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下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系统管理研究——以南开大学为例

大数据时代具有海量数据、多主体整合、深度定制化等管理特征。在大数据时代下,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管理也面临着新技术和新问题的挑战。本文在介绍了大数据时代特征以及目前就业困境之后,对于以往国内研究结果进行文献综述。通过吉林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把大数据运用到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管理中的比较研究,结合南开大学在相关领域的发展现状,给出一般性的大数据时代下高校就业信息管理的理论模型。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方向探析——基于促进地方财力增长视角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本文以健全地方税体系的开源路径为讨论视角,探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当前面临的转型困境,分析现阶段投融资平台转型的多类方向,得出在其市场化运行改革进程受阻、依靠传统城建项目投资收益难以持续的情况下,亟待优化投资项目实现市场化运行的发展研判。文章以对地方财力贡献程度作为主要评价标准,探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不同转型方向对地方财力的提升程度,选取合肥产业投资平台作为剖析对象,分析合肥产业投资平台在投资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实现多方共赢的模式,探寻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区域实现平台转型、产业发展与地方财政增长的耦合路径。

一项关于大学新生自我概念特点的研究──对南开大学部分新生的开放式调查报告

一项关于大学新生自我概念特点的研究──对南开大学部分新生的开放式调查报告乐国安，崔芳一、前言在当今社会心理学界，自我概念（ＳｅｃｆＣｏｎｃｅｐｔ）已经和正在吸引着愈来愈多的关注和研究。事实上，从本世纪４０年代以来，这一领域就成为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中的...

“服务学习”对于志愿者培训体系建立的启示——以南开大学“服务学习”课程为例

志愿者活动的兴起,需要建立起更加完备的志愿者培训机制。而学生作为志愿者群体的主要支柱,建立起学校志愿者培训体系将更加推动整个志愿者体系的发展。"服务学习"理念有助于改善志愿者培训体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学校中开设的"服务学习"课程可以帮助志愿者培训澄清服务理念、规范培训内容、完善培训考核制度,发展志愿者的综合素质,成为完善志愿者培训机制的有效助力,并且给予志愿者培训以启示。

南开大学京津冀首届教育学科博士生论坛述评

京津冀教育学科博士生论坛于2016年9月23-24日在南开大学举行,主题是"协同·发展·多样化——京津冀高等教育改革",旨在在京津冀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背景上,探讨教育一体化,如何做好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也探讨协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参会者从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不同角度出发,探讨了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意义.

探究连锁型学生社团中行动与制度相脱节的原因——以南开大学DK社团为例

本文以连锁-分支型社团中行动与制度相脱节的原因为研究对象，以南开大学DK社团为例，由组织的外部组织场域、内部组织成员身份认同和组织成员目标认同三个角度来进行分析，并适当引入动态决策过程分析。阐明了该类组织经由“变种”、“选择”、“保留”三种方式形成了组织行动与组织制度相脱节的现象。

我国大学社会责任的制度化路径探析--基于南开大学与台湾高雄科技大学的对比分析

制度性保障是大学社会责任履行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然而当前我国大陆地区大学社会责任的制度设计与社会需求出现了严重的偏离。针对这一问题,在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南开大学与台湾高雄科技大学大学社会责任制度设计的差异塑造过程为例,揭示了大陆高校与台湾高校社会责任制度设计出现差异的深层原因。研究发现,观念差异导致了大陆与台湾高校社会责任定位的不同;参与主体差异导致了两地大学社会责任运作模式的不同;权力的不对称性差异使得两地大学社会责任的制度选择过程呈现为“顶层设计”与“多主体参与”两种不同的决策方式。在此基础上,提炼了一些改善大陆大学社会责任制度化的意见,以期能够为促进我国大学社会责任的建设服务。

从狭义社会学视角浅析如何发现社会事实——以南开大学学生消费观调查为例

本文先对“社会事实”这一社会学重要概念进行了概念界定，然后简要概括了郭大水老师狭义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最后以南开大学学生消费观的调查研究为例从狭义社会学的视角对其入手分析，并用SPSS数据统计以及理想模型建构的方法说明如何发现社会事实。

