30年,始终把师资建设作为办学的重中之重。在他的努力下,南开名师荟萃、人才辈出,成为民国时期较有影响的私立大学之一。张伯苓的师资建设经验与方法,是一笔宝贵而丰厚的教育文化遗产。

历史学的传承与启新——冯尔康先生访谈录

冯尔康先生的治学,既承继了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又在新时期史坛中,大力推动并开展了社会史学的研究,为近20来中国史学界极富开创性的学者之一。他在清代政治史、社会经济史、史料学和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史,尤其是社会史研究领域,均做出了较大的学术贡献。他在理论创新和具体研究中所形成的开拓性、包容性、前瞻性的治学特点,尤具学术魅力,启人新知。

中日两国历史学疑古思潮的比较

中日两国在史学发展的历程中,都出现过强劲的疑古思潮。中国自古史学遗产丰厚,疑古思想的发展也源远流长,至清代乾嘉时期,有崔述撰著《考信录》,学术成就粲然,对近代日本和中国的疑古学者都产生很大影响。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引进德国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理念,结合中国传入的考据学方法,形成一股近代化的疑古思潮,发展至20世纪20～30年代,形成津田左右吉的"日本神代史抹杀论",中国在同一时期则出现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引发一场学术论辩。由于中日两国具体国情、文化背景和国际政治形势的转变,日本的疑古思潮取得最终胜利,而中国的疑古思潮则被排斥、抑制而失败。分析这种截然不同的后果,可以得出必须清算"二重证据法"给历史学界造成的不良影响、必须确立历史学以求真、求是为第一准则等学术启示。

历史学家为何关心生态问题——关于中国特色环境史学理论的思考

环境生态问题关联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众多领域,具有空前的广域性和复杂性,长期以来文理过度割裂的“分科治学”不能适应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环境史学者试图跨越自然与社会边界,借取多学科理论方法考察历史上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变化,为跨越“两种文化”鸿沟、融通科技与人文搭桥铺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为生态文化体系建设夯土筑基,通过不同时间尺度的历史考察,深入阐明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应在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努力树立新的历史价值观,建构中国特色环境史学思想知识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历史资鉴。

大陆学界“后现代与历史学”研究述评

在过去十年中,大陆史学界对后现代的基本理论及其与历史学的关系开展了广泛的研究。这一研究体现出逐步深入的趋势:从态度上的犹疑、反对发展到批判接受,从介绍、评论发展到一定范围的实践。另外,学界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有不少缺陷与不足,值得反思并改进。

走向历史的记忆——新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新趋向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记忆与回忆为主题的研究风气日渐兴起,发展为欧美学术界跨学科研究的前沿领域。流行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记忆理论,大多以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的经典论述为源泉,并结合各国的学术传统及经验研究而批判性地发展起来。进入新世纪以后,这股“记忆之风”在中国学界和公共空间激起“发掘记忆,重构历史”的学术意识。在中国社会、历史及文化的研究中,值得重视的是三个方面的问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民间传说与历史记忆;社会记忆与乡土重建。记忆的历史研究,不应是“科学史学”的障碍;相反,它不仅拓展了通往“历史真实”的渠道,而且为认识人性之本相提供一种重要的路径。

颂圣与发隐:明初官私史学的开国史论述

明初史学交织着官私两种开国史叙述模式。官方论述反复歌颂朱明集团,强调朱明开国上承天命,其不光彩一面遭彻底抹杀。私家论述体现出多元色彩,揭露了官修史书隐没的史事。两种叙述模式使开国史扑朔迷离,为晚明开国史考证风潮兴起提供了契机,亦推动了日后开国史事演绎的传说化。

朝鲜王朝林象鼎《林氏历代史统》之史学特色

18世纪初,朝鲜王朝学者林象鼎在书筵以《少微通鉴节要》为启蒙教材教导世子学习中国古史的过程中,发现该书不能完整叙述事情的前因后果,为此萌发了以纲目体例重新整理中国历代古史的愿望。他以中国历代通鉴类史书为底本,以朱子正统论为确立中国正统王朝的标准,整理了上起上古帝尧陶唐氏,下至明崇祯十七年的中国历代通史,编成《林氏历代史统》。编撰过程中,林象鼎较之中国通鉴类史书更为遵循朱子《纲目》凡例,强调正统论。这表明朝鲜王朝以程朱理学立国,正统论成为朝鲜儒学界倡导尊周思明的理论武器,而确认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性,实际上也就是确认朝鲜本身作为“小中华”的正统性。

深切怀念著名历史学家杨志玖先生

著名历史学家杨志玖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2年5月24日16时46分在天津逝世，享年88岁。杨志玖先生生前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顾问，《历史教学》杂志编委会主任等职。曾任天津市第六、七、八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和常务委员。

十六国、北朝政权的史学及其历史意义

在十六国与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在北方先后建立政权,迭相兴替。多数政权受汉代以来历史文化的影响,开始进行官方的记史、修史活动。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传统史学的政治功能与文化魅力,促使北朝官方史学机制走向稳定发展。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学建设,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谱写了新鲜、丰富的篇章。而更重要的是,史学文化与历史观念的融合,成为民族大融合最具催化作用的因素。

从《历史》中的人物样态看利奥的史学新思想

"执事官"利奥的《历史》是10世纪拜占廷帝国一部重要的史学作品。通过对书中人物样态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作者利奥一些新的史学思想,由此引发我们对10世纪拜占廷史学的重新审视和评析,以及对拜占廷史学在西方史学史方面贡献的反思和重新定位。

20世纪中国史学：评价尺度与评价标准（笔谈）－－历史主义方法是史学批评的基本方法

历史学的发展，受多种社会的、学术的因素所制约或推动，史学批评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以来，近现代学术文化事业的社会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职业性的史学专业队伍趋于扩大，历史著作的出版和在报刊发表，成为多数人直接的撰述宗旨，史学认识传播和交流的速度、范围都远远超越古代。

近60年历史作用标准与道德标准关系问题述评——以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史学为重心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作用标准与道德标准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历史作用标准被首肯,而道德标准被忽略;在肯定历史作用是首要或根本标准的前提下,有限地主张道德标准;以历史进步标准消除道德标准的独立性;把道德标准附庸于生产力发展标准;以历史作用标准为历史人物翻案。这些观念及其在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实践,造成了对历史人物评价的诸多困境。至于对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问题,文章认为:首先,不一定非得给历史人物做出一个整体性的评价,特别是对历史人物在事功和道德方面各有千秋,难以作出总体评价时;其次,不能因为历史人物在事功方面的贡献而否定、忽略、开脱其道德的不足与问题,反之亦然;最后,评价历史人物,并非以"成王败寇"论英雄。

历史主义对“史学革命”的一次反拨

1958年史学界掀起了“拔白旗、插红旗”所谓的“史学革命”,“厚今薄古”、“打破王朝体系”、“打倒帝王将相”、“以论带史”等口号大为流行。1961年在中央调整工作方针的大背景下,由教育部、宣传部组织,翦伯赞、郑天挺等具体负责,调集全国史学专家,编修高校的历史教材。在教材的编写原则中,贯彻翦伯赞等宣传的历史主义思想,清理“史学革命”的影响。作为负责人,翦老和郑老等都相当负责,重视史料、讲求客观、给帝王将相应的历史地位。近五年时间里,最终完成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等五十余种历史教材,是“文革”前中国史学界一次难得的合作,并取得了可贵的颇有建设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