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西方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名颠覆现行国际秩序

2008北京奥运的完美落幕进一步突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标志着中国的国力、国势、国运进入新的上升轨道,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再度成为国际热点话题。中国的发展、崛起将引起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变化中的世界,尤其是在中国发展本身就构成国际变局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上"中国威胁论"及"中国责任论"等此起彼伏的情况下,中国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新任务、需要确立怎样的国家大战略、做出何种新的战略选择?要不要居安思危,继续坚持韬光养晦?对这些问题,不仅精英层在严肃思考,普通民众也极为关切。鉴此,《现代国际关系》杂志社2008年8月31日以"‘奥运后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为题举办研讨会,邀请京津两地20多位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就上述问题展开深入讨论。现将会议主要观点辑录如下,以飨读者。

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相互依赖观及其形成机理

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国际相互依赖观与其它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观点相去甚远。结构现实主义运用体系结构的三原则来考察国际相互依赖。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只要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在功能上就是相似的单元,为了生存,国家就会最大程度地保持独立而避免依赖于他国,同时考察国际相互依赖应以大国之间的依赖程度为主要测量标准。国际相互依赖的程度是松散的,而这种松散的相互依赖有利于世界和平。

多方调停效果的社会网络分析(1945—2001)

近年来,调停逐渐成为国际争端中使用最为频繁的冲突管理类型之一,大量学术研究都在探讨调停是否以及如何有效地帮助争端方解决争端。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多个调停者对争端解决效果的影响,即意味着建立在单个调停者这一假定基础上的调停效果研究排除了第三方调停者之间互动的影响这一重要因素。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路径,分解了国际争端中由多个调停者组成的调停集团内部的互动联系。根据社会网络分析的观点,争端方通过第三方形成的间接联系比它们之间的双边联系(如贸易、外交)对国际调停进程的影响更重要,因为社会网络中的间接联系增加了双方之间的信息交流。而且,调停者之间通过间接联系(如朋友的敌人)形成的敌意与它们在社会网络中的结构位置的相似性对多方调停效果具有显著的影响。本文利用1945—2001年的"战争相关争议议题"数据,使用统计方法检验了多方调停对国际争端结果的影响。统计结果支持了本文根据社会网络分析提出的解释。

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经济学方法论渊源

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自从诞生以来就一直在国际政治理论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沃尔兹在构建理论时,在批判继承古典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吸取了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方法论的长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受到了斯密"看不见的手"、魁奈"抽象、简化"以及弗里德曼"假设无所谓真实"等思想的影响,从而使其成为高度简约、精炼的体系理论。

“美国世纪”真的玩儿完了吗？

美国人又开始反省自己、自我批评了。这可是久违了近20年的新鲜事儿。美国印第安纳州巴特勒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梅森今年在美国出版了一部新书，叫做《美国世纪的终结》。就像教授给自己的学生打分一样，梅森的书是给自己的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观念、外交等各个方面开出的一份成绩报告单，其中各项成绩均为不及格，总体评语：美国世纪的终结。用学生的术语来说，美国在梅森教授手下各科全挂了。