南开大学:努力构建“新文科”人才培养体系 为新时代城市治理培养高素质人才

近年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始终坚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国家发展战略、公共管理学科转型、达成世界级水准的需要为使命,形成了以“价值引领、基础宽厚、科技支撑、务实创新”为特色的“新文科”人才培养体系,打造了一支“学科背景多元化、科学研究国际化、社会服务本土化”的“新文科”教学科研团队,努力推动城市管理“新文科”建设上水平、上台阶,为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培养高素质人才。

双线改革联动:数字技术与政府组织何以适配——以广东省Y区数字政府建设为例

在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技术与政府组织的适配是以二者获得“刚柔兼备”的可互构性为前提的。作为地方政府改革过程中具有重要能动性的机制,党的引领统合机制与印象政绩激励机制,分别具有调节政府组织刚性、提升数字技术弹性的功能。借助双线改革联动的关键契机,这两种功能互补的组织能动性机制在数字技术与政府组织的交互过程中共同作用,促成适配。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纵深推进,是对地方政府自身变革能力的一种考验,需要改革者充分考虑政府各项改革之间的关联性、耦合性,有意识地形成改革合力,促成数字政府建设与政府自身改革的同频共振、联动互补。

我国一流大学办学效率会更高吗?——基于政府财政投入视角

基于政府财政投入视角,运用DEA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分析了我国32所一流大学在2015-2019年的办学效率及其变动,并运用双边模型与28所其他高校办学效率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一流大学之间办学效率差异较小;动态来看,2015-2019年办学效率年平均下降1%,下降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指数下降;与其他高校相比,一流大学办学效率无明显的优势,其办学效率在2017年、2018年高于其他高校,但在2019年被反超。基于此,在“双一流”建设中,要增强高校办学自主权,政府坚持效率导向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并完善第三方评价机制,促进高校良性竞争。

地方政府合作意愿分配对区域全周期治理的营造与影响——基于4个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动态考察

“意愿-行为”构成了地方政府间合作全周期过程,合作意愿分配是地方政府有方向营造合作行为的隐性过程,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分配何以驱动显性合作行为并由此形塑区域治理结构,是有待回应的研究命题。基于4个都市圈中心城市地方政府2012年至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分析了都市圈“中心-外围”治理结构下中心城市地方政府合作意愿对象与要素的分配特征以及意愿驱动行为的路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合作意愿分配是“意愿-行为”过程中的前置环节,通过对合作意愿对象的分配形成合作网络环境的营造效应,界定合作网络的风险、成本与文化。都市圈中心城市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对象分配具有等级、辖区和地理三条路径,其对周边城市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对象与要素分配形成了“中心-外围”治理结构下中心城市地方政府的个体意愿网络。都市圈合作的意愿网络与政策网络互构过程中,意愿转化为行为,驱动“中心-外围”治理结构形成。

省级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组态生成机制研究——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的动态FSQCA分析

省级政府承担着改善地区环境质量,守护一方绿水青山的重任。探究不同制度条件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组态生成机制,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理论,本文对30个省级行政区2017—2019年的数据进行了动态的汇总型FSQCA分析。研究发现:单一条件不能构成省级政府环境治理高绩效的必要生成条件;生成省级政府环境治理高绩效的组态机制共有四种,分别为:数据赋能单向机制、市场—法治协同机制、市场—公众协同机制以及政治—数据协同机制。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我国不同地区,生成省级政府环境治理高绩效的组态机制具有差异性。

从技术引入转向组织变革:地方数字政府改革何以深入

来自A区的数字政府改革实践表明,从政府引入数字技术转向组织层面的系统重塑,其间并不存在一个“自动滑道”;改革纵深推进的关键在于政府改革内驱力的形成,即“政治势能适时强化”“中坚干部积极活动”“制度化的权力适配”三重机制的相互作用与共同推动。面对技术赋能效应的非稳定性,政府体系内组织机制的有机组合,可以发挥推动改革走向深入的积极作用。通过数字化技术设施与应用系统建设,地方政府完成了数字技术的引入,拉开了数字政府改革的序幕。以刀刃向内的改革内驱力推动政府组织体制机制调整,则是继续推动地方数字政府改革向纵深发展、实现治理效能提升的应有之义。

