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导向下我国农林碳汇交易生态扶贫监管框架研究

农林碳汇交易是农户与控排企业交易,通过造林吸收二氧化碳,达到减排增收和生态补偿双重效果。碳汇交易在政府规制下的派生需求是政策强制和规则约束下的市场需求,农户基于政策导向和市场机制经营碳汇交易项目有助于减排增收。现阶段,碳汇造林扶贫监管框架仍待完善,碳汇私有财产正当性、林农经营碳汇权利义务及碳汇交易监管规则等有待进一步明确。在农林碳汇交易实现绿色减贫进程中,应专门设立碳汇扶贫惠农监管委员会,制定以生态精准扶贫为基础的农林碳汇交易监管总则,将农林碳汇交易规则纳入碳市场监管框架,完善生态补偿的方法学与配套技术标准,明确农林碳汇交易法律责任。

控排企业碳交易未达履约目标的罚则设定

中国已于2017年启动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统一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实体法律制度也将随之出台。目前,中国已经提交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送审稿,不过,不论是从送审稿的罚则设定还是从试点省市的地方法规中,由于惩罚力度受到行政处罚法规定的限制,对惩罚数额的确定、惩罚方式都未作明确规定,这将赋予执法者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滋生权力寻租与腐败等现象。基于此,本文采用法律经济学中卡洛尔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从惩罚严厉性成本与收益有效性组合的全新视角,构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未达履约目标的惩罚阈值分析框架。同时,运用国别法律的对比分析法,提出制定处罚条例的合理建议。为此,建议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在惩罚制度设计中:第一,应当明确惩罚数额的具体确定标准,惩罚性倍数的确定应依据企业超额排放的数额、监管机构的抽查密度、监管机构对企业超额排放的反应强度而定,同时也与控排企业历史年度履约率有直接关系。在确定惩罚倍数的适用与惩罚数额时,应当充分考虑企业过往排放量和该控排企业的历史履约率等因素。第二,在惩罚方式上,推行组合惩罚模式,将金钱惩罚与信用记录、财政补助以及业务受限、资格准入等方面结合起来,形成"行为罚则+资格罚则"的组合惩罚模式。第三,制定分级累进惩罚的制度。第四,将罚则与政府扶持政策相结合,具体可以通过投资、税收以及信贷规模等方面提供政策上的帮助,将"信用管理"与"扶持政策"有机结合,进而达到"梯度处罚,促进履约,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目标,最终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统一提供制度保证。

顾此失彼还是一举两得?——对我国碳减排经济政策实施后减排效果的检视

本文运用合成控制法,选取全国33个省(市、自治区)的2003~2015年度面板数据,分别从CO2排放量、能源消费量及经济发展等方面对湖北和广东两个试点省份减排效果进行检视。研究结果表明,2010年实施低碳试点省份政策对广东的减排效果影响明显,但对湖北的减排效果影响并不显著。2012年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使湖北的减排量下降,广东在此政策实施后减排效果更佳。同时,湖北在两种政策实施后经济发展水平略有提升,但广东的经济发展水平依旧保持平稳态势,其原因可能与两地的低碳经济战略布局和政策执行效果具有较大关系。结合试点省份的碳减排经济政策制定及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完善全国统一碳市场后的政策体系。

陵城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中河道治理对策

以德州市陵城区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中河道治理为例,针对当前河道治理存在的难点和具体问题进行归纳分析,并提出相应治理策略,以期能够为其他河道治理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也为提升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质量提供有利条件。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处罚规则与履约风险规制路径

统一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后,我国制定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处罚规则和法律责任的规定是预防和规制控排企业因主观意愿拒不履行约定碳减排目标的风险。现行的罚则设计在处罚限度的规定中过于笼统,在权衡法定惩罚标准、违约成本以及履约风险预防水平三者的关系中尚存完善空间。同时,在全国碳市场运行的初期,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与适当的处罚规则形成协同效应,但在现有的制度中并未体现。在履约风险的规制路径中,对于因控排企业责任进行的处罚应当明确执法主体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尺度,从理论上对倍率式罚款数额作为违法利益追缴的限度予以证成,在实施细则的设计中引入阶梯式处罚标准和逾期不缴的加罚规则,对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重点排放企业的履约风险进行有效规制,加快推进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的出台。

主持人语

《巴黎协定》的达成标志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已经进入到了全新的阶段,同时为国际社会开展碳减排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国应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碳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是达成碳减排目标的要举,同时也是落实《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的重要方式。我国各级政府、企业主动通过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推进气候变化立法等一系列措施来加强碳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