国际秩序的构建:历史、现在和未来

2015年9月14日,作为庆祝外交学院建校六十周年的一项主要学术活动,"国际秩序的构建:历史、现在和未来"学术研讨会暨首届全国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会议在外交学院沙河校区隆重举行。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体系深刻调整,全球治理酝酿改革,中国的和平发展面临挑战,国际秩序的构建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议题。本次会议旨在通过中外学者的交流对话,探究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及其动力机制,分析中国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构建的关系,探索中国如何更好地建设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上午的高端论坛上,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著名华裔历史学家王赓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巴里·布赞,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受邀做了主旨演讲。王赓武教授从历史的角度梳理对比了东西方秩序,他认为其中一些有生命力的体系比如东方秩序,一直延续至今。布赞教授指出,自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国际秩序进入了转型期。美国正逐渐失去其超级大国地位,中国的实力不断上升。未来世界将向权力分布相对均衡、"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方向发展,超级大国将不复存在,一些大国和地区强国将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世界将变得更加区域化,而代替超级大国的,正是区域力量。基欧汉教授从"竞争的多边主义"出发,在阐释这一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在全球均势变动的条件下,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挑战不仅是力量上的,而且从方式上来看,中国也会运用新的或者替代的多边主义来挑战或者改变既有的主导的多边制度。"尽管几位学者文化背景、代表学派各不相同,但他们一种基本的共识是,武力与战争不应是国际体系变革的选项,和平与合作是当代国际秩序建设的唯一途径。下午,来自全国近40所高校的外交与国际关系院系的领导和学者,围绕当今国际秩序转型与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就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展开了热烈探讨。征得几位国外学者的授权并经他们审阅,本刊汇集主旨演讲并译为中文,同时以会议发言为基调,约请部分中方与会者参加笔谈,共同成就这组"国际秩序的构建"的主题讨论。诚如一篇活动报道所言,这一主题讨论可谓"开启了我国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界学科带头人与世界顶级学者的对话与交流。在新形势下,这种对话和交流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与创新"。这一主题讨论的筹划和顺利推出,得到了外交学院领导、参加院庆活动组织安排的相关机构以及许多老师和同学的热忱帮助和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诚挚谢意!盛事华章,谨记慎思;纵横天下,着意宏远。

国际格局变化与中国定位

最近三四年以来，在众多“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舆论精英引领下，在铺天盖地的传媒／网络舆论造势下，人们普遍相信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剧烈甚至本质的变化，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定位发生了根本改变。美国一位知名国际政治学者提出了“G2”论，声称今后世界上的事都由美国和中国两家说了算；中国一位知名国际政治学者也断言国际实力格局正在从“一超多强”向“两超多强”转变，不言而喻地把中国提升到了超级大国的地位。

现行国际秩序与中国

2008年，西方发生了全面深刻的金融危机，元气大伤。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体量第二位的经济体。接着，中国又先后超过德国和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出口国和最大商品贸易国。这些非凡的经济成就引起国内外一片惊呼赞叹，也导致对中国综合实力的过高估计。

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

“对日关系新思维”主张中国通过压制民族感情、牺牲民族利益的做法去取悦日本 ,要求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战略上对日本做出全面让步以换取日方的“善意” ,不仅背离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而且是注定失败、自取其辱的一相情愿。日本侵华战争的认罪赔偿问题远未解决 ,非但不能搁置 ,而且要大讲特讲 ,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民族虚无主义者对民族主义的围剿、对民族精神的扼杀和对民族感情的压抑导致国民性的扭曲 ,甚至丧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必不可少的血性、刚毅、勇猛和豪迈。中国传统文化所倡扬的忍让之道完全不能适应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行为规范的现代国际社会 ,非但不能博得理解和称道 ,反而被认为是软弱无能而招致欺凌。让侵害者付出不可承受之代价是民族自保的生存之道 ,而犯我必究、决不姑息的国家威望则是使本国免受侵扰的无形战略资产 ,务必珍惜和培育。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就必须从改造国民性、反省外交哲学做起。

一代巨擘褒与贬

作为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和领军人物,肯尼思·沃尔兹的学术思想影响既深且远,却不像表面上那么容易理解。他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科学改造,单枪匹马地改变了国际关系学科的面貌,却又坚决反对科学实证主义。他的理论因其高度简约、针对性强以及拒绝具体预测而备受诟病,沃尔兹却不为所动,绝不放松对科学理论的严苛要求。在"明智的利益"和"谨慎的权力"等原则指引下,一位貌似崇尚实力的现实主义者却成了现实国际政治中的"温和派"。

联合国维和与集体安全辨析

维和是由联合国采取的、包括军事人员在内的但是没有强制力的行动,旨在帮助维持或恢复冲突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维和是在冷战、非殖民化以及民主化浪潮的国际形势下,在集体安全不能奏效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手段。维和并不是联合国的创造,国联就有类似维和的先例。维和并不是一种集体安全行为。集体安全依靠集体力量自动地制止内部出现的侵略行为,而维和实践中并没有明确的侵略者,维和部队是会员国自愿派遣的;集体安全行为旨在改变现状,而维和旨在维持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