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口管理:运作形态、逻辑展开与治理效能

归口管理是中国共产党独创的领导机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特色机制。从领导核心、组织抓手、管理对象和整合方式等方面观察归口管理的实际运行,可以发现其呈现出“分类捆扎”的运作形态,即各级党委及其常委会按照特定的分类方法,将同级党政机构整合成多个局部复合组织系统进行管理。历史地看,归口管理满足了党对政权的组织领导需要,适应于党政不同的政治地位和组织性质而演化出独特的运作形态。归口管理作用于国家治理结构的核心部分,在确保党的全面、有效领导等方面体现了强大的治理效能。

如何引起重视:政府职能部门的注意力吸引行为

政府组织体系中的注意力研究需要从“分配”进阶到“吸引”。在中国“条块交互”式的党政组织空间结构中,来自上下左右等各方面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主体的注意力吸引行为,可分为共计两个大类、六个子类。研究工作选择作为子类型一的“条”吸引“块”,即同级职能部门对党委政府注意力的吸引行为,来展开详细阐释。这些职能部门吸引党委政府注意力的集体行动,呈现为借道、造势、示弱的三向度框架,并衍生出权威性偏向集中、注意力分散稀释这一对看似背离却又同时并存的双重效应。有意识地贯通注意力研究中的“吸引”与“分配”这两个互嵌性板块,才能够更加清晰地接近于中国党政组织结构中注意力演化的“真实世界”。

公共冲突化解中的政府角色定位研究

公共冲突是指事关公共事项或公共利益的冲突。公共生活的绝大部分都与公共冲突有关,这决定了政府在公共冲突化解中负有不可回避的责任。具体而言,在公共冲突化解中,政府的角色应该定位于权威信息的发布者,冲突的缓和者和应急处理者,谈判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利益的调控者和均衡者,法律、规则与秩序的提供者和保障者等方面。对此,政府应该做好以下几点:树立科学的社会稳定观,畅通和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推动多元冲突化解机制的完善,积极探索有效的公共冲突化解平台。

中国高校本科高水平运动员管理模式研究

在高等学校通过一定的机制和程序选拔高水平运动员学生,是培养文化素质好、竞技水平高的学生的重要举措。竞技体育的特点对高水平运动员的性格形成与习惯养成上存在一定的影响。应当在以往经验和中外比较的基础上,探讨训练为主、训练为主学习为辅、训练与学习兼顾、学习为主训练为辅、学习为主等管理模式的完善途径,以实现设置高水平运动队的初衷和目标。

清代监察官员管理制度探析

监察制度是政治体制中的重要环节,而对监察官员管理的成功与否,则对监察制度的运行优劣至关重要。清代的行政管理制度集历代之大成,单从技术角度讲,其对监察官员的管理制度是十分严密和科学的,对清代监察机制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的运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工业劳动到数字劳动:劳动过程变迁与理论探索

工业劳动的过程控制主要是为了提高工厂劳动的效率,而数字劳动的过程控制则更多是为了优化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数字劳动及其产生的孪生效应意味着一种不同于工业劳动的全新劳动过程已然形成。从工业劳动到数字劳动,平台取代工厂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模式,并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了生产控制权时空向度和参与主体的拓展,数字技术与人类劳动的深度结合对劳动者的技能形成提出了新的挑战。经典劳动过程理论所关注的劳动组织方式、劳动者技能形成等议题面临着研究范式转换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面对不断革新的数字技术和多元的数字劳动样态,数字时代劳动过程理论发展需要在具体化、情境化的数字劳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创新。

来自顶层的设计: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和中央深改委会议的政策试点(2013-2022)

新时代的中国改革之路已走过十年征程。这一时期,以中央深改会议为代表的顶层设计无疑是最具标识性的创举,政策试点则是应用最为普遍的策略工具。从中央深改会议试点看我国全局化改革图景,可以发现全面深化改革在近十年实践后有了进一步深度下沉:一方面原始变革冲动有所消解,另一方面改革所面临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与时滞性更强,利益固化程度或利益诉求冲突更严重。总体来看,目前改革仍以创新创造为重,政策制定与落实的精细化程度不足。因此,我们应坚定“改革永远在路上、改革之路无坦途”的信念决心,不断完善顶层设计,优化政策实践,推动以改革开放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新局面持续深化。

