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学历史学科的专业与课程设置

历史学科在今日中国大学校园里只能算是一门小学科,与数理化、电子、信息、计算机等理工科相比是如此,与经济、法律、管理,甚至中文等文科相比也是如此.在许多综合性或师范院校里,历史系由于设置早,又未曾有过中断的厄运,往往又是师资力量最强的系科之一.于是形成了一个悖论:新设置的现实性强的社会学科学子莘莘,缺的是师资;古老的历史学科人才济济,缺的是学生.

在具象而个性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历史——清代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评

日常生活史是国内史学界新兴的研究领域。这一研究主张回到日常生活的逻辑和场景,在具体的日常生活细节中发现历史。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开展,不仅可以使历史书写更加丰满而生动,还将有助于更新学术理念,发现历史别样的旨趣与议题。以清代日常生活史研究为例,目前有自觉理论意识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但不断涌现的优秀成果已经颇有说服力地展示了这一研究的活力和前景。而要取得更好的成绩,还有待于广大研究者特别是青年研究者及时更新学术理念和方法,积极从日常生活理论和相关国际新史学思潮中汲取思想和观念的资源与养分,真正以"人"为中心,深入挖掘和细致考察各种史料,唯有如此,才能呈现出别开生面、妙趣横生而又意味深长的日常生活史。

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的十大论争

农村、农业和农民是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基础。马克思说：“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农业劳动不仅对于农业领域本身的剩余劳动来说是自然基础，而且对于其他一切劳动部门之变为独立劳动部门，从而对于这些部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来说，

“土货化”经济学:方显廷及其中国经济研究

方显廷是民国时期著名经济学家,是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书斋型学者。他的学术经历丰富,也是最多产的经济学家之一。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经济问题,为政府的经济政策提供证据和建议,研究领域广及经济形态、机械工业、乡村工业、农村经济、货币金融、经济体制等方面。他主张经济学"土货化",注重实地调查和研究,搜集和掌握第一手资料,得出了许多独到见解。不过,由于"土货化"正在进行之中,这些研究在理论上并没有明显的原创性贡献。

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

以往关于土地改革的研究主要限于简单的“政策——效果”模式,忽视了乡村社会尤其是农民大众的心态、行为及其与土地改革的互动关系。1937- 1949年华北乡村土地改革的历史表明:本来给农民带来巨大利益的土地改革,并没有立刻燃起农民的热情之火,他们往往胆小怯懦,不敢立即起来响应。为此,中共从改造传统的民俗伦理入手,通过“挖穷根”、“斗争大会”等方法,激发农民对地主阶级的被剥削感、阶级对立意识、革命斗争意识和拥护中共的意识。在此基础上,一向温和、忍让的中国农民将整个地主阶级打翻在地的复仇情绪宣泄到极点。不仅如此,其传统的平均主义心态不再限于打倒地主阶级的“均贫富”,而是发展为部分贫苦农民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平均主义行为。在此贫富错位的社会裂变中,农民传统的发家致富心态转变为既渴望富裕、又惧怕富裕冒尖的矛盾心态,甚至不惜将现有的财产挥霍浪费。总之,在中共土地政策的影响下,农民的传统心态历经空前的激荡和改造,同时一些传统心态也在延续和放大。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农村经济的主张

20世纪上半期尤其是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以及农村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中,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们坚持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强调阶级分析方法,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虽然标榜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对中共革命道路并不认同的学者进行论争,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现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农民处于贫困化状态、土地分配集中、地主剥削农民、小农经济仍占绝对优势;主张中国必须走反帝反封建之路,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集体化农村经济。以上研究和看法,对阐释、传播中共革命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社会、改造社会、为革命服务的力量。

论抗战时期张闻天主持的晋陕农村调查

1942年1月至1943年2月张闻天主持的晋陕农村调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时间最久的一次著名调查。与三四十年代其他的农村调查相比,颇具自己的特色。它是在中共中央整风运动的背景下进行的,是张闻天"行动上的整风"。其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我们的政策法令",具有强烈的政策服务性质。调查对象是以典型区域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为指导重点调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具体调查过程中,"不怕麻烦",既注重利用地方党政权力的权威资源,又采取了调查会、个别谈话等有效的调查方法。最后通过分析调查资料,"抽出一般原则",提出"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等大胆论断,既实现了服务革命政策的目的,又是一种更为深刻的超越。

士绅构成要素的变异与乡村权力——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晋中为例

“地方精英”只是西方话语的一个研究表达,而不是乡土社会的存在实体表达。无论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资源还是基于社会现状,“士绅”这一话语所包含的历史价值和认知意义,都不是“地方精英”的话语所能替代。在20世纪前期剧烈的社会政治变迁中,士绅仍然成为乡村权力结构的主体,只是此时的士绅构成却并非局限于功名、身份,其来源和出身已呈多元化趋向。士绅阶层的构成要素已有所变异,然士绅之传统功能和角色却并无质的变化。士绅话语仍然揭示着民国乡村权力的结构性特征。当然,构成要素的变动虽然也展示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向,却只是在原型中有限地扩充。

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

1937-1949年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民间借贷政策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新债旧债一律减息;旧债继续减息,新债利率自由;废除封建旧债,新债利率继续自由。中共革命策略的实施减轻乃至废除了长期压在农民身上的债务负担,同时也由于惯行力量的约束,造成了农民的借贷困难。1942年中共采取新债利率自由议定的温和措施,借贷政策由此具有了革命、妥协与调和的多面性。但革命的一面总是处于压倒之势,农民借不到债的现象一直存在。这体现了革命策略与承继传统的内在矛盾和困难选择。

北大汉简《苍颉篇·阔错》的释读与章旨

2009年北京大学入藏的西汉竹书《苍颉篇》中有《阔错》一章,目前被整理者归入此章的有12、13两枚简,①共42个字,形制、内容完整。根据其他章的形制、体例,可以确定这两枚简简首的＂阔错＂两字是本章的章题。

延续与渐变:近代冀中定县农业生产及其动力

冀中定县的农业生产,为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变迁提供例证。在生产条件上,基本沿袭祖辈特色,既反映了传统经验的适应性,也是人多地少、劳动力剩余之下的无奈。与此同时,在民间组织与政府机构的推动下,农具、作物以及灌溉等方面也显现出现代农业的迹象。在农作物结构上,仍以传统粮食作物为主,商品作物尤其是棉花种植面积也有明显扩大,国外市场需求已成为一个重要变量。尽管如此,农民很少将土地孤注一掷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利润追求有限。粮食总产量有所提高,其增长不是靠耕地面积的扩大,而是靠亩产量的增加,亩产量的增加又源自生产条件的改善尤其是劳动力的大量投入。这虽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但农民生存效用增加了。农业生产体现了传统与新面相、增长与不发展、连续大于跳跃的渐变特征,农民的贫困状态并未发生根本转变。在艰难之中,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还能维系和坚持,表明小农经营仍有顽强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