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合作式治理”提高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政府信任

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要想实现公民与政府间关系的健康运作,巩固和提高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是执政者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合作式治理”是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间互动关系的伙伴情谊的治理形式,它可以通过强化具有公共性、社会性与公民性的政府信任,实现公民与政府间关系的和谐发展。

中国“小组”政治组织模式分析

"小组",是广泛存在于中国各级党政机关中以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名义存在的一种特殊组织模式。基于制度层面的静态分析,影响"小组"产生并长期存在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横向间机构设置的"小部门结构"、政府纵向间职责配置的"职责同构"格局等结构性因素,"单任务—泛职能"的功能性因素,分管型副职模式的制度性因素;其类型包括:根据存在时限可划分为常设型、阶段型、短期型,根据权属关系可划分为职责同构型、权责自属型。基于技术层面的动态分析,"小组"的"中轴依附"的组织结构特点,"虚实结合"的存在方式,"倍量增减"的运行过程,这三个要素共同构筑了"小组"独具特色的运转系统。

国外政治整合研究:理论主张与研究路径

国外对政治整合的研究主要围绕国家之间的"横向整合"与国家之内的"纵向整合"两个内容展开。自上世纪中叶至今,先后经历了初创时期、扩展时期、转变时期三个阶段,形成了"沟通主义理论"、"功能主义理论"、"新功能主义理论"、"治理理论"等较为成熟的理论主张。但是,国外对政治整合的研究兴趣显然在国际整合,特别是欧洲一体化的议题上,对民族国家内部的纵向整合研究缺乏关注,无法回应当前出现的新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整合承载的功能已经突破了"国家统一"这个范畴,更加凸显"政治发展"的目标诉求。只有回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加强对纵向政治整合的研究,才能合理界定政治与社会、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推动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多维互动:族际政治整合机制研究

多维互动是族际政治整合的一种重要机制,政府、社会组织、族员三者互动的结构、特点、方式、内容构成了这种机制的基本框架。其具有认知、理解、信任、包容等功能,这些功能促进了各族员由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向。因此,建构族际政治整合多维互动机制是实现各族员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政治保障。

课程社会学研究路向：高校文化视野

在高校课程变革中,课程社会学的两个主要解释框架是主流意识形态与课程设计的共谋作为社会控制的途径和关注行动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在课程变革实践中的价值和意义。由于这两个基于不同理论基础的解释框架具有行动与结构之间断裂的矛盾,文章借鉴布迪厄在其关系论哲学基础上提出实践关系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场域"与"惯习",从学校文化的视野出发,试图提出课程社会学的一种研究路向,尝试对课程变革实践中学校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特征课程的实践场域和行动者视野的惯习进行分析。

论冲突化解方式的可选择性

行政方式和社会方式是两种最基本的冲突化解手段,它们都有其各自适用的情境。当冲突管理的目标是控制冲突、实现冲突平息时,行政方式就成为一种最优选择;当冲突管理的目标是转化冲突,实现冲突和解时,社会方式的选择就具有了正当优先性。然而这两种冲突化解方式也都有各自的弊端,构建政府和社会的合作共治,无疑是冲突管理发展的新走向。

功利之上的权利:边沁功利主义权利观解析

与传统的自然权利理论的论证方式不同,边沁对这种先验的、事实上不存在的论证方式并不满意。在他看来,只有建立在经验性的功利基础上的权利观才是可信的。居于此,边沁批判了自然权利学说和契约论学说,提出了自己的功利主义权利观,进而导引出建立在功利原则之上的法律权利观。然而,边沁的这种权利观没有注意到法律背后所隐藏的道德内涵,容易引致别人的批判。在后继者西奇威克那里,功利被当作道德的基础,从功利能够引出道德原则,从道德原则又能够产生法律,这样就能有效化解他人的这种诘难,使得权利成功地建立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之上。

困境与机遇:提升慈善活动制度化水平的新契机

当下慈善领域存在着信誉(公信力)危机、信任危机和信念危机,慈善事业发展面临困境。从利益角度审视,慈善困境的本质是慈善活动制度化水平不足:慈善组织自主性匮乏、适应性不足,慈善制度和程序复杂性欠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和"增强全民法治观念"的行动,带来了慈善组织增强自主性和适应性,慈善制度提升复杂性和现代慈善精神培育的新契机。以此为基础,我国慈善事业将迎来破除慈善困境的新机遇。

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研究综述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概念，它涉及到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精神生活，因而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认识和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从为什么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的关系四个方面入手．对学术理论界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和归纳，并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研究状况和未来展望进行了评价，以期能够将此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以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有所启迪。

社会力量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及其完善——以2009年部分城市应对暴雪灾害为例

在2009年11月应对暴雪灾害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经受了严峻考验。要实现危机管理能力"质"的提升,就应逐步改变"强政府-弱社会"的管理格局,积极探索多中心治理模式,大力发挥社会力量在危机应对中作为政府"联动伙伴"和险情"应对主力"的作用。从本次应对来看,社会力量尚有很大潜力有待挖掘,应当在"多中心治理"的理论框架内重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并逐步提高社会力量的应急能力,构建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紧密合作的应急管理体系。

