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学者与中国的相遇:卜凯农村调研的西学意识与比较意识

卜凯所主持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和研究,在同时代同类成果中处于较高水平。基于美国的社会背景、教育背景和学科背景,卜凯具有浓厚的美国立场、意识和视角,其调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直接来源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美国的农业经济学、农场管理学。在此思想指导下,卜凯以欧美的优越感对中国与美国的农家经营进行了详细比较,得出中国农家经济落后的结论,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良中国农业的建议。不过,卜凯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也并非完全予以否定,而是认为有其合理之处,这一合理部分应该继续延续。尽管其调查研究曾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批评,但也不能不说,中国学者也基本接受了西方农业经济学的方法,他们一道为中国农村经济学的本土化作出了贡献。

历史情境与现实关怀——我与中国近世卫生史研究

一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中国生活了40余年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在其有关中国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中国人丝毫不像受压迫的民族,世界上再没有比他们更不受官方干扰的了。你可以在中国的镇子上住上好些天也不会看见警察。

社会史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研究的学术意义——读常建华教授“日常生活”论文感想

21世纪以来史学界、社会史学界的日常生活史研究风风火火,成就斐然。常建华教授是这一研究中成绩突出者,主编有《中国日常生活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颇受好评;又在科学出版社推出主编的“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系列”,计有《日常生活视野下的中国宗族》(2019年)、《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020年)、《中国历史上的日常生活与地方社会》(2021年).

生态环境史与医疗社会史共同的内核是生命关怀——生命史学札记二则

王利华教授为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权威学者,著述颇丰。在访谈中,王利华教授阐述了生态环境史兴起的缘由、首要命题和借鉴意义,并进一步解释生命关怀为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精神内核。余新忠教授在医疗社会史领域卓有建树,产出一系列研究成果。余新忠教授的访谈从医疗社会史角度解读了新冠肺炎期间武汉防治的经验教训,认为防疫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需讲求科学方法,敬畏大自然,并从防疫史中接受经验教训。两位学者的研究与访谈进一步揭示出生态环境史和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核心是生命关怀,应积极关注生命,建设生命史学。

清前期乡贤的社会构成初探——以浙西杭州和湖州府为中心

在地方社会居于领导地位或有重大影响的乡贤基本由绅士与平民两部分组成,其中绅士可分为中上层绅士和以生监为主体的下层绅士,平民主要由读书人、技艺人、商人和一般劳动者组成,其中以下层绅士人数最多。虽然平民乡贤的份量不容忽视,但总体上绅士的主导性仍无法撼动。在清前期的杭湖两府,受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发展程度不同之影响,乡贤的社会构成在时空上存在着诸多差异,这不仅表明明清的乡贤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提醒我们,缺乏具体实证研究的笼统探讨,并不利于真正深入细致地呈现历史的经验。

德国大学历史学科的专业与课程设置

历史学科在今日中国大学校园里只能算是一门小学科,与数理化、电子、信息、计算机等理工科相比是如此,与经济、法律、管理,甚至中文等文科相比也是如此.在许多综合性或师范院校里,历史系由于设置早,又未曾有过中断的厄运,往往又是师资力量最强的系科之一.于是形成了一个悖论:新设置的现实性强的社会学科学子莘莘,缺的是师资;古老的历史学科人才济济,缺的是学生.

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20世纪历史学的进步,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历史学向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借鉴并与之融合上。法国年鉴学派标新立异的新史学正体现了历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特别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构成了年鉴学派显著的学术特色。如今历史人类学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微观史学正流行世界,体现着学术研究的新潮流。

交通体系与近代中国区域社会变动——胶济铁路与沿线烟草业的发展(1913—1937)

1898年青岛港的开埠便利了土洋货的进出口,是近代山东经济逐渐融入国际化的表现,而胶济铁路拓宽了青岛港的腹地范围。其沿线美烟的种植结构、生产布局则是对国内外市场对美烟需求做出的反应。胶济铁路作为现代交通方式沟通和促进了美烟的生产、销售两大环节,引起了美烟种植的区域化、专业化和销售的外向型。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这种以路港互动为代表的现代交通网络,对近代区域社会历史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凸显“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历史图像: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读后

在中国传统帝制时代，日常生活之中“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诸多习见现象，诸如方术与博物学领域，多是当今学者忽略已久、研究相对较少的学术“冷门”。然而，在余欣先生新著《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以下简称《中古异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35万余字）一书中，这些却成为主要研究对象，成为作者进而探索“写本时代”的学术、

“交异”与“融通”:近代以来社会学与历史学关系变迁

19世纪,社会学具有强烈的历史取向,历史学对社会学则兴趣匮乏。20世纪前半叶,历史学开始向社会学寻求合作,主流社会学却走向具象经验化研究。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社会学界倡导"历史转向",历史取向的社会学研究得以再兴。同一时期,社会学取向的历史研究虽偶有波折,依旧方兴未艾。通过对学科关系史与相关理论的对读,我们发现:两门学科关系发展受制于学科组织关系;两门学科关系因各自学科研究目的、对象、方法而变化;两门学科关系受外部环境影响;两门学科关系被学科发展时序差所左右。四重逻辑并置导致了西方社会学与历史学百余年来的交异与融通。

另一种视野:民国时期国外学者与中国农村调查

民国时期、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调查和研究蔚然成风,国外学者不仅是这一活动的开拓者,也是调查规模较大者。弄清这些调查的历史过程、调查宗旨、调查区域、调查内容、调查方法以及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对我们正确地解读和利用这批资料将大有裨益。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些调查与中国学者的调查既有相通之处,更有其独特的视野。尽管它们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其学术贡献和社会价值是主要的,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也增强了外国对中国农村的了解,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义和团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后义和团”的文本类型比较研究

