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社会和家庭的历史互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2001年学术年会综述

2001年4月6日至8日,'严范孙、张伯苓学术论坛--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2001年学术年会'在南开大学召开.这次会议是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华银投资控股公司联合主办的.来自全国数十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八十余位思想史、社会史专家参加了这次大会,何兹全、庞朴、王玉波、冯尔康等著名史学家光临大会并作重要学术发言.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刘泽华主任作了<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过程研究>的主题发言.

清代法制史研究路径探析——以黄宗智著《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为中心

美国学者黄宗智在考察清代基层社会的法律秩序时提出了“第三领域”的概念 ,试图以此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观念。不过 ,黄宗智在立论过程中过分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的差异性 ,陷入了国家 /社会二元论的窠臼。围绕清代基层社会法秩序这一共同话题 ,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对话 ,中、美、日三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力图勾画出清代基层社会的法秩序 。

卫生史与环境史——以中国近世历史为中心的思考

卫生史与环境史不仅在研究旨趣上相当一致,而且在研究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交集,卫生史关注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同样也是环境史的研究课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卫生史可以囊括在环境史之中,而是说就环境史研究来说,从卫生史的角度切入来探求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路径。这除了内容和旨趣上接近等缘由外,还因为从卫生史的视角出发,对促进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并更进一步融入国际主流学术颇有助益,而且从卫生史的角度可以为我们构建和谐而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供一些深层次的思考。

历史情境与现实关怀——我与中国近世卫生史研究

一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中国生活了40余年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在其有关中国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中国人丝毫不像受压迫的民族,世界上再没有比他们更不受官方干扰的了。你可以在中国的镇子上住上好些天也不会看见警察。

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当代社会全方位的转型,中国史研究如何继承优良的史学传统,更新理论与方法,把握学科发展的特点和态势,成为摆在学界同仁面前的时代命题。本刊有幸邀请到瞿林东、陈支平、范金民、常建华、李华瑞、徐彬六位学者就此展开笔谈。宋代史家吴缜作史三原则说有何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如何认识和超越历史与文化的歧义?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是什么?怎样进行历史计量研究?宋史文献特点有哪些?家谱研究的意义与方法何在?学者们结合自己的研究,对以上问题给予了思考和回答。

问题意识: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解释

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涉猎范围和问题非常广泛,本文侧重总结的是贯穿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共通性问题,如基层政权、阶级划分与阶级斗争、集体化经济、日常生活等。该研究主要成就表现在:对有的问题做了较为深刻的解释,对有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还有的学者提出了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分析性概念。但也必须承认,许多成果只是下了事实描述的功夫,很少个人的思考,更缺乏理论性的提炼,从而也就很难产生相互间的争鸣。在研究方法上,总体说来还缺乏方法论意识。另外需要指出的一个现象是:集体化时代这样一个原本应作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但历史学学者参与并不多,或者说即使有所涉足,也未能取得令人预期的成就。在此领域一展身手的主要有人类学学者、社会学学者、政治学学者和经济学学者。

简述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

一、从一个有趣的话题说起在我国传统社会晚期,有'三大节'的礼俗,这就是元旦、冬至和'圣诞',节期君民同乐,普天同庆.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的行为和习惯?原来大有思想文化上的讲究.元旦是一年之始,皇上颁布的新年历开始实行,凡为臣民者均应遵奉执行,如果那个人胆敢不奉正朔,就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冬至过后,白昼一天比一天长,黑夜一日比一日短,是阴、阳交争结束之时,从此阳气上升,而阳气表示君道,所以这时国君以最隆重的礼节祭天,并且只有他具有这种权力--以示君权、天道相通,而臣民则是隆礼祭祖,于是君民共同报答天恩祖德;圣诞是正在坐龙椅的皇帝的诞日,天下者,皇帝之天下也,沐浴皇恩的臣民理当庆贺.

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理论争鸣及其演进(上)

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社会史学兴起。新社会史的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6年为第一阶段,1997年至今为第二阶段。关于什么是社会史,主要有专史说、通史说、视角说三种看法,近来不断出现整合这些说法并加以创新的论述,不妨称之为"社会史新说"。社会史应该借鉴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社会史研究者的共识,讨论比较多的则是社会史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文化史、人类学、地理学、区域史的关系。就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的演进看,对社会史的学术定位有一个从比较考虑研究对象到兼顾研究视角再到"问题"的过程,它始终同反省历史学有关。

历史人物传记及其读法——以《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为中心

拙著《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是专讲人物传记史料的。历史表明,古人讲求的高尚道德情操、做事本领、事业贡献,成为后人前进的精神力量。人物传记所记录的传主事迹和精神世界,读者会因与传主社会价值观、性格、气质、职业、经历的某种类似,产生共鸣以及爱与憎,有亲近感,甚而融为一体,自然地从传主历史得到人生启示,获取智慧,明白做人道理,认识社会趋向,去创造美好的人生。为了读好传记,需要全面了解人物,警惕先入为主,陷入盲目状态,影响知识的获取;对历史人物既要有爱憎感情,也要有超然态度;同时关注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从而明了个人行为的产生与对社会的影响。

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理论争鸣及其演进(下)

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社会史学兴起。新社会史的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6年为第一阶段,1997年至今为第二阶段。关于什么是社会史,主要有专史说、通史说、视角说三种看法,近来不断出现整合这些说法并加以创新的论述,不妨称之为"社会史新说"。社会史应该借鉴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社会史研究者的共识,讨论比较多的则是社会史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文化史、人类学、地理学、区域史的关系。就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的演进看,对社会史的学术定位有一个从比较考虑研究对象到兼顾研究视角再到"问题"的过程,它始终同反省历史学有关。

社会史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研究的学术意义——读常建华教授“日常生活”论文感想

21世纪以来史学界、社会史学界的日常生活史研究风风火火,成就斐然。常建华教授是这一研究中成绩突出者,主编有《中国日常生活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颇受好评;又在科学出版社推出主编的“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系列”,计有《日常生活视野下的中国宗族》(2019年)、《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020年)、《中国历史上的日常生活与地方社会》(2021年).

