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型法律人才应该如何培养——以南开大学法学院的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什么样的法律人才是市场上较为紧缺的,或者说法律人才应该具有怎样的知识结构才算合理,不同的时期可能有不同的回答。在经过近20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大陆地区的法学教育。

南开大学举办第六届反歧视研究年会

2015年11月14日-15日，由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与南开大学法学院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第六届反歧视研究年会”在南开大学省身楼隆重召开，来自清华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与致力于促平等、反歧视的社会公益组织代表和律师代表出席了此次反歧视研究年会。两岸四地不同领域的研究学者进行了深度的交流和对话，以期推动反歧视法律制度的建构。

简析南开大学设备招标采购制度及其对各院系采购的影响

简要分析了南开大学实行招标采购制度的可能性、必然性、可行性及从正面分析了这种制度对各院系采购工作的影响.

20世纪高等法学教育的西南经验

法学教育对法学学科发展与国家法治建设的作用不言自明。中国传统法律教育模式与中国传统法制内容及特点紧密相连,由于法学发展模式的不同,近代以前我国并没有出现类似西方的独立法律职业,也缺乏相应的培养法律职业人员的正规机制。①近代中国高等法学教育始于鸦片战争后,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国门,带动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也从此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作为调解社会的有效手段,法律被视为自救图强的首要途径,近代中国的高等法学教育由此逐步形成。

权利上的权利:一个法学上的发现

权利物权是权利上的权利之典型,而非全部。担保物权的客体担保财产指向财产权;物的交换价值同样指向财产权;物的担保权益超过用益物权之担保权益,物的担保实为物之所有权担保;实体思维是所有权担保隐形的原因。担保物权的命名和归属有违逻辑规则。担保物权的客体是真正之物权(所有权、用益物权)、知识产权、债权、股权等财产权,其是该等权利的共同面向,其本质是权利上的权利,功能上为担保权,其地位不亚于物权,并独立于物权。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法治推进——兼论《数据二十条》相关条款设计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程度与水平决定了充分释放数据要素动能的程度,对加快数据产业链、价值链重构与转型升级意义重大。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前提是明确数据产权归属,基础是构建统一开放的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是健全高效的定价机制,底线是保障数据要素安全发展。我国虽已明确了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重要地位,但相关法律尚未明确数据的产权归属,全国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尚未建立,数据要素定价机制尚未明确,数据要素市场交易与监管的边界也尚未清晰,所有这些阻碍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充分实现。故需立足数据要素市场的特征与现实,以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促进数据动态权属流动,构建统一开放的数据要素交易市场机制,同时厘清数据监管边界,保障数据要素市场安全发展,实现数据要素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率的市场化配置。

平台自我优待行为规制方法再探——在商业竞争与竞争合规之间

平台企业具有“经营者”和“管理者”双重身份,商业逐利本性会驱使其利用技术手段、平台规则等对自身产品或服务给予优先待遇。自我优待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商业现象,从商业竞争角度来看固然无可厚非,但从竞争合规角度出发则可能会不当排斥、妨碍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接入和交易,从而影响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反垄断法来分析自我优待行为的违法性,可以从经营者的市场支配地位与自我优待行为发生机理两方面加以阐释,前者主要是行为者具有让其平台内经营者无从选择的市场力量,后者主要指行为者不正当利用平台内经营者的竞争资源为自身获取竞争优势,两者同时具备方能构成反垄断法上的违法。基于此,建议采取科学审慎的态度,立足常态化监管,从规制理论和实践正当性两个维度设计方案。

公共卫生治理专家咨询制度的法治探寻

专家咨询制度是公共卫生治理中提升科学理性的重要机制。专家咨询适用于专业性、技术性较强,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具有高度争议性的决策事项。应探究行政任务与专家咨询形式之间的匹配性,在处于科学前沿并兼具高度政策考量的公共卫生治理领域,合议制咨询形式更具制度优势。应健全专家遴选机制,从专家个人资质和成员构成两个角度明确遴选标准,完善专家遴选程序。在专家咨询程序方面,应健全专家利益冲突回避制度,完善专家咨询会议制度和会议程序,专家咨询意见对行政机关不具备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具有事实上的影响力。应构建专家咨询制度的监督机制,完善专家咨询公开制度,加强咨询专家的说明理由要求,激活司法审查的监督功能。

