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与企业家精神的跨国溢出

本文研究了国际贸易渠道的企业家精神跨国溢出过程。利用双边贸易数据和贸易伙伴国企业家精神数据,测算了国际贸易渠道企业家精神溢出程度,并将其与GEM微观个体数据相结合,进行计量分析。本文结果显示:国际贸易渠道企业家精神溢出对总体、机会型、生存型和新产品型企业家精神均具有促进作用;对新技术型企业家精神则均没有显著影响;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家精神溢出,特别是机会型企业家精神溢出比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高。本文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一国制度质量越高、人力资本越雄厚,企业家精神溢出的促进作用也越大。最后,国际贸易渠道企业家精神溢出越高,企业家所获得的预期回报也就越高。本文认为,要提高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应继续扩大开放程度,改善制度和营商环境,并提高中国整体人力资本水平。

跨国公司进入与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研究

本文旨在以全球价值链为视角,以"工序构成"衡量"产业结构",分析跨国公司进入是否及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的价值链并改变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为此,本文找出了跨国公司进入影响工序构成的机制,构建了企业可执行多工序的全新生产函数,证明了增加值率和要素(劳动力、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度以及"工序构成"的联动关系。微观计量分析表明,跨国公司进入不仅影响生产效率和产出构成等传统变量,还对制造业的工序构成产生直接影响——转移了高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密集度的工序,以及间接影响——增加了资本密集度低、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被淘汰的相对概率,促使存续企业更专业化于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的工序,总体上提升了制造业中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型工序的份额。此外,本文还探讨了外国和港澳台跨国公司的影响差异。

迎接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机遇与挑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为新时期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指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

信息技术的外溢与第五轮经济长波的发展趋势

本文运用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2002年以来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走势,针对信息技术对第五轮经济长波的影响,以及第五轮经济长波的走势进行了分析。文中指出,尽管在2000年受到网络泡沫的冲击,信息技术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外溢作用仍在充分发挥,信息技术投资的繁荣,以及由此带来的信息技术产品不断提高的性价比和组织结构的扁平化,都使得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而第五轮经济长波在持续20年左右之后,随着技术创新的周期性变化,长波的下降期将会来临。在经济下降期孕育的新一轮技术创新将可能会推动经济进入新一轮长波。

人口年龄结构与实际汇率——基于跨国数据的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两部门跨期代际小型开放经济模型分析了在长期中人口年龄比例结构的变化对实际汇率的影响,它表明当可贸易品部门的资本密集度大于非贸易品部门时,如果一国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将会导致该国实际汇率升值,此外,储蓄率或人均劳动收入越高时,实际汇率对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变化就越敏感。我们利用1980-2013年214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将使实际汇率升值,该结果是稳健的且不受样本属性差异的影响;储蓄率的上升会使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实际汇率的影响弹性显著提高,该结论对全样本及除发达国家外的分组样本也是显著与稳健的;但经验研究在总体上并没有支持劳动收入越高从而实际汇率对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变化越敏感的假说。本研究对认识与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对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变化影响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技术复杂度及其跨国比较研究

中国出口贸易显著的加工贸易特征,使得单纯的贸易统计和贸易分类数据无法真实反映中国的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现状,甚至会夸大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和技术含量,从而产生中国的比较优势发生显著改变的统计假象。为了真实反映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含量及其比较优势,本文使用OECD(2009)提供的投入产出数据库,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主要从产业技术特征的国别差异角度出发,测算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的技术复杂度,并进行国际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与欧美日以及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相比,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技术密集度显得相当低下。(2)中国制造业的出口规模虽然极其庞大,中国出口篮子的技术复杂度却令人震惊的低下;中国虽是"贸易大国",却不是"贸易强国"。本文的结论为评估和反思中国当前的经济和贸易发展模式提供了部分依据。

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与出口: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

本文运用Ellison和Glaeser(1997)构建的EG指数或γ指数,量化了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并进一步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GMM模型讨论了制造业空间集聚、融资约束、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γ指数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程度明显在加深,越来越多的制造业行业不断向东部沿海有限的几个省份或区县集中,成为了高度集聚或非常集聚的行业。计量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显著推动了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的现象在本文得到了验证,即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出口强度反而更低;但本文并没有发现"融资约束悖论"在中国的存在,本文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越弱的企业,出口强度更高。企业的所有制结构、资本密集度、经营规模、劳动成本以及经营年限等都是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重要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母国就业？--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研究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论文从理论上分析了不同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机制,然后利用微观企业层面数据,经验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就业人数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次数越多,对国内就业的促进也越明显。其促进效应并不受企业所有制类型、投资目的地收入水平的影响。不同投资动机类型对就业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企业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的就业效应受行业类别的影响,而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的就业效应,受投资目的地国家收入水平、中间品进出口以及最终品进出口的影响。

前端污染治理对我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基于边界断点回归方法的研究

探讨和识别前端污染治理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渠道,对我国环境政策的制定和经济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边界断点回归方法,将2001-2005年我国省区层面的清洁生产政策作为外生冲击,有效识别了前端污染治理对我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探讨了其作用的渠道。实证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前端污染治理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生产率;就影响渠道而言,前端污染治理一方面通过创新激励效应直接提升了在位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市场进入退出机制,提高了市场的进入门槛,使得高效率的企业得以进入和存活,进一步优化了资源配置,提升了整个市场的生产率水平;此外,前端污染治理对企业生产率的正向影响主要作用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小规模企业和民营企业。

