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问题研究

主持者言：近年，“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已成为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学人们共同关心并展开多视角探讨的热点课题。令人欣慰的是，这方面陆续涌现出一些有价值、有新意的论著，在相对多的问题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如先秦的血缘群体与地缘组织的交融、秦汉豪民社会、隋唐士人演进、宋元明清社会控制方式转换、近代绅士与乡村秩序，等等。这些既是阶段性的学术成果，也能为现实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期荟萃编辑了“历史上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一组笔谈，希望引起学人们更多的兴趣与争鸣，为相关研究增添新成果和新助力。

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

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的关系,以往研究几乎无人涉及。1930年代初,教育理念相近的蒋介石与南开校长张伯苓由初识到相知,政治与教育的相互需求以及私人友情的增长,对于此后南开大学的存续与发展关系重大。抗战爆发,毁于战火的南开大学成为战时高等教育损失的标志性形象,蒋介石在广泛的舆论同情中做出了"有中国即有南开"的承诺。其后,私立南开大学与国立北大、清华合组长沙临时大学、跻身西南联大,战后获得国立地位,并由此摆脱战时及战后的办学经费困窘,得以于抗战时期及战后的经济危机中生存。这一切,都与南开大学校史及近代中国高教史极力回避的蒋介石关系甚大。作为回报,视南开如生命的张伯苓积极投身政治以支持国民党政权,为南开的发展置荣辱于不顾。三者间的关系,折射出近代中国高教史上政治与教育关系的特殊复杂性。

历史学是科学吗？--兼析梁启超晚年史观的新变化

凡一学科被称为科学的先决条件,是具有颠扑不破的客观规律。但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人的欲望和实践的综合体现。人的欲求在与客观环境互动的过程中,人欲即心智、心力的活动是难有因果规律可寻的;欲望在与客体的物的奋斗过程中所结的果,又是很难预测和有规律可掌握的。既然心智、心力的运动没有规律,心物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也不易预料,那么所积淀的历史当然很难总结出规律。基本无法寻求规律的历史研究自然不可纳入科学学科。梁启超晚年基本按这种思路,从总体上否定历史的规律性,否定史学为科学。值得关注的是,在民国中后期,和梁启超持相同观点者,有不少史学名家。他们倡导的大致是一种非理性的"人文"史观。这种史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对传统的科学、理性的反思而兴起的新人文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具体反映,梁启超是执牛耳者。当然,梁启超对早年进化史观的检讨,还有其自身所特有的因素。

“重新解读梁启超”笔谈（下）——近百年来不同语境下的梁启超研究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一位相当重要也非常特殊的人物。他一生多姿多彩，既是一位政治家，在维新变法、清末立宪、反对袁世凯称帝和五四爱国运动中都有不凡的表现，又是一位思想家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对于这样一位杰出人物，近百年来人们从多方面展开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这既为我们解读梁启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展现出近百年来中国学人的心路历程。

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

中共革命是中国近代史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只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才能阐释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演变和最终结局,并为人类革命史的研究提供具体实证和理论参考,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新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然而,以往的研究模式和一些认识,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共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要想实现中共党史或革命史研究的真正突破,必须寻求研究思维的转换和研究视角的创新。比较而言,中共革命与中国乡村相互连接、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双重互动的视角是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点之一。

宋元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新构建

多年来，围绕地方官府权力下移问题，一批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这种权力下移主要发生在中唐以后，尤其是宋元明清比较典型。由于唐宋社会变革，国家、士绅与宗族在乡里社会的支配方式或角色功用，相继发生了重要转换。中唐以后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间的框架关系，恰是在三者的角色功用转换中得以重新组合缔结。换言之，国家对乡里社会的支配方式、士绅与宗族的角色功用等重要转换及互动，促成了宋元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新构建，

中古以来南北差异的整合发展与江南的角色功用

由于疆域广袤、民族风俗多样,东汉以后,南北整合发展上升为中华文明内部诸地域子文明间相互关系的"主旋律"。首次南北差异整合发生在南北朝隋唐。北朝体制诚为隋唐立国之本或入口,南朝体制则是其演化趋势或出口。由"南朝化"起步的"唐宋变革",就是革均田、租庸调、府兵等北朝三制度的"命"。元统一后的南北差异博弈整合,北制因素过分强大,总体上占上风。朱元璋、朱棣父子个人经历和政治文化心态等偶然因素,致使明前期的整合再次以北制占优势。明中叶以后南、北制因素的另一次整合,改而以南制为重心。重在革除徭役的"一条鞭法",亦是南制因素压倒北制的"里程碑"。东汉以后的中国,先后发生"五胡乱华"和女真、蒙古等南下入主,黄河中下游的华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曾经被中断两三次。万幸的是,华夏经济和文化藉东晋和南宋南渡在江南得以延续。5世纪以后的江南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和文化主脉所在,成为中国"富民"和农商并重秩序成长发展的"风水宝地",尤其是宋元明清的江南依然代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在唐宋前后南北地域差异的上述三四次博弈整合中,承载着中国经济重心及文化精英的江南地区,推动着华夏经济和文化在南北统一国度下总体上继续繁荣,最终避免了欧洲5世纪日耳曼蛮族南下中断或暂时毁灭希腊罗马文明而整体步入黑暗中世纪的悲剧性道路。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续至今,总体上未曾中断,在世界范围独一无二,江南的历史性角色作用功不可没。

