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的对外贸易思想与实践

周恩来对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外贸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思想主张,领导制定了众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积极开拓和发展了新中国的外贸事业,为打破当时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保证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等作出重要贡献,并为中国外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规模经济、转移支付与政府规模--以江西为例

财政供养人员和行政管理费的大幅增加,是导致各级政府财政紧张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通过对江西省县域行政区划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许多县域行政划分偏小,尚有广阔的规模经济改进空间;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成为推动地方政府规模扩张的一个主要因素;通过扩大县域人口规模,完善转移支付的分配,有助于减少政府雇员规模。

规模经济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基于湖北省的实证研究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县乡政府规模偏大,财政赤字严重的现象虽经过1998年严厉的机构改革仍未有根本的改变。本文通过对湖北省县域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规模、公共支出等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发现在县域层次上存在规模经济现象,即随着人口规模的增长,县政的管理成本会递减。因此通过调整县政区划,扩大县域人口规模,有助于提高县政管理效率。

当前中国的民粹主义

当前民粹主义日益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虽然它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但是其推崇平民、批判精英以及极端性和非理性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却是几乎没有争议的。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主要表现为网络民粹主义、文化民粹主义和民族民粹主义三种形态。对待当前中国社会中的民粹主义不能只是单纯地对其进行批判和指责,要以客观理性的态度,通过深化改革、提升社会精英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引导民众理性参与等几个方面来消解民粹主义可能发生的机率。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现存问题与对策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巨变,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在经历了改革的三个阶段后虽然整体工作水平有所提高,但在党内民主建设、党组织影响力、党员干部素质、组织设置方式等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这些问题的产生既由于受到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体制变革、农民阶层分化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更是由于一些党员不适应新的形势、自身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偏低、干部责权利不平衡等因素造成的。今后应从继续推进农村干部队伍建设和党内民主建设、调整和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模式、建立健全考评监督机制、探索党组织活动的新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公务员绩效考核中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国家《公务员法》颁布后,我国公务员绩效考核制度已初步建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公务员绩效考核的实证调查结果说明,由于思想观念上和管理体制上的原因,我国的公务员绩效考核工作仍然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各级公务员管理部门中缺乏专门的绩效考核机构、考核指标体系设计不合理以及考核方式不合理。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措施分别是:设立专门公务员绩效考核机构;完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淡化年终考核,重视平时考核。

关于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几个理论问题

从类型上看,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大致可分为集体性维权群体性事件、无利益相关群体性事件、因族际关系和宗教而成的群体性事件三种。从成因角度看,引发和造成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因素可从社会心理、利益矛盾、社会政策、政府行政等角度分析,其核心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张力平衡。关于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对策,本文从构建服务型政府,培育公民意识,建立健全预防和应急机制,实现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的合作治理等角度进行了探讨。

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目标

从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内在构成来看,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可以定位为"民族认同文化",其建设目标在于弘扬和强化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过程中,要把培养和强化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作为导向和目标,要注意确认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应有地位,要注意消除影响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地方主义思维和民族主义思潮,要加强对中国"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与现实的宣传教育。

质疑“学术权力”：兼论和谐社会的另一层含义

从学术的本质特征上看,学术不具有以强制性、关系性、方向性、资源依赖性、工具性、动态性等为特征的权力可寄生的空间,因此学术无权力。但管理学术活动的组织有权力,这是作为"后勤"或"联络装置"的权力。学术组织中存在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是对社会领域本质特征及其作为的不正确理解,以及社会中某一领域的过分膨胀而导致的结果。因此必须保障各领域的核心价值并形成领域间的适当关系,这种适当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转型期中国环境治理的地区差异研究--环境公民社会不重要吗？

一些西方文献对环境公民社会在中国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和影响力持怀疑或否定态度。本文持与之相反的观点。中国环境公民社会包括环境公民参与和环境公民社会组织两种形式,而两种环境公民社会形式对中国环境治理都具有实质性影响。在实证上,本文以2006年最新的中华环保联合会进行的全国环境民间组织调查为基础数据,对中国环境公民社会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有力地回应了"环境公民社会不重要"的片面认识。

公共政策的公平之度：权利平等与特殊保护

与平等不同,公平不是一把单一的尺度,而是对各种平等尺度的权衡。公平所要平衡的最为核心的关系,是权利平等与特殊保护之间的关系。这两种对立要求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中以各种不同方式表现出来。中国公共政策的公平理念,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嬗变过程。把握二者关系的公平之度,要遵循边际贡献原则、针对性原则、适度性原则和合作性原则。

