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术史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

在当前史学发展中,迫切需要倡导兼指得失、尖锐泼辣的史学评论,需要对历史学各个专业、各大专题的研究历程与状况予以学术性的总结、评析,需要加强史学史的研究。这三个层次具有相同的学术特点和学术方法,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统称之为"历史学科学术史",其实质是在学术史的视野下总体强化与分支细化的史学史研究。广泛、深入地开展历史学科学术史研究,可形成对史学业绩评定的学术性社会机制,对于克服浮躁的不良学风、保证历史学健康、繁荣地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中国百年间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以来百年间的史学理论研究,有成就、有经验,也有缺陷、有教训,西方史学理论的输入,促进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进程,开阔了中国史学家的眼界,但存在理解不深、生搬硬套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给中国史学与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成就斐然,影响深远,但一度出现"左"的偏向和公式化的问题。改革开放至今20多年的史学理论研究,思想活跃,但仍然存在深度不够、许多问题尚未解决的遗憾。对这总的史学理论发展历程予以回顾、反思,从而提出今后史学理论建设的任务,是十分必要的。

梁启超、胡适的初晤与“研究系”的思想转向

《梁启超年谱长编》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两种重要年谱都认为梁启超和胡适的初次见面是在1918年11月23日,这一说法被许多论著沿用。其实,此说有误。1918年底梁启超国参与北京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讨论,同时筹备私人赴欧考察事宜,致使未能与胡适在11月23日如期会面,直到梁启超从欧洲回来以后,1920年3月21日两人才在林长民的家中第一次正式见面。这两位知识界领袖的初晤颇具象征意义,透露了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及新知识分子群体演变的某些迹象。

从痴迷到迷惘:梁启超与近代新学的历史命运

梁启超将近代新学与西学剥离,并非仅仅是思想认识的逻辑结论,而是时代性学术朝向发展的历史必然。他洞微察远的卓见予我们以更多的理性启示:首先,近代新学是清代学术内在动因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次,西学乃近代新学构成要素之一,但不是惟一要素。其三,康有为汇聚并整合了晚清学术文化的蜕变趋势,完成了由旧趋新的历史转折。然而,民国时期的梁启超对于"新学"却转向了批判检讨,这恰恰反证着近代新学的时代特性与历史定位绝难等同于西学。

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

洪武时期多次作出祭祖方面的规定 ,《大明集礼》的规定具有仿照《家礼》和国家礼制象征的性质 ,《家礼》、《教民榜文》和胡秉中的主张在社会上更为流行 ,政府祭祖礼制的特点是认同朱熹《家礼》,这也反映了《家礼》被社会认同的现实。明代宗祠的建设与发展 ,是以《家礼》的普及和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的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 ,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始祖 ,更在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 ,强化了宗祠的普及。

魏晋隐士及其品格

魏晋士人的隐逸之风与当时的时局有直接的关系 ,并受到社会思潮玄学的影响 ,也与士人的性格有关。魏晋士人隐逸不仅人数多 ,而且隐逸方式多样。此时有三种隐逸 :山林之隐、朝隐、田园之隐。不同的隐逸方式表现了士人不同的品格和追求。真正的隐逸其实是难做到的。山林之隐需忍受艰苦的生活 ,只有少数人能坚持下来 ;朝隐则将出世与入仕相结合 ,既不失利禄又可获得隐逸的清高 ,一些人以朝隐标榜“高雅”;一些人则以朝隐避祸保身 ,朝隐者算不上隐士。陶渊明隐居田园 ,淡薄名利 ,返朴归真 ,以其高洁的人格成为古代隐士的榜样。

唐代禁卫军考略

唐初武装力量是在整合前朝府兵的基础上建立的。武德年间关中十二军废除，北衙元从禁军开始成立。北行禁军诸如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和其他禁卫军的建立都是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结果。其中左右羽林军经历了北门屯营时期、非独立羽林军时期、独立建制的羽林军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左右龙武军则经历了从左右羽林军下属的万骑营发展成独立军额的过程。南衙禁卫军经历了从卫士到彍骑再到官健的发展过程。威远营是一支特殊的军队。总体说来，北衙禁军势力在增长，南衙卫里在逐渐削弱。最后神策军占据了绝对优势。

晋代史论探析

史论作为晋代史学的一种表现形式 ,展现了晋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颇具特色的层面。无论是其撰述形式方面“总论”和历史评论专书的首创 ,还是内容方面关注现实、历史观念上多方向探索的理性思维精神等 ,都对后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由史论所折射出的以史为鉴、具有浓厚儒学色彩的史学思想则增强了晋代史论的时代特征。因此 ,晋代史论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

由于自然灾害和军阀的剥削压迫，西北地区五省农业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到３０年代中期遭到严重破坏。抗战全面爆发后，被人忽视的西北地区遇到了开发的良契而获生机。水利的兴修，良种的推广，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水果业等，使国统区农业经济得到发展。陕甘宁边区在日伪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中，自力更生开发农业，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论中国古代的亦主亦奴社会人格