美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基本途径

在美国政府绩效评估近百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主要出现了三种类型绩效评估模式,即效率导向型评估、结果导向型评估和管理导向型评估。本文深刻剖析了三种评估途径的历史背景、基本理念及其缺陷,以期对我国政府绩效评估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国有企业参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分析

国有企业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这是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双向互动"规律、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当代中国国有企业的优势与特点所决定,也是国有企业曾经承担的社会功能、西方成功经验、当前国有企业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要求。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国有企业主要是作为政府的补充而存在,其参与既有限度也需要政府本身的鼓励和保障。

复合型经济功能区管理体制创新构想--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

本文通过对各类国家级经济功能区的研究,以及对天津滨海新区区域特性的分析,首次提出了单一型经济功能区和复合型经济功能区的概念。笔者认为,天津滨海新区是典型的复合型经济功能区。本文结合复合型经济功能区的特点,明确了滨海新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目标指向,提出了滨海新区管理体制创新构想。

大学的独立自由状态考察及我国一流大学理念构建

作者以西方大学的主要发展阶段为主线,考察历史进程中的大学独立自由状态。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大学不可能也从未获得过完全的独立自由,大学的独立自由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受控制的自由。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现代大学理念的本土化必要性与可能性作了一些思考。

公共冲突中的社会预期管理：目标、信念与制度环境

预期是社会公众对未来社会发展和自身状况的预估和判断,预期的满足或者未达均会影响公众的情绪、评价和行动,预期管理不当会引发社会易变、浮躁、冲动与冲突。本文旨在认知预期,了解影响预期形成的目标、信念与制度环境这三个基本变量,探讨新时期个体一阶预期和群体高阶预期的形成机理,并基于此开展社会公众预期管理,积极发挥预期管理在引导预期理性、协调预期均衡、稳定合理预期方面的功能,对于不必要社会冲突的预防意义重大。

现代政府制度：行政发展研究的新视角

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体制的改革要求建立现代政府制度。以往的行政改革实践大都分领域进行,在行政改革方案的系统性、行政改革方案实施的整体性方面尚有缺欠。因此,需要确立现代政府制度概念并以此来引导和协调各方面的改革行为。现代政府制度内涵丰富,运用它可以从多维角度对行政发展进行研究。本文从揭示现代政府制度内涵和主要内容出发,阐述现代政府制度建设的基本途径。

网络舆论监督及其规范

网络舆论监督是行政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舆论监督极大地提升了公民的话语权,具有问责主体广泛、问责通道多元、问责成果高效等突出特点。网络舆论监督也是一把"双刃剑",目前,网络舆论监督的缺点主要表现为网络暴力和媒体审判。因此除了从制度、技术、伦理三个维度需要加强对网络监督的正确引导和合理规范外,还需要从加强传统媒体对网络监督的监督、规范网络报道的内容和方式等方面进行有效监督,从而追求一种健康、理性的网络舆论监督。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及化解路径探析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社区正面临着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为激烈和广泛的变革,城市社区冲突频发不断。中国的城市社区冲突可以划分为社区利益冲突、社区权力冲突、社区权利冲突、社区文化冲突和社区结构冲突五大类型。导致城市社区冲突的原因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当前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面临冲突主体上的高度重叠、居民参与不足、缺乏制度性化解平台和冲突控制成本上升等四大困境。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在路径选择上应进一步强化党和政府的引导作用,强化社会居民参与,构建冲突化解的制度平台,对不同类型冲突采用不同的化解方法。

不合理收入分配:表现、原因及对策

本文认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应从调节不合理工资性收入为切入点,依照我国现行对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企业职工、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民五种行政管理体制,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入手,以建立劳动力市场价位的岗位工资体系为目标,解决不合理工资性收入分配,构建和谐社会。

欧盟超国家制度安排的政治合法性分析

在遵循"制度平衡"和"辅助性原则"的基础上,欧盟将超国家治理权力分别赋予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法院等超国家机构,并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侧重于不同的治理模式。在这种超国家制度安排下,欧盟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于制宪、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等高政治领域的一体化成果有限,欧盟超国家制度安排的"政治合法性"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借来的"合法性、"输出的"合法性、"输入的"合法性三个角度对目前欧盟超国家制度安排所达成的政治合法性进行具体评析,指出欧盟政治合法性的三种来源是一种相互依赖与制约的关系,因而其制度建设始终在政府间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之间徘徊,难以摆脱三种合法性来源此消彼长的循环。但也应看到,通过构建欧盟政治精英与欧洲民众之间沟通和对话的媒介,拓展"欧洲公众空间",培育民众的"欧洲认同",可以促进欧盟超国家制度的政治合法性,而且许多相关政策措施正在筹划或落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