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是科学吗？--兼析梁启超晚年史观的新变化

凡一学科被称为科学的先决条件,是具有颠扑不破的客观规律。但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人的欲望和实践的综合体现。人的欲求在与客观环境互动的过程中,人欲即心智、心力的活动是难有因果规律可寻的;欲望在与客体的物的奋斗过程中所结的果,又是很难预测和有规律可掌握的。既然心智、心力的运动没有规律,心物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也不易预料,那么所积淀的历史当然很难总结出规律。基本无法寻求规律的历史研究自然不可纳入科学学科。梁启超晚年基本按这种思路,从总体上否定历史的规律性,否定史学为科学。值得关注的是,在民国中后期,和梁启超持相同观点者,有不少史学名家。他们倡导的大致是一种非理性的"人文"史观。这种史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对传统的科学、理性的反思而兴起的新人文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具体反映,梁启超是执牛耳者。当然,梁启超对早年进化史观的检讨,还有其自身所特有的因素。

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

中共革命是中国近代史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只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才能阐释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演变和最终结局,并为人类革命史的研究提供具体实证和理论参考,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新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然而,以往的研究模式和一些认识,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共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要想实现中共党史或革命史研究的真正突破,必须寻求研究思维的转换和研究视角的创新。比较而言,中共革命与中国乡村相互连接、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双重互动的视角是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点之一。

洪秀全拜上帝：“师夷长技”以“称帝”--兼析政治宗教的独裁本质

平心而论,鸦片战争时期的"师夷之长技",洪秀全的"拜上帝"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洪秀全利用一知半解的基督教知识附会上帝,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政治追求当中,把政治化的宗教与其反清大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创建了反映广大农民绝对平均主义要求的"天国"理论,从而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是,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迅速向专制独裁转化;公有制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又使层层官吏贪污中饱;洪秀全在建立唯一真神掩盖下的帝王大业的过程中异化到了反面。政治化的宗教和宗教化的政治,再加之理想化的空想,促洪秀全的空想转眼化作泡沫。

宋明理学家对乡里社会新秩序的构思与探索

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良好的社会机制,谋求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与繁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的实践和思想理论,源远流长,涵蕴丰富,传统与现代兼容,精华与迂腐并蓄,又长期表现为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的双重作用,其本身就是一个庞大多彩的"文化宝藏"。本刊开设"中国传统社会建设理论研究"专栏,选用了李治安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首届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的一组论文,以飨读者。其中,张分田文剖析各种典型的理想政治模式的结构、要素,揭示古代主流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特征,全方位、多视角地把握传统社会道德建设理论的内涵、属性和价值,揭示其在构建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理想中的重要功能。王利华文指出,"三才"理论即中国古代社会建设的思想纲领,以"天"为经、"地"为纬、"人"为本,注重协调和综合考量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该理论虽非严密科学论证,但其借鉴意义显而易见。李治安文认为,张载、朱熹、王阳明以理学家和士大夫代表的双重身份论述"宗法"、"家礼"、"义学"、"社仓"和"乡约"等问题,从新儒学的最高层次为乡里新秩序绘制了一幅内涵丰富的蓝图。这无疑给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士绅群体提供了精神支撑与理论先导。王先明文指出,清末"新政"中乡绅强占权力和资源,形成绅权"体制化"及绅民对立。国民政府欲借保甲制,打破乡绅专断,终未如愿。梁漱溟、晏阳初等或多传统色彩,或带西化倾向,试图从文化建设层面规划乡村发展。共产党以革命的选择,开辟了近代民族和乡村建设的胜利之路。江沛文论及近代转型期经济重构引发城乡失衡、移民潮、娼业痼疾、匪患、秘密结社等诸多社会问题,强调社会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是法治化。

论“编户齐民”的形成及其内涵演化--兼论秦汉时期“编户齐民”与“吏民”关系

编户齐民是先秦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特殊针对性的人群,即消除分封采邑制下国人与野人之异、公民与私人之别,国家通过编户统一管理的居民。离开这个前提,编户齐民并不具备平等无贵贱的特点。编户制在先秦出现,但将"编户"作为居民称谓是汉代的事情,此时编户齐民的初始针对性内涵已不重要,仅作为人民大众的泛称被延续使用,不具有严格的等级身份性。"编户"与"齐民"均经历了由动宾词组到名词的形态演变,名词化的"编户"和"齐民"是社会变革的产物,而动宾词组化的"编户"和"齐民"则反映了变革过程。"吏民"是编户齐民的主体,但二者不能简单画等号,因为非吏民的贫贱民也属于编户齐民。

中韩近代史学流派及其分期

中韩两国的传统史学有着某些相似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而且都在近代发生了激变。中韩两国的近代史学以各自传统史学的内在力量作为基础,强烈地反映着对应于激变的近代状况的现实认识。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各种“变局论”深化了现实认识。中国近代改革运动、革命运动的交替发展,使近代史学的各类流派和分期的成立成为可能。尽管韩国没有经历过如辛亥革命的政治革命和五四运动等新文化运动,但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为了克服对外的矛盾和危机发展了卫正斥邪思想、开化思想、东学思想。随着1910年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摆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和自由成为所有力量的奋斗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的、爱国的民族主义性格,这是近代史学最为重要的基本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