生态环境史研究与人类文明的再认识

本栏刊载的这组笔谈,参加者来自历史、经济和环境科学的不同学术团队,他们正承担着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985"二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和自然科学创新平台的多个重大项目,开展中国社会生态史、世界现代化进程、循环经济和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围绕"建设生态文明"这一时代新主题,他们首度"牵手",穿越纵深的历史,综揽广泛的现实,就生态文明的历史定位、环境危机与资本主义,以及环境伦理、环境测评、市场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发表见解。"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系统工程所关联的问题复杂至极,远非某个单一学科所能解决,学人必须破开学科分隔的院墙,敞开思想交流的门户,积极互通声气,至乃抵掌共论。许多重要问题,唯有通过不同学科领域专家之间密切交流、合作,反复对话、磋磨,方能求得正解,减少偏失。以《南开学报》为平台,围绕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某个重大课题,文、理科专家共同发表意见,是一种新的学术活动形式。这种形式,既有利于发挥学科集群综合优势,亦为探索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所必需。期望本组笔谈能够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

变动时代的乡村政制与国家权力--20世纪初年乡制变迁的时代特征

如果不过分拘泥于历史进程中的复杂细节，而就历史演进的大势而言，晚清至民国年间的乡制变迁似乎可总括为：“19世纪的里保制，1900—1928年的区董警长制，1929年以后的区长制。”当然，各地的组织形式和结构不尽相同，甚至层级和名称也各具特色，但以薪制（警察制）取代旧制（保甲制）的历史趋向基本一致，并且也都始终是在“地方自治”的现代化旗帜下来规划乡村政制的。

中古士族到士人的演进

魏晋至唐末，是中古社会阶层剧烈变动的时期。士族阶层逐步向新型官僚士人的演变，是这个时期值得关注的社会动向之一。在这个变化中，选举制度作为中央政权与基层社会联系的一条重要纽带，对士族力量的起伏升降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此外，隋唐以后士人与乡里宗族社会逐渐脱离，士族社会原有的郡望体系趋于瓦解，也构成此时期士族向士人演进的一项重要内容。

20世纪中国留学生的宏观考察

20世纪的中国留学生在清末“留日热”、五四留法勤工俭学运动、20年代的“留俄热”和80年代后的留学大潮的推动下,持续发展,规模宏大。留学人数大体有四五十万,可分为“政治留学”和“学问留学”两种,对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变影响深远。从发展趋势看,一是留学教育的起伏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兴衰相一致;二是由单纯的留学教育问题发展成牵动千家万户的社会问题;三是留学生的价值追求逐步由“求知识”向“求生存”演变。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辛亥革命与“革命话语”--关于拓展辛亥革命研究的几点思考

在社会史和文化史日渐兴盛的今天,或许向社会—文化视野的转换,也不失为拓展和深化辛亥革命研究的选择之一。有几个方面可以拓展:即超越"事件史"与"运动史"的"革命话语"研究;由革命的历史转向历史上的革命研究:关于革命类型和"革命普泛化"问题研究;以辛亥革命为基点,在总结20世纪一系列革命或非革命现象基础上,形成关于"革命"的学理性研究成果。

洪秀全拜上帝：“师夷长技”以“称帝”--兼析政治宗教的独裁本质

平心而论,鸦片战争时期的"师夷之长技",洪秀全的"拜上帝"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洪秀全利用一知半解的基督教知识附会上帝,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政治追求当中,把政治化的宗教与其反清大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创建了反映广大农民绝对平均主义要求的"天国"理论,从而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是,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迅速向专制独裁转化;公有制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又使层层官吏贪污中饱;洪秀全在建立唯一真神掩盖下的帝王大业的过程中异化到了反面。政治化的宗教和宗教化的政治,再加之理想化的空想,促洪秀全的空想转眼化作泡沫。

列强与1923年中国《商标法》之颁行

根据1902年的中英商约和1903年中美、中日商约规定,清政府于1904颁行《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对各国商标进行立法保护。但各国表示不满意,向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不断提出交涉,要求修改。1923年5月3日中华民国政府颁行《商标法》,各国起初仍不满意,经过与民国政府多次交涉,各方均做出一定让步,至1926年底各国最终承认《商标法》。中国《商标法》的颁行是中国与列强长达20余年的斗争和妥协的结果,其中也交织着列强各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列强各国承认《商标法》,使中国政府对中外商人的商标进行保护有了法律依据,便于解决各国之间和中外之间的商标纠纷,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衣冠与中国古代的礼俗文明略谈

衣冠服饰不仅有御寒遮体及装饰的作用,而且也反映着古人的文化和价值的观念.古代的中国,有'礼仪之邦'和'衣冠王国'的称誉,反映了衣冠与礼仪文明的关系及礼俗文明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衣冠服饰又与人们的等级身份及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相关联,成为等级身份与民族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关于容闳研究的两点思考

容闳不仅是中国留学教育的奠基人,而且在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的历次社会变革中都有重要贡献,但对他的较深入的研究则是近三十年,特别是近年在他的家乡召开的两次国际学术会议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要进一步推进容闳的研究,一是要增强对研究对象的新认识,看到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达到了时代性和民族性统一的重要名人,其研究具有某种永恒意义;二是挖掘新史料,尤其是对容闳早期留美、在上海的活动、参与戊戌变法、晚年及其家庭状况的一些史料要下功夫搜集。

范蠡：从政治家到商圣的智慧

2008年,当公众眼中的一些企业家明星突然"形象崩溃"的时候,我们回过头去重新审视两千多年前的范蠡,在他的思想中发现不少闪光的地方。从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成功转型为一代商圣,再到中国有记载的最早的慈善家,范蠡跌宕起伏的一生。

吕不韦“官”“商”轶事

公元前235年，吕不韦被迫自杀，默默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吕不韦没有贪污腐败，没有政敌陷害，军事上也没有打败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