文献与田野的融合:历史人类学与当代中国乡村研究

在当代中国乡村研究这一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领域,历史人类学抑或田野历史学作为正在兴起的一种新的研究趋向,既是历史学与人类学学科相互融合与渗透的结果,又有力地推动着这两大学科的发展。我们需要在学科本位意识与学科融合趋势的张力中,推动文献与田野研究方法相融合、历史与现实解读视野相结合的历史人类学的发展。通过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融合,注重对乡村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深度理解,实现当代中国乡村研究的新突破。

生活与制度：中国社会史新探索

2018年9月10~12日,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生活与制度:中国社会史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来自海内外32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3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41篇。此次召开的研讨会对'礼法、士人与生活''、医疗卫生与生活'、'性别与生活'、'移民与地方社会生活'、'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水的生活与制度'以及'制度与生活的多样性'等八个主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义和团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后义和团”的文本类型比较研究

20世纪初义和团硝烟渐散,然于此事件的文本记载经历了"拳匪"话语和"英雄"话语的历史转化,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承载义和团历史记忆的文本历史地传递着变迁的轨迹与深植其中的意义、价值,以文本形式出现的义和团,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它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被叙述的符号,成为历史文化象征,甚成为历史重构中重要一环。

中国传统信仰与社会

中国传统信仰是多样化的。有为社会秩序服务的政治信仰,如所谓的"儒教";有为个人健康服务的生命信仰,如佛教和道教;还有介于上述二者之间既为政治秩序服务也为个人生命服务的混合形态的信仰,如三一教。中国传统信仰的多样性表明,在一个发达的文化系统中,信仰世界也像生物世界一样,存在一个多样化的系统,信仰多样性的原因在于社会本身的多样性。

“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近500年特别是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处于急遽的历史变动进程之中,探寻转型与变动中的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内在奥秘自然成为社会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与方向。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共同主办的“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即围绕近50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变动主题,在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变迁、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城市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结构变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力图再现50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图景,并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提供历史借鉴。

从自治到保甲：乡制重构中的历史回归问题--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湖乡村社会为范围

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乡制变革中,由自治取代保甲和以复兴保甲来推进自治这一看似回旋的历史过程,深深地烙印着传统皇族国家与社会结构崩解后,近代民族国家与社会结构重建的复杂性和探索性特征。以传统与现代力量都很突出的两湖地区乡村社会为范围,考察乡制变革中现代自治与传统保甲体制由替代到融通的历史变异过程,可以充分展示乡村社会变迁的实况和解析其制度性回归传统的历史因由,并深刻揭示在"保甲—自治—保甲"的诡论式表象趋势中,串结着的深层历史主题。

新时期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反思及展望(笔谈)

抗战大后方是与根据地、沦陷区相对应的战时中国的三大政治版图之一,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新时期值得深化研究。在很长时期内,整个史学界对抗战时期商人和商会的研究都比较欠缺,战时商会的命运与作用的发挥同样很值得研究。抗战大后方的意义,需要透过对“后抗战时代”以及更长历史时段进行考察,才能获得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抗战大后方”的历史研究,应该有一个整体的历史架构。结合现代物理学概念,有助于深化抗战大后方研究。同时,目前的抗战史研究对于战时大后方的财政体系、工业进步的研究仍较为薄弱,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最后,吸收多领域新知识与新思想,有助于改进思维方法,维护并促动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开放格局,以争取新的学术成果。

中国公私观念研究综述

公私观念 ,是中国文化中最富活力的思想因子之一 ;公私之辨 ,是古今一以贯之的思想母题。春秋战国诸子争鸣 ,已提出崇公抑私的命题 ,至于秦汉之际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的社会理念基本成型。其后 ,“公”本位思想一直占据传统思维主流 ,其中间或有“私”本位观念萌动、抬头 ,但一直是思想界的弱势群体。至于近现代 ,“公天下”观念仍是发动一次次社会改革与革命的强大思想引擎。百年来 ,中国社会所经历的从传统向现代形态转型的每一重要阶段 ,无一不伴随着公私观念的激烈争论。公私难分 ,剪不断 ,理还乱 ;公私纠缠 ,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自先秦始 ,这一领域积淀了大量的思想遗产。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多元、分层的研究。目前 ,这些成果尚呈弥散状态 ,对它们按照不同专题进行一番清理 ,将为进一步的深度研究提供一条大致准确的起跑线。

“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调查材料的发现及其价值——档案史料与根据地乡村社会研究

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的调查资料是其中较为优秀者。这批资料后来去向不明,学术界一直认为这些材料多已遗失或销毁。我们在山西省档案馆阅读所藏相关档案时发现,"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调查的部分材料依然存在。这批材料对深入研究抗日根据地史和乡村社会史极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