贸易开放对城镇居民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运用2007年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CHIP)检验了贸易开放对城镇居民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城镇居民总体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本文进一步验证了贸易开放对劳动者就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从劳动者技能水平来看,贸易开放对低技能劳动者就业有负面影响,对中等技能劳动者就业有正面的影响,对高技能劳动者就业影响不显著;从三大产业就业来看,贸易开放对第一产业就业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对二、三产业就业具有显著正面影响。第三产业中,贸易开放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具有正面影响,对分配和消费性以及社会性服务业就业影响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服务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1982-2005年度数据，运用协整的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直接投资，无论是存量指标还是流量指标，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产生不显著的负的影响，但却都显著促进了我国服务贸易进口；不同的是，直接投资流量只在长期影响服务贸易进口，而直接投资存量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会对服务贸易进口产生影响；此外，服务贸易进口在短期会对直接投资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而在长期并不对直接投资产生影响。

从对外贸易角度看中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计算了2002年投入产出表中对外贸易对各产业部门增加值的贡献率。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对外贸易在产业升级中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为国家规划产业结构的发展和国家制定产业政策提供新的启示和借鉴。

中外绿色债券发展与标准比较

2017年,我国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超过4000亿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发行市场。本文总结回顾国内外绿色债券市场的进展和特征,重点分析中外绿色债券标准的差异,建议统一国内绿色债券标准,通过大力发展国内市场引领国际绿色债券标准规范的制定。

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理论上,东道国政治风险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本地具有负面效应,但实证研究的结果是模棱两可的。2000年后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与此同时,政治风险事件的发生也呈明显上升之势。本文对中国企业2003-2006年在73个国家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总体而言,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在此情况下,近年来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在一些高政治风险国家的迅速增长可能是由于中国企业独特的国际竞争力优势、部分企业的盲目投资,以及东道国战略性自然资源相对丰裕度对本国政治风险的"屏蔽"效应。本文的结论对于提高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的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际绿色债券市场:现状、经验与启示

绿色债券市场快速增长,为各国的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了中长期低成本的资金支持。国际经验表明政策工具可以通过建立对绿色项目和绿色债券市场的监管和扶持框架,支持启动绿色债券市场,而市场参与主体则应自下而上推动市场建设。发展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应该明确"绿色投资"和"绿色债券"的定义、认证与监督;鼓励绿色投资,提高绿色债券的吸引力,培育绿色投资者;监管部门协调一致,发布绿色债券市场监管准则和措施;扩大发行主体范围,鼓励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试点发行绿色债券。

经济波动、劳动力市场摩擦与产业结构

本文基于劳动力市场摩擦的视角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经济波动对产业结构微观机制的影响:当发生负面经济冲击时,由于差异化产品生产企业的工资无法灵活调整,这就使得密集使用差异化中间投入的产业用工需求、利润和产值的大幅下降。因此,频繁的经济波动会增加这些产业的运行成本,并降低其技术进步与产值占比。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跨国分行业数据验证了经济波动影响产业结构的现象,并利用2008年金融危机这一"准自然实验",结合2007和2009年微观企业数据对理论模型的核心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对于密集使用差异化中间投入的产业而言,经济波动显著降低了其技术进步与产值占比。

经济规模、技术创新与垂直专业化分工

借鉴Hummels等(2001)的垂直专业化分析框架,本文比较了中国大陆等32个经济体1995年、2000年以及2005年制造业出口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大陆等32个经济体18个制造业行业数据,进一步探讨了影响垂直专业化水平的主要因素。经验观察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经济规模越大、技术创新能力越强的经济体,垂直专业化水平越低;技术复杂度越高的行业,垂直专业化水平也越高;技术越复杂的行业在经济规模越大、技术创新能力越强的经济体内,垂直专业化水平相对更低。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们评估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国际竞争力提供了一个思路。

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分布及其国际比较

借鉴Lall(2000)及OECD(2008)的方法,利用1995～2006年三位数《标准国际贸易分类》数据,本文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分布,并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1)从贸易统计上看,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技术结构已经由低技术制造业转向了高技术制造业。(2)与日本、美国和德国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以汽车、化工和机械等中技术制成品出口为主不同,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低技术制成品和高技术制成品,其中低技术制成品以纺织、皮革和鞋类为主,而高技术制成品则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为主。(3)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与发展中经济体更为相似,特别是向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不断趋同;与发达经济体的差异虽然较大,但正迅速向其趋同。由于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贸易主要依靠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分布和贸易竞争力可能被夸大了。

贸易、制度变迁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本文讨论贸易和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改革开放之前,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不明显;而改革开放之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变得十分突出和重要。贸易发展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是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迅速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贸易还通过影响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为中国的非国有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机会,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经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等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坚持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成熟的法治市场经济,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国利用外资的政治经济分析

本文回顾了近现代以来中国对待跨国公司和外国资本的态度变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背景和动机,并讨论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中国企图在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通过利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为中国社会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中国社会物质贫乏的困境,扩大了中国的经济规模。但却不能增强中国的财富创造能力,从而不能从根本上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