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存在论美学”的理论实质与思想渊源——对一种反批评意见的初步回答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这种本体观曲解和泛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并将其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相等同,由此组合成"实践存在论"。"实践存在论美学"建立在"实践本体论"或"主体性实践哲学"基础上,与西方"实践派"理论和国内"实践美学"有着内在关联,其本质在于以西方存在主义存在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及其历史观。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具体成果和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突破,是行不通的。

苏格拉底的教育价值思想探析

苏格拉底的教育价值思想是当时最新颖的思想。他的教育价值观包括外在价值观、身体价值观和内在价值观。外在价值观主要体现在他的生活态度和志向上。身体价值观就是重视体育,并且将锻炼身体与对身体欲望和行为的节制与自制品质的培养联系起来。内在价值观即精神价值或灵魂价值。他认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是灵魂的最大改善。在苏格拉底的精神性灵魂中,有更深层次的理性内容,这就是理性灵魂能获得真理。

文学本质界说与本体论问题

对文学本质进行界说,就是回答"文学是什么"、"文学如何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这也是一个本体论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关涉到不同的本体论立场。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本体论,以生产(实践)为中介,建构文学的艺术生产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文学本体论。以此透视"审美意识形态"论,可以发现,无论是审美意识还是意识形态,都不构成文学的本体,它们都可以纳入文学的艺术生产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存在着无法克服的本体论缺陷。

普遍性的寻求——马克思与康德的一种可能的对话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自然也是阐释马克思哲学的主要参照。传统的将马克思哲学视为黑格尔哲学"唯物论颠倒"的阐释路向,不仅磨平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意义,而且也忽视了德国古典哲学内部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原则性差异。本组笔谈基于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异质性,或者是从重建当代中国哲学的现实意义出发,或者是以自由观念为例,或者是为社会批判理论重建普遍性为目的,或者是基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或者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流派为参照,多角度、多层次地重思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并强调了与黑格尔元素相对的康德元素在当前马克思哲学阐释中所具有的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以制度制约权力——黄宗羲政治构想解析

黄宗羲把君主及官员当作政治上的监督对象而严加防范,他把思考的重心从儒家传统的规劝君主及官员进行内在的心性修养,转向了以外在的制度对君主及官员的权力进行制约,提出了以"宰相"制制约君主权力、以"学校"制制约行政权力、以"方镇"制制约中央权力的政治制度构想,并认识到了政治力量对制度的支撑作用。

马克思与俄国民粹主义问题

马克思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间,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俄国民粹主义问题。虽然他生前并没有发表关于这方面的任何实质性专著和文章,但是,他关于此一问题的思考却从他对巴枯宁主义的讨伐、从他建议恩格斯对特卡乔夫的批驳、从他对《资本论》有关内容的增删改动、从他寄出的或未寄出的书信以及他晚年的读书笔记中或隐或显地呈现出来。马克思对待俄国民粹主义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标识着马克思由完全拒斥俄国民粹主义演进到部分吸收俄国民粹主义的积极内容。借助对俄国民粹主义问题的思考,马克思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一些思路并着手进行新的理论构想,因此,俄国民粹主义既向马克思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给马克思带来新的问题域。正是马克思对俄国民粹主义问题的思考与解决,推进了马克思思想的变化与发展。本文试图全面展示马克思与俄国民粹主义遭遇的全过程并深入阐释这一遭遇的效应与意义。

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及其政治意义

长期以来,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受到前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的严厉批判,但是,这丝毫不能表明自发性理论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对自发性理论的不公正指摘源自于对自发性概念的形而上学理解。实际上,自发性既包含客观性内容,又有主体性向度;既有必然性特征,又有偶然性成分;既有“决定”的要素,又有自主与自由的空间。只要不将某一方面肆意片面化或极端化,而是把这些不同的方面以一定的张力维系在一起,便可得出一个包蕴深厚的辩证的自发性概念。自发性观念是罗莎·卢森堡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它涉及到一系列复杂深刻的历史哲学问题,而且,在革命实践层面上,它成为罗莎·卢森堡全部政治策略的理论支撑点。

后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辨析詹姆逊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在中国,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被一些学者莫名其妙地划归在后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内;岂不知,在西方学术界,詹姆逊是较早对后马克思主义提出严厉批评的思想家。首先,詹姆逊绝不是"消极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像利奥塔、德里达那样废黜马克思主义或解构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对于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丧失它的有效解释力,并且,就是凭借这种解释力,他才将后现代主义定性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其次,詹姆逊也不是什么"积极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像拉克劳与莫菲那样把马克思主义"清洗殆尽"之后再来"重铸"马克思主义。詹姆逊与拉克劳、莫菲在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态度上具有一定的亲和性,他们都执著于后现代境遇之下解放事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展望与筹划,都积极倡导一种基于对小群体斗争立场加以认同的"联盟政治"策略,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处理上存在着根本分歧。这突出表现在詹姆逊的四个"耀眼的"坚持上:即坚持总体性概念,坚持生产方式理论,坚持阶级分析,坚持意识形态及文化的历史主义观念。这"四项原则"恰恰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们口诛笔伐的所谓"本质主义残余"。正是这些截然不同的立场使他们成为"黑夜中的陌路人":拉克劳、莫菲是名副其实的后马克思主义者,而詹姆逊却是自觉抵制后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

“现实的个人”:通往“普遍性”构建的一条可能之路

马克思哲学尽管在事实层面的普遍性维度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关涉到价值层面的普遍性维度建设上,其学说的力量却相对薄弱的。马克思学说从"自我意识"主体转向"现实的个人"的思路将原本蕴含于马克思"实践"概念当中关乎"现实的个人"的本体关怀立场呈现出来,赋予其作为"普遍性"话语的"正面"轮廓。最终确立起了一项称之为"社会关系实践场中的全体‘现实的个人’互为反思主体的对等承认"的(价值)普遍性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