以高水平法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数据与算法、算力作为质优的创新型要素,优化其配置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一环。在优化要素配置过程中,数据流通、算法开发与算力协同都离不开法治的支撑,同时,整体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也需要法治的保障。从实践出发,良法善治在消除和打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痛点方面能发挥积极作用,以促进新型生产关系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此,需在法治框架下健全数据基础制度,推动数据要素有序开放流通,完善人工智能算法治理体系和算力协同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质优生态。

数字时代图书馆法治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五维审思

图书馆是文化资源的储存库和提取库,担负着凝聚民族亲和力与团结力的历史使命。数字时代《公共图书馆法》及其相关法律为数字化法治化图书馆的设立、运行及服务等提供了规范依据,呈现出布局时空、内驱外引、业态迭新、为民服务的发展优势。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印发《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指出要大力推动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数字化发展,加快线上线下服务融合。图书馆所蕴含的文化、教育、开放、共享等价值理念成为人民实现和平与发展的精神品格,有助于保障人民公共利益权利,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资源获取的美好期待,有助于团结全体人民智慧共建人类文明共同体。

人工智能体执法并承担执法责任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体执法正成为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表现,将会对以人的行为作为逻辑底色而建构的法律秩序形成冲击。人工智能体或许可以拥有有限的法律人格及有限的责任能力,并为一般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但却可能面临执法权行使正当性与执法能力不足的困境。因此,人工智能体不适宜执法或行使公权力,只能承担事务性公务,其执行公务引起的责任可由人工智能体自身、供应商以及行政机关共同承担。

跨省横向府际应急协同机制的实践样态及制度保障

突破省域边界的突发事件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与突发性,灾害后果严重。实践中,各省级政府通过签订应急协同协议、新设应急协同组织、开展联席会议与会商应对跨省突发事件,形成了多元化的应急协同机制,契合中国特色应急管理制度的改革方向。但是,相关机制不仅面临合法性质疑,还存在效力薄弱、协同动力不足和未突破区域壁垒的弊病,需要完善相关合法性保障与实效保障。协同机制具备实质合宪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赋予其组织法依据,一些仅供协调而未涉及职权调整的协同机制不违反职权法定原则与组织法定原则,具备合法性。然而,应对跨省突发事件需要整合各省政府部门职权以形成区域性应急行政权,该权力源自政府的行政授权,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完善相关法律依据。协同机制的实效保障需要多路并进:在协同协议层面,应当进一步提升协议的法律效力与可操作性;在协同组织层面,需要健全应急协同组织及其内部结构;在协同信息层面,完善应急协同信息平台建设有助于收集、共享常态化信息与突发事件预警和处置信息;在协同动力层面,可以通过夯实协同观念基础与信任基础、增加协同净收益和加强中央政府的高位推动增强协同动力。

税收法定原则三阶:中西协商民主税收立法史辨

税收法定原则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完善的必由之路,其制度基因密码是协商民主。税收法定原则呈现出两个层面的三级阶梯递进模式:在法律层面,它包含议会自主立法、授权立法、平移立法三级立法模式;在政治层面,它经历英国、美国、中国三级协商民主政治制度。科学理解税收法定原则应当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既客观肯定英国古典税收法定原则的历史进步性,又充分关注美国现代税收法定原则的时代变革性,同时还应当甄别其由阶级局限性和政治保守性决定的反协商民主的阶级本质。新时代中国税收法定原则具有包容、吸纳西方先进历史经验的开放性,能够全面、真正践行协商民主,在全国人大主导下,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热情和智力,实现税收立法效率最大化和立法质量最优化,真正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论行政许可事项的合理设定

行政许可事项的合理设定是我国《行政许可法》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要求,也有助于推进规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行政许可事项的合理设定以应对市场失灵,配合国家政策执行等正当现实需求为基础。设定者应以许可事项与许可规制能力范围的匹配为考量,将行政许可用于适合由其规制的事项上。行政许可事项的合理设定还应恪守必要性限度,遵循自生秩序优先、柔性工具优先等设定原则,审慎利用许可规制,以求实现更好的规制。