亦主亦虹是中国古代最具普遍意义的社会人格。官僚群体的政治人格是主奴综合意识的典型代表。圣人人格则是主奴根性的抽象化、理想化。这种社会人格是专制主义社会政治体系得以长期维系的文化根源。

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改革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教育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在教育理念上以国民主义为指导 ,促进了共和新国民的培养 ;在教育体制上诞生了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制 ,为教育的近代化奠定了根基 ;在教育实践上建立了各种新式学堂 ,不仅小学、中学、大学有长足的发展 ,而且实业、师范、女子教育等都突飞猛进 ,成为中国近代新教育确立的基本标志。教育的近代化促进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辛亥革命又推进了教育的近代化转型。

试论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形成

新民主主义宪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伟大创举。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是经过长期艰难探索才逐步形成的。民主联合战线的“革命的民众政权”的构想和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的实践 ,是中共早期对政权模式的探索 ;“人民共和国”及“民主共和国”方案的提出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萌芽 ;基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政权模式构成了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雏形 ;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的提出和建立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形成的标志 ;《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制定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更臻完善的体现。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形成与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和发展相因相成。

杨椿与《明史》、《明纪纲目》的纂修

杨椿作为《明史》和《明纪纲目》纂修官 ,在二书纂修过程中 ,提出了鲜明的史学考据主张 ,当时却未被清廷和史馆总裁所采纳。然而 ,在《明史》刊刻成书 4 0年之后 ,清廷对《明史》和《明纪纲目》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订改修 ,其内容却是与杨椿当年提出的主张如出一辙 ,这说明杨椿具有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史识。杨椿在清朝官方明史学上具有重要地位 。

承袭与变异:秦汉封爵的原则和作用

秦汉封爵是最富时代特色的制度 ,其封赐原则既承袭先秦旧爵 ,如因功封爵和因亲封爵等 ,同时又有明显变异 ,总体看更加复杂多样 ,等级更加繁细 ,也更加轻滥 ,特别是普遍赐爵和买卖占爵 ,可谓最具时代特色。对君主和国家而言 ,封爵的作用和影响与先秦旧爵也有明显差异 ,如果说周的封爵主要体现的是国家统治形式 ,那么战国后发展起来的秦汉新爵制 ,则主要体现为统治的具体方法和策略 ,是在全社会广泛推行的利益交换手段和激励措施 ,特别是爵位通过买卖获得 ,更使得其利益交换性 ,甚至可以说是商品性暴露无遗。而封爵对于占有爵位的个人的好处 。

晚清民间武术发展简论

武术是以拳术技击为主要特征的中华国粹，在晚清，于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形成了诸多拳种与流派。它的兴盛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由于内忧外患而引起的社会动荡不安，使人们不得不谋求自卫和互卫，纷纷练拳习武。一些社会团体和组织也比较注重吸收武术文化。民间习武者素重武德，推崇忠勇义气。在民族危难深重的晚清社会，奋勇投身抗击侵略、改造社会等斗争，以武术来捍卫国家民族利益，成为晚清民间武术的主流。

清代盛京沿海贸易重心转移述略

有清一代 ,盛京沿海贸易重心经历了由锦州到营口 ,再由营口到大连的转移过程。在这一转移过程中 ,口岸的经济腹地宽阔与否、口岸自身条件以及口岸与经济腹地沟通方式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政治因素的介入 ,对口岸之间势力的此消彼长影响颇巨 。

抗战初期工厂内迁的剖析

抗战初期，中国沿海部分工厂向内地迁移。南京政府对内迁缺乏周密规划，造成内迁中诸多困难，工厂内迁和科技人才内流重新造成了中国新工业的基础，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得以继续。

论《管子·轻重》抑商贾及其君主专制实质

《管子·轻重》从人性好利论出发,分析了利益集中体现的场所——市场对治国的作用,并得出商贾与君主专制对立的结论,从而提出了一系列打击商贾的措施,包括:垄断货币、盐铁专营、官营商业、排斥商贾对农民的盘剥乃至用政治强权直接剥夺他们的财富等等;其抑商贾思想集中体现了君主专制主义的实质,并最终破坏了市场。《管子·轻重》长期受到重视的原因即在于此。

清道咸年间边疆史地学研究的时代特征

清代道咸年间的边疆史地学研究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 ,特别是在内忧外患与时势的激荡下 ,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趋势和新特征。在这一时期 ,中俄边疆史地研究兴起 ;西北边疆史地学空前兴盛 ,并且与蒙元史研究相并发展 ;边疆史地研究中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目的 ,方法上注重文献考辨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并且 ,此一时期边疆史地研究呈现出的空前的忧患意识和世界性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