权力的隐含面相:“结构—能动”性权力观

从调和结构与能动之间关系的角度出发,来探究权力现象已逐渐成为当下探讨权力问题的趋势之一。对权力概念及内涵的深化研究,将有助于从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层面,推进国家治理基础理论的构建。由于对结构与能动两种因素的侧重不同,出现了结构主义权力观和意图主义权力观。卢克斯和布迪厄试图结合结构与能动两种视角来展开对权力的讨论,但并未成功,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则为调和结构与能动的对立提供了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支撑。自吉登斯之后,研究者们或重视结构要素,或重视能动性要素,但都强调在分析权力现象时不能偏废结构与能动中任何一个要素。总之,权力的结构与能动的两个面相之间也同样存在一种辩证互动的关系,在将来,学者们可能需要从更具整合性的结构—能动视角出发来探讨权力现象。

论东汉后期夷夏观念中的两种逻辑——以“弃凉之议”为线索

罗志田曾指出中国古代的夷夏之辨具有两面性,同时包含着“开放”与“封闭”两种逻辑。东汉后期的“弃凉之议”展现出夷夏观念内部两种逻辑的对立与冲突。主张“弃凉”者拒绝承认夷夏之间的互动,认为应当割弃凉州以永绝“夷狄”之扰,体现了其夷夏观念的封闭性。王符等反对“弃凉”者则强调“王者无外”,认为圣王即使是对“夷狄”也负有教化责任,体现了其夷夏观念的扩张性。虽然争论双方的观点导向截然对立的政治实践,但无论何种夷夏观念,其根本前提均为夷夏之间在道德上有着高下之分。具有歧视属性的夷夏观念加剧了汉羌冲突,而汉羌冲突最终将东汉王朝推向覆亡。

我国责任保险地区发展失衡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系统聚类方法和固定效应模型

地区差异性和非均衡性是我国责任保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客观事实。为充分发挥责任保险社会治理功能,必须全面正确认识我国责任保险地区发展失衡问题并研究其深层原因。本文构建责任保险发展指数衡量了我国责任保险地区发展失衡现状,结合2006-2019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基于分类结果分地区对影响责任保险发展的原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地区影响责任保险发展的因素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就业水平、教育水平对责任保险的影响普遍显著;产业结构、法律环境在部分地区影响显著,而经济发展水平、责任风险水平、财产保险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影响结果在不同地区有所差异。

分布式发电优化配置研究综述

随着智能电网成为当前研究热点,作为其重要功能组成的分布式发电将在电力系统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分布式发电的优化配置问题变得尤为重要。文中针对分布式发电的优化配置问题进行了综述,对其国内外发展现状做了概括和分析。具体给出了几种常见的优化配置模型,重点介绍了建立在单目标优化基础上的分布式发电多目标综合优化配置模型;总结了分布式发电的优化配置方法,将其归类为解析方法、启发式方法和随机优化方法,还介绍了多目标函数的处理方法。最后探讨了组成微网的分布式发电的优化配置问题,并展望了分布式发电和微网优化的未来发展方向。

智能电网的经济学视角思考

智能电网受到国内外的极大关注。以智能电网为代表的新能源经济时代即将到来。作为复杂大系统的智能电网涉及的因素很多,对技术、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都会产生相互作用和影响。概括了智能电网的主要特征和目标,从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国智能电网的规划和建设进行了思考,主要从智能电网的成本效益分析、智能电网的技术创新、技术转移与技术能力建设、智能电网的产学研结合、智能电网的效率与电力体制改革、智能电网的演进与设计5个方面对智能电网作了初步分析探讨,以期对智能电网的发展有所借鉴。