迈向数字法治政府: 开放政府视角下的公民法治满意度

“数字法治政府”不仅是依法治国建设的战略延伸,亦是我国政府在数字时代自我革新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信息公开不仅关乎数字法治政府的建设成效,也影响着公民对政府法治化水平的整体性评价。从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时代背景出发,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政府信息公开之于公民法治满意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政府信息公开对公民法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公民因政府信息公开而对政府法治水平的评价,会因地方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不同而产生系统性的差异;权利保障度在政府信息公开和法治满意度的关系链条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效应。

建设“无废城市”:比较经验、基本特性与政府角色优化

作为先进、创新、可持续、共建共享的城市管理与发展理念,“无废城市”旨在持续推进城市固体废弃物源头减量与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地降低固体废弃物对城市人居环境的影响。建设“无废城市”,应以高水平的城市固体废弃物综合管理为支点。来自日本、德国与巴西的比较经验说明,城市固体废弃物综合管理具有参与主体的全民性、管理活动的回应性、管理理念的发展性、实现路径的延伸性、管理水平的适当性等显著特征。这要求政府要在城市固体废弃物综合管理改革过程中,不断优化自身角色:明确基本认知,理解治理理念与制度变迁规律;调整治理结构,变“管理对象”为“治理伙伴”;关注系统问题,实现治理系统的兼容与平衡。

大数据在社会公共管理应用中的问题探讨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社会公共管理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大数据具有体量大、速度快、种类多、真实性和价值密度低的“5V”特征,在社会公共管理中,能够推动决策科学化、实现实时监管、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提供个性化服务、推动社会公共管理透明化,但也存在信息安全问题严峻、数据统筹意识欠缺、信息孤岛现象普遍、专业技术人才短缺等问题。因此,要搭建社会公共舆情管理平台,加强数据信息共享建设,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加强大数据分析队伍建设。

有志者事成抑或有力者事成——省级数字政府专项政策采纳的影响因素和路径

数字政府专项政策旨在为数字政府发展把舵定向,厘清其扩散动因有利于协调政府数字化转型全局。既有研究疏于考察政策出台环节,多采用线性统计分析方法,在解释因果关系复杂的政策扩散时不无局限性。基于“动机—能力”视角,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究省级数字政府专项政策采纳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可知,中央信号感知是数字政府专项政策较早采纳的必要条件,而公众需求、同侪竞争、社会舆论、数字治理能力、政策积累和财政资源则是边缘条件。根据条件配置差异,数字政府专项政策扩散的组态路径可进一步概括为“造势赶超”“更上层楼”“水到渠成”三种类型。相较“有力者事成”,“有志者事成”逻辑体现得更为突出。动机和能力条件的差序配置格局及政策积累的双向影响,丰富了中国政策扩散研究的场景与视角。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研究:动因、模式和路径选择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创新是对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环境的能动反应。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环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外部环境。对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模式的选择应该是在继续坚持“行政—控制型”模式的情况下,采取“行政—控制型”模式和“规制—服务型”模式相结合,并最终过渡到“规制—服务型”地方政府管理模式。通过体制创新,创建与自治权利相衔接的政府管理体制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基本任务。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突破口,就是需要中央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职责和权限进行双向调整。

政府常态管理与应急管理的比较分析

面对不同的行政环境,政府通常会实施不同的行政管理职能。在常态行政环境下,政府实施常态管理,在应急行政环境下,政府实施应急管理。作为政府管理的两大领域,政府常态管理与政府应急管理既具有高度的联系性,又具有鲜明的区别性。坚持常态与应急状态相结合的政府应急管理,逐渐实现政府应急管理的常态化,是提高我国政府应急管理科学性和有效性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