规范党政关系的理论探究与制度思考——试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党政关系改革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对我国党政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措施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他总结历史经验,顺应时代发展,明确指出了改革前党政关系中存在的弊端,深刻分析了产生弊端的原因,创造性地提出了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下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命题。其党政关系改革思想的核心主要包括: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和关键所在,指出了调整党和国家领导关系的长期性;强调了发扬民主和坚持党的领导是党政关系改革的基础;阐明了党政分开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提出了改革不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等内容。邓小平党政关系改革思想不但具有坚持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相结合、探索性与渐进性并存、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把改革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等特色,而且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对当前和今后我国党政关系的改革仍有重要指导作用。

试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妇女工作的领导

本文系统考察了1949年前中共领导的全国性妇女组织的机构沿革,概括论述了自中共二大至全国妇联成立20余年间中共制定的妇女政策,客观评价了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妇女运动的主要成就,同时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共妇女工作的特点和存在的不足。

国家构建的要件：以日本近代化过程为例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后发国家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同国家构建成为同一个过程。日本也是重建国家的,而且日本至少在亚洲是唯一比较成功地从传统社会实现近代化的国家。但是,日本的近代化一开始就存在建国理念和体制两个方面的严重缺陷,这是后来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国家构建上重要的是,能够使国家走上正确道路的理念和体制。为此,必须建立一套能够接受反映人类普世价值的先进理念的机制,同时必须建构能够维护合法性源泉和法律制度权威的体制。

领导“替身”开会：时尚还是无奈

之所以出现领导“替会”现象，并非时尚，在多数情况下实属无奈。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会海”之累。“文山会海”是被诟病多年的现象，但从未得到根治。会议虽说是管理的重要手段，但是有些领导人过分强调这种手段。比如，本来已经就某事项印制了文件，下发执行即可，却又召集会议宣读文件，然后若干与会领导再分别喋喋不休地强调其重要性，既耽误了与会人员的工作，

服务型政府与政府机构改革：一个公共物品的集体供给理论

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服务型政府,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本文试图以公共物品供给为核心价值取向来探讨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本文首先批判性地综述了两个基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公共部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和"部门冗余理论",然后抽象出公共物品的"供应关联性"和"集体奖励的公共性"两个关键属性,从而将集体行动和部门冗余这两个理论统一起来,建立了一个"公共物品的集体供给理论"。公共物品的集体供给理论既能阐释本届政府的大部门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又为进一步政府机构改革提供部分理论参考。

财政领域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权责关系与定位

厘清权责关系是财政领域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内在要求。从管理权、组织权和实施权的基本关系看,政府可扮演多重角色,作为管理主体或客体的角色定位明显不同;人大开展财政绩效监督具有明确的法理和实践优势,强化外部主体参与能凸显财政绩效管理的价值和工具理性。界定关联主体的权责关系有助于顶层设计,应进一步完善人大主导、政府部门协同、第三方实施的新型实践模式。

现代政府制度：行政发展研究的新视角

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体制的改革要求建立现代政府制度。以往的行政改革实践大都分领域进行,在行政改革方案的系统性、行政改革方案实施的整体性方面尚有缺欠。因此,需要确立现代政府制度概念并以此来引导和协调各方面的改革行为。现代政府制度内涵丰富,运用它可以从多维角度对行政发展进行研究。本文从揭示现代政府制度内涵和主要内容出发,阐述现代政府制度建设的基本途径。

1972年9月中日政府首脑建交谈判述略

1972年9月25日至28日举行的中日政府首脑谈判,对实现中日建交起了关键性作用。正式谈判共进行了四轮:第一轮谈判,以日台关系和中日关系中的非排他性问题为谈判核心;第二轮,紧紧围绕战争责任、结束战争状态、战争赔偿及革命输出问题;第三轮,讨论联合声明的具体内容,并交换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第四轮,商讨如何结束日台关系和处理日台断交后双方非官方的经贸往来问题。双方在谈判中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既坚持立场,又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失灵活性,最终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直接推动了中日两国联合声明的签订和发表,实现了中日建交。

激励与问责并重的政府考核之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回顾与反思

改革开放后,为了激发地方政府活力、激励各级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中央一直在鼓励各级政府推进绩效评估工作。在近四十年的持续实践中,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经过了初创、偏重GDP评价、突破唯GDP评价、科学化与顶层设计几个阶段的探索,目前进入了需要反思与提高的阶段。虽然它塑造了不断追求实绩的上进行政文化,构建起了政府管理的科学化机制,带动了政治体制上的进步,但依然存在着缺乏专门立法保障、缺少法定专业职能部门、"外行评价内行"等问题,未来需要针对性地改进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