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悲凉”看建安风骨的北方文化审美属性

历来研究建安文学者，多从时间性的时代和社会因素出发，本文则从空间性的地域因素出发，从“悲凉”入手，分别从地理物候、精神心态、忧患意识等三方面分析建安文学的北方文化审美属性。“悲凉”首先具有地域色彩，“速老”是一种精神心态上的悲凉，而忧患意识则是一种历史文化心理上深层的悲凉，三者相互交织。北方地域色彩是其底色。它像是只容纳刚健之美的容器，把速老心态和忧患意识都包容其内，使建安文学具有鲜明的北方文化审美特征。

论宋代文学思想的社会文化背景

品性涵养是宋代文士关注的精神境界。品性涵养 ,要有一定的规范准则去遵循 ,而这种规范又具有历史延续性 ,于是产生“尊统”意识。尊统有两层内涵 :一为维护正统 ,二为崇尚权威。由前者产生贯穿两宋始终的文统、道统观念 ,由后者生成宋代文坛上体派纷纭的现象。可见 ,品性涵养、尊统意识、体派现象之间 ,明显有一种内在逻辑。

魏晋南北朝抄书人对传播典籍与文化的贡献

在戎马驰骋、干戈日接的魏晋南北朝，有一种称做“佣书”的行业，很受一部分士人青睐。所谓“佣书”，就是受雇为官府、寺观和私人抄书，换取薪金，以养家糊口。从事这项劳作的人大多是贫穷士人，他们有一定文化，书法较佳，所以恃此一技之长谋生。他们工作艰辛，暑天挥汗，冬天呵寒，终日伏案，墨耕笔耘，面对枯燥乏味的工作，必须忍受寂寞，确保抄写质量，否则雇主要罚工钱。可以说，他们是我国最早的出版工作者。

悲凉·速老·忧患意识——试论建安风骨的北方文化审美属性

本文从“悲凉”入手,分别从地理物候、精神心态、忧患意识等三方面分析建安文学的北方文化审美属性.“悲凉”首先具有地域色彩,“速老”是一种精神心态上的悲凉,而忧患意识则是一种历史文化心理上深层的悲凉.三者相互支织、从而使建安文学具有鲜明的北方文化审美特征.历来研究建安文学者,多从时间性的时代、社会因素出发,本文试从空间性质的地域因素入手,或有新意.

康有为中西文化观初探

康有为生逢中西文化大碰撞的际会风云 ,深受古今中西诸学的熏陶 ,博通古今 ,学贯中西。他突破了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束缚 ,在检讨中国文化若干不足基础上 ,比较了中西文化的不同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并进而提出了会通中西的文化观。他反对全法欧美、主张保持和弘扬孔教的文化建设学说 ,对我们构建当代新文化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图书分类法的选择──孙星衍十二分法的文化透视

思维方式是文化的深层本质，是决定文化走向的重要控制因素之一。中国独特的思维方式造就了古代的图书分类法，虽然其影响是隐性的，却决定了分类法的体系和发展格局。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则天法地、唯圣和对待思维方式是影响孙星衍十二分法的深层动因。

卢木斋与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

早期的南开大学作为民办私立的高等学府．曾得到诸多有志兴教、嘉惠世人的社会名流贤达的大力资助。其中．卢木斋先生捐建了南开大学术斋图书馆．在南开办学史上作出了杰出贡献．

由《程器》观《风骨》——刘勰文学思想的社会文化背景考析

刘勰的风骨论 ,有两种研究途径 :一是对风骨范畴的确切含义的探讨 ,二是对风骨理论形成的文化背景考察。在《文心雕龙》一书中 ,《程器》与《风骨》论世论文 ,一为社会批评一为文学批评 ,完整表达出作者贵器用、尚风骨的文学审美态度。刘勰的社会批评思想深刻影响着他的文学批评理论 ,可以说《程器》是社会批评中的风骨论 ,《风骨》则是文学批评中的程器说。由《程器》观《风骨》 ,涉及三个问题 :(1)文学批评是作者社会批评的行为方式 ,(2 )贵器用具体到文学准则即重风骨 ,(3)刘勰的文学观念体现了“尚北宗南”。

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

事大主义是儒家一种外交理念 ,是小国保存自身、应对大国的策略。它发端于东周 ,广泛存在于古代的儒家文化圈之内。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亦存在于分裂时期诸政权之间、周边藩国与中央王朝之间。而在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交往中尤其重要。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 ,诚心事奉明朝。形式上它依从儒家礼仪制度 ,奉行朝贡之策 ;思想上归依中华。朝鲜对明朝行事大之礼 ,明朝则对朝鲜采“字小”之策。维护朝鲜的利益不受侵犯 ,是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出兵援朝抗倭的原动力。正因为朝鲜对明朝采取慕华、事大之策 。

应公鼎铭与周代宗法

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新出应公鼎,其铭文有重新释读的必要,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促使今人对周人是否行日名之制、周代宗统君统之关系等问题的深入思考。该器铭文的"■"字,属祭祀动词,其义或与进献稻粱祭祀祖神相关。"珷帝日丁"是指周武王。武王以日名为称,纯属个别现象,既不能说明应国始终行日名之制,更无法证明姬周王室有类似习俗。综观文献及相关铜器铭文资料,西周及春秋时期并无后世礼家所谓的"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之礼制。