明代宣慰与宣抚司

宣慰使司和宣抚使司明代正式成为专门用于治理少数民族的地方一级行政区划。宣慰、宣抚司是隶于兵部的武职机构,负责各自管辖地区的军民之事,有些也隶属于户部,与各府州相同。从其官员品级上来看,宣抚司要稍逊于宣慰司;从其数量设置上,宣慰司的数量要少于宣抚司;从其上下级隶属关系上来看,宣慰、宣抚司在制度与实践中也不是垂直的领导关系。明代宣慰、宣抚司的制度安排,不但不同地区有明显的特征差别,而且与当时的民族政策密切相关。

论民族心理认同对社会稳定的作用

民族心理认同是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机制构建的重要因素,它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起着预警、整合、调控和保障等四个方面的作用。因此,进行民族心理认同研究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机制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清代律例规定的官方治安责任

清代律例中规定文武官弁有"务将所属地方实力稽查"的责任,而"捕役兵丁均有缉0盗贼之责",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维护社会治安是文武官弁及捕役兵丁的专责。从官方维持社会治安的角度看,王朝的所有机构都应该有维持社会治安的责任,参与到维持社会治安体系中来,然而,在清王朝律例所规定的主要责任者是防范与缉捕的汛兵与捕役,以及指挥他们的文武官弁。要有效地防范和打击各种犯罪,维护王朝的社会秩序,保障王朝的安全,就必须具有高素质、高水平,敬业尽职的官方机构与人员,但统治者没有从根本上关注这些官方机构与人员如何达到高素质、高水平和如何敬业尽职,律例规定与社会发展脱节,其弊端也是明显的。

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一项基于议题调适和规则重构的分析

2016年来,美欧发达国家内部治理失范引发“逆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盛行,导致全球经济治理规制的“合法性”加速衰减和“有效性”不足,客观上要求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作为制约创新的主要变量,全球经济治理的“议题调适”和“规则重构”成为影响治理创新成败和绩效的关键因素。在新的国际经济条件下,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投资自由化趋势下降及贸易保护主义回潮成为治理议题调适的主要方向,而国家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边境后”贸易措施治理和各国“新工业化政策”影响下的投资政策变化成为规则重构的重点。鉴于此,中国应从统筹国内经济发展、扩大“公共物品”供给和凝聚新兴经济体利益共识的角度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创新,并相应提升中国的影响力。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中的程序与实质

西方主流民主模式是选举民主,其核心是"一人一票"的公平程序。20世纪后期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则强调民主过程中的辩论、反思、公共利益等实质要求,将民主合法性的讨论集中在了民主协商的程序要求和实质要求当中。在这一问题上,哈贝马斯将民主协商的合法性完全置于理想的协商程序当中;罗尔斯则认为,理想的协商程序所确立的原则构成了协商民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但协商过程中的实质要求和协商结果同样构成民主合法性的检验标准。新近的某些协商民主论者则结合现实的制度和经验进一步丰富了协商民主合法性的讨论。理清不同主张之间的异同,有利于理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逻辑演进、核心观念和最新进展,进而有助于理解西方协商民主同我国协商民主的差异和存在的缺陷。

论明代的僧人群体及其法律规制

明代将僧人群体的管理纳入了世俗的行政体系,在保护佛教的同时,也创设了大量针对僧人的法律规范,并采用度牒制度控制僧人群体的整体规模。同时,明代对僧人的法律规范呈现出泛伦理化的特征,而僧人群体构成的日益社会化,僧人自身行为的渐趋低俗化,不仅损害了僧人群体的整体社会形象,也对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行政处分制度研究现状述评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经历了268年的盛衰变化,在此期间,典章制度也不断变更。行政处分制度作为管理官员的典章制度之一,占有一席之地,有其存在的客观性与合理性。对有关清代行政处分制度研究的情况进行考察、总结和概述,可为清代行政处分制度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便利条件。

规模经济与县政区划:以福建省为例的实证研究

我国县乡财政困窘、冗员众多、行政效率低下是不争的事实。本文通过对福建省县和县级市人口规模与人均财政支出、财政供养人口加政府单位自收自支雇员占人口比重的关系实证研究,证明福建县市行政效率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规模经济现象。这一发现表明,通过扩大县级行政区划,是解决我国县级财政困难、提高行政效率的一条可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