规制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司法实践检视及改进方向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基础作用,成为数字经济市场竞争中经营者竞相争夺的要素。为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经营者围绕数据展开激烈争夺,引发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对这类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主要是采取《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互联网专条”“商业秘密条款”。虽然这三个条款均起到一定作用,但仍存在适用条件不明确问题,造成可预见性不足。为此,建议审慎适用“一般条款”,细化和优化“互联网专条”,优先适用具体条款。结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次修订,具体规定数据商业利用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做好例外条款的平衡设计。运用个案分析原则回应数字经济激烈动态竞争的现实,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深化跨部门协同,综合运用多制度多工具,完善“共建共治共享共赢”的数据商业利用模式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方案。

人工智能应用的科技伦理与法治化建设

人工智能在众多行业领域掀起颠覆性革新的同时,也在科技伦理方面引发了一些争议与忧虑。科技伦理治理既要把握科技发展规律,又要防止科技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违反道德伦理的行为。应聚焦人工智能发展应用面临的数据隐私、算法偏见和责任规则等科技伦理挑战,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同时,完善数据保护与隐私立法,优化算法设计与公平性审查,提高人工智能决策的透明度与可解释性,明确责任主体,提高监管水平,防范和规制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

从规制数据垄断前提的厘清到规制方案的厘定——公平竞争抑或平等使用

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关键创新要素。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出现了诸如数据垄断协议、滥用数据领域支配地位、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等数据垄断现象。数据开放共享作为规制数据垄断的方式,受到广泛关注。鉴于数据具有不同于其他生产要素的特性,在具体规制数据要素市场的竞争行为时,需要澄清“公平竞争”与“平等使用”这一前提性概念,提出从加快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促进企业数据权益合法行使和流通,允许限时数据独占,探索数据共享最佳时点等方面规制数据竞争,助力数字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结果导向的法律解释及其控制

以价值评价的正当化为核心任务的法教义学,在法律解释问题上已经走出了客观主义的理论陷阱。在结果导向的立场下,法律解释的过程不再是探究真实立法意图或客观文本含义的过程,而是根据法律功能来寻求妥当解释方案的过程。基于弱后果主义的理论立场,后果考量限定于法意模糊、规范冲突等实践场景中,并受到目的论思维的严格约束。为了防范后果考量可能带来的越法裁判风险,应立足司法克制主义的立场,明确结果导向法律解释的操作规则。

美国行政法中政策声明制定程序及启示

我国行政管理中存在大量的指导性文件,其在法律效力和功能上与美国的政策声明相似。政策声明是美国行政规则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律效力方面,政策声明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和法律效果,但可能产生事实上的拘束效果。在制定程序方面,政策声明虽豁免适用《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3节规定的通告评论程序,但在实践中经历了加强程序控制、反思过度正式化的程序、关注制定程序电子化和灵活性的发展历程,折射出美国国家机关持续在行政效率与民主价值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在类型化的基础上,政策声明的制定可能经历启动、拟定草案、审查、公众评论、公布最终规则和后评估等具体环节。政策声明制定程序受到法院的一定控制,法院可以对行政机关拒绝公众请愿的决定、通告评论、公布最终规则等重要程序进行审查。可借鉴美国政策声明制定程序的规范要求与实践经验,完善我国指导性文件的制定程序,注重指导性文件制定程序的规范性与灵活性,通过前评估与后评估程序发挥行政自我拘束作用。

人工智能立法中的规制结构设计

人工智能统一立法应引入包容审慎监管理念,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政策、规范的出台设置“缓和期”,可通过引入监管沙盒制度,在沙盒试点中提供规制环境。应引入风险分级分类规制理念,对人工智能应用实施分级、分类、差异化监管。立法应建构人工智能合作治理体系,让地方人民政府编制人工智能规划,以智能服务券等措施提供激励;立法可设计统分式齐抓共管的部门职责分工模式,规定人工智能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在“受规制的自我规制”制度下,人工智能开发者、提供者应采取风险管理措施,披露特定信息,制定自我规制规则,夯实组织化保障义务;还应探索第三方治理、专家咨询的制度空间。立法应建构人工智能规制的多元规范体系,明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功能,拓展团体标准的空间,并注重发挥伦理规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