20世纪初义和团硝烟渐散,然于此事件的文本记载经历了"拳匪"话语和"英雄"话语的历史转化,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承载义和团历史记忆的文本历史地传递着变迁的轨迹与深植其中的意义、价值,以文本形式出现的义和团,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它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被叙述的符号,成为历史文化象征,甚成为历史重构中重要一环。

辛亥革命后中国乡村控制体制的演变——民国初期的乡制演变与保甲制的复活

晚清时期 ,地方政制变革已揭开序幕 ,辛亥革命后地方政制变革仍承其演进趋向 ,以地方自治和警察新制为方向。然而 ,至 2 0世纪 30年代 ,传统保甲制却复活于地方自治的制度框架内。但保甲制的出现并不是单纯的旧制的“复本” ,而在与自治体制的对接和整合中 ,更多地表现出体制理念和政治实用上的重构性。

题同释异:中国近代农民何以贫困

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不少"进步性"的变化,但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农民的物质生活仍然是非常贫困的。这绝非中国知识界的想象和构建,而是反映中国农村社会主流和本质的大问题。问题不是农民是否贫困,而是农民为什么贫困,农村经济为什么落后?面对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从未停止过讨论,但只有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时局变化的影响、社会思潮的活跃,才达到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知识界的研究表明,农民之所以贫困,大致有单因论、多因论和双重因素论之别。因学术观点、政治立场的不同,学者之间进行了批评和反批评。应该说,几乎所有学者的认知,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真相,很难说哪一种完全没有道理,或者说相互之间有什么截然对立的矛盾,只是侧重点不同、理论深度不同罢了。除此之外,还有分歧者,乃是各派在既有认识的前提下,对如何改革中国社会的面貌,也就是说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存在激进与温和之别。比较而言,大多数学者不过是书生论政,只有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此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大规模的革命实践,于中国社会之变化影响最大。时至今日,中国社会改革再度遭遇到瓶颈,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具有同样思维逻辑的新一轮论争正在猛烈展开。

“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调查材料的发现及其价值——档案史料与根据地乡村社会研究

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的调查资料是其中较为优秀者。这批资料后来去向不明,学术界一直认为这些材料多已遗失或销毁。我们在山西省档案馆阅读所藏相关档案时发现,"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调查的部分材料依然存在。这批材料对深入研究抗日根据地史和乡村社会史极有价值。

毁灭与重生的纠结: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前途之争

自古以来,手工业一直是中国农家经济的重要支柱。但近代以后,在机器工业产品的冲击下,一些手工业开始解体乃至消亡。如何看待家庭手工业的现状和前途,始终是社会各界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争论最为激烈。大致说来,主要有四种意见。只有第一种意见主张手工业必然解体,发展机器工业才是正道,而其他三种虽然也认为家庭手工业很难与机器工业相竞争,但仍主张予以保留,只是这三种意见又各有侧重的角度。以上各家的学术背景、政治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是相反的,但对家庭手工业的看法却与此并无必然的逻辑关系。马克思主义学者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既有不一致的地方,也存在着共识,那种以政治意识来划分阵线的做法,在此问题上并不完全见效。这一时期的论争,具有重要的经济思想史价值和实践意义。

元江南地区的籍没及其社会影响新探

元代江南籍没,来自蒙古等北方籍没制随军事征服由北而南的推衍或复活。籍没妻子主要适用于"新附地面"谋逆反叛和妖言惑众等,皇帝亦可随时降旨处罚。包括朱清、张瑄等被籍没妻子沦为官奴,流窜远方,少数或借充怯薛及皇帝特恩而撤销"没入籍"。籍没妻子者通常兼没财产,对采生、私盐、官吏贪赃等犯罪亦实施籍没财产。针对富豪的籍没家赀,大抵是官府抑制豪强在籍没刑罚上的兑现。籍没在江南的移植和复活,特别是籍没妻子,部分增加官府驱奴,违背江南奴仆"雇身"大势。与"抄估"或多类似的家赀籍没及豪富籍没在最富庶的江南地区的延伸,又彰显元朝廷对臣民人身不完全占有的财产实现或强制攫夺。由于籍没的次第推衍,包括南人在内的元臣民不自觉地受到蒙古父权制军事封建主义的"洗礼",实际充当了明清籍没格外盛行的重要社会根由。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拓展学术视野

"思想"与"政治"都具有现象的弥散性和载体的多样性,而"历史研究"属于问题研究范畴。这就决定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领域相当宽泛,内容十分丰富,视角颇为众多。因此,凡是志在有所创见的研究者,都不应让狭隘的学科意识遮蔽自己的学术视野,而应强化问题意识,从特定的问题出发选择课题,并针对具体研究对象自身的属性与特点来确定视角、思路、方法及取材范围。

从“小难民”到“小战士”: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时期的儿童动员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抗日救国教育、报刊媒体、节日纪念等社会动员方式,唤醒儿童抗战意识,使儿童不仅仅是直面国破家亡等现实苦难的“小国民”“小难民”,更成为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小战士”。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儿童以多种形式响应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他们在战火中得到锻炼和成长,增强了国族意识和自我意识,为全民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齐国风俗与社会秩序探析

齐国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习俗,像一张秩序大网,通过软控制手段,使各等级各安其位,各行其是,起到了规范秩序、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齐国政治家与社会思想家们也在各个层面对风俗进行了有时代特色的论述与实践,其主要落脚点是因俗治国平天下,维持齐国社会秩序,导向则是王权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