论“六艺”与“六经”

“六艺”、“六经”习见于我国古代文献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指六部儒家经典。其实，先秦只有 五经，并无《乐经》，后人说《乐经》毁于秦始皇焚书，只是主观揣测，并无文献根据。汉人所谓“六艺”，原本 仅指孔子为教学而开设并为儒门历代传习的六种课程。孔子授课只有《诗》、《书》、《易经》三部古代文献； 他讲授礼、乐主要是根据《诗》、《书》，而《春秋》则是他唯一的手编教材。“六经”为“六艺”之尊称，“六经” 之“经”，是常道、常法之义，与“五经”之“经”的义蕴有别。

试论殷墟聚落居民的族系问题

殷墟聚落形态研究是这些年学术界共同关心的课题 ,但在殷墟聚落居民的族系这一基本问题本上尚有很大分歧。通过仔细分析当地所出的相关族氏铭文 ,可以发现 ,在商代晚期 ,居住在殷墟聚落内的居民并非是由单一族系的“子”姓族氏组成的 ,当地的居民至少应该包括子姓、姜姓、姓、姓等各个族氏 ,同时也可能有任姓族氏在殷墟聚落内蕃衍生息。

《荀子》引《诗》考论

《荀子》一事，在议论之余，每每引《诗经》为证。《荀子》所引《诗经》，与今本《毛诗》相比，文字全 同者占大多数，也有少数同于《三家诗》而异于《毛诗》者。这些文字上的差异，大多属于同音或者声近通 假。从《荀子》引《诗》中，可以看到荀子对诗句的理解以及他所赋予诗句的新“义”，其实这就是荀子的 《诗》学。从文义与《诗》义的关系这个角度分析，《荀子》引《诗》有五种类型。探寻《毛诗》及《三家诗》与荀 子的关系，可证《毛诗》是出自荀子，《三家诗》中，至少《鲁诗》、《韩诗》也与荀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魏晋南北朝兴旺的佣书业及其作用

魏晋南北朝佣书业兴旺发达,生产了大量书籍,对官、私藏书之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唐以前之文献,包括四大部类的图书和佛、道典籍,大多经佣书人缮写而保存至今,使我们从中获悉了许多先民生产、生活的信息.

清华简《金縢》与《尚书》郑注文本考——兼论《史记》述《金縢》的今古文问题

前人认为郑玄《尚书注》"兼采今古文",但是单凭存世文献,辨别郑注哪些属于今文经说、哪些属于古文经说是个难题。而近年新出的清华简《金縢》篇是战国中晚期的古文本,通过文本对读等方法,可以推断郑氏经说主要采用了古文,亦可确知《史记·鲁周公世家》述《尚书·金縢》兼采今古文经说,构成了《史记》采用古文的新证据。

《公羊》《左传》记事异同考

“三传异同考”之类的题目昔人多有述作,但都是从研究经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三传经义的异同。本文则比较《公羊》、《左传》记事的同异,以期能够由此对《公》、《左》二传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春秋》三传,解经的路数颇不相同。大体上说来,《公羊》、《谷梁》主要是从义例上、义理上解经,重在阐扬所谓的“微言大义”。《左传》则重在解释经文中所记述的事实。在一条经文之下,《公》、《谷》一般是解释“经”为什么要这样写。

御门听政与康熙之治

清朝御门听政早在顺治朝即已有之 ,及康熙朝形成定制。康熙帝每日清晨御乾清门听政 ;皇帝出巡则在行宫听政。皇帝听政时辰主要经历了“黎明进奏”与“定时视朝”两个阶段。御门听政是清朝治国最重要的措施 ,它不仅是康熙帝勤政的标志 ,更是清朝前期推行皇权统治 ,迅速走向强大统一的基本保证。御门听政是抗灾减灾 ,恢复农业经济的中枢。康熙帝建立并施行御门听政制度 ,表明他的勤政思想和坚定划一的统治风格以及修明政治 ,强化皇权 ,建立强大清帝国的决心 ,乃得“守成而兼创业”

思想力问题与述而不作传统

与时俱进需要特别重视思想力的更新问题。一个民族要生存要发展 ,不但要有生产力作为物质基础 ,还要有思想力作为精神能源。这样 ,才能认清自己真实的生存现状 ,恰当地根据环境的特点及其变化来设计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发展道路。但述而不作的传统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力产出。因而使它的思想力相对它的需求来说 ,严重不足。直到今天 ,我们的思想仍然要靠进口。

从自撰年谱看中国年谱在明代的大发展

明代是中国年谱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各类年谱数量增长,经典作品不断涌现。自撰年谱是建立于明代的年谱新类别,其独具的撰写特色打破了宋元时期以名儒为基本修谱对象的约束,谱主群体日益扩大,并出现明显的世俗化趋势。明人年谱在编撰体例规范创新、不断完善的同时,保持了题名的多样化特征和编写手法的灵活性,使明代年谱的编撰活动呈现持续繁荣,并为清代中国年谱的全面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