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变革:一个认知社会学分析框架的提出

变革是政策研究的一个经典议题。本文尝试在认知社会学视域下发展一种解释社会政策变革的认知分析方法,探究变革背后政策的认知过程,明晰政策变革的内在逻辑。长期以来,政策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变革的外生解释,倾向政策的内稳态假设,对变革的内生性根源的思考相对受限。认知社会学为解释政策的变革提供了一个前沿“解题”思路:政策变革基于众多缘由,但变革必然通过政策的认知调整来实现。基于此,本文发展了聚焦政策认知过程的认知分析框架,从理论立场、基本假设和分析要素三方面进行具体的理论提出。政策认知分析框架为政策变革研究提供了一般意义上的理论解释,其边际贡献在于将政策变革理论拓展为一种聚焦社会制度反身性的社会理论,阐明社会政策作为社会的认知系统及其对现实赋意的多极建构,揭示了政策变革伴随的政策认知过程动态。本文对政策认知过程的关注,也为理解政策变革与其思想、话语转变之间的关联提供了一个衔接的理论观点,为发展政策的强认知分析方法提供了一个讨论的起点。

制度空间与运作要素: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破格聘任的特点及启示

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破格聘任制度是指对未达到任职大学教师所需的文凭门槛,但有足够任职能力者如何得到聘任的制度安排。破格聘任对象主要包括大学以下学历者、游学未获学历者、科举秀才者三类。这个时期中央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及大学所颁布的教师资格法规及其对教师聘任权的规定,均为文凭不足者被破格聘任为大学教师留有适量制度空间。在运作层面,新式人才匮乏是破格聘任制度的外在人才市场环境要素,施聘者公心选才与受聘者的学术能力是破格聘任制度良性运作的内在要素,社会关系资本是破格聘任制度运作过程中的中介要素,大学拥有的学术权力及与其适配的行政权力是破格聘任得以实现的制度要素。破格聘任制度为特殊人才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渠道,避免了选聘制度刚性化可能会将一些特殊人才排斥在外的弊端。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破格聘任的制度与实践对当今中国高等院校选拔及破格聘任特殊人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技能型社会建设的中国特色议题及其理论拓展

“技能型社会”作为本土原创性概念尤其需要关注中国技能型社会建设过程中的特色议题,这是其能否有效解释中国现实问题的关键。在中国技能型社会建设进程中,“社会”角色定位、劳动力市场的体制分割,以及城乡分化是其中值得重点关注的特色议题。从跨学科的“大职业教育主义”视角对中国职业教育体系支撑技能型社会建设过程中的本土事实展开深入实证分析,才能从理论上丰富和充实“技能型社会”概念的适应性和解释力,也才能更好地从实践中探寻中国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本土路径。

我国社会政策公平性的理论思考与提升路径

维护和提高社会分配的公平性是社会政策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需要通过社会政策助力共同富裕,要完成这一任务,就要进一步提升我国社会政策的公平性。这是一个既重要又复杂的任务。其重要性体现在公平性是由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公共资源的性质、人民群众的诉求等方面决定的,并且在社会政策水平提升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新要求下公平性显得更加重要。其复杂性则体现在公众对公平性理解的差异、主体责任的复杂、运行机制的多样、社会政策目标与功能泛化以及社会政策公平性标准的复杂等方面。在过去20多年里我国社会政策的公平性有了较大提升,但目前在公共资金支出、服务提供水平和待遇获得水平等方面的均衡性仍存在不足。其原因既包括历史遗留和经济发展不均衡等客观原因,也有对公平性重视不够等主观原因。对此,首先要确定提高社会政策公平性的基本努力方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革社会政策的主体责任和资源供给体制,努力缩小社会政策的城乡差异与地区差异,重点加强和提升基础性民生保障体系,加强社会政策体系整合,通过社会政策各个领域的具体行动去积极提升社会政策的公平性。

多元嵌入乡村振兴:少数民族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社会支持体系构建

少数民族务工人员的返乡回流,对于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作为一种经济行为,该群体的返乡创业具有明显的社会嵌入特征,其创业行为包括创业意愿、创业决策、创业激情和创业模式在内,深受既有政策、文化环境及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需要有针对性地构建一套更为全面的少数民族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社会支持系统:以政府为供给主体的正式社会支持,以乡村社区为供给主体的准正式社会支持和以社会组织、家庭亲友等社会关系网络为供给主体的非正式社会支持。这三种社会支持各有所长,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一套以多元主体协同推进为特色的少数民族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社会支持体系。在此社会支持体系的助推下,少数民族务工人员的返乡创业之路更为顺畅,民族地区乡村产业振兴更具蓬勃发展之机。

新时期我国不确定性挑战下的社会政策研究转型

不确定性是人类认识自然与社会能力不足的表现,具有普遍性、相对性与发展性特点。社会科学因其研究对象更加复杂,因而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但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在应对不确定性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增大,将会给社会政策的运行与发展带来很大的挑战。为此,应该从以下多方面扩展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内容与方法,以应对新的不确定挑战:其一,要进一步突出社会政策研究中的价值引领;其二,进一步重视社会政策的预测性和对策性研究;其三是加强社会政策复杂理论模型研究;其四是提升社会政策研究的动态性视角;其五是进一步加强社会政策学科建设与学科间的交叉与合作。

历史社会学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拓展与理论追求

历史社会学是当前中国社会学的热点领域,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也为历史社会学的主题拓展提供了新方案。作为历史社会学的内嵌议题,现代化在当下阶段的思考需要落脚于对城乡中国的理解与诠释上。这一方面需要看到人的现代化和城市等级秩序下未来城乡的融合发展态势,另一方面需要从构建城乡叙事和城乡记忆的角度为现代化速度过快而引发的心灵危机提供解决方案。将以城乡中国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议题纳入历史社会学视域,有助于进一步打破城乡区隔,更快更好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从合流到融合:新时代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的关系建构

社会工作从公益慈善中分离出来,形成新的社会服务乃至社会变革范式,是世界近代慈善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笔。由此公益慈善与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从历史同源到当代分立的变化。而在当代中国,公益慈善与社会工作在经历了21世纪初社会领域的改革开放以后,走出了独立发展、各成体系的局面。但是新时代的公益慈善和社会工作都面临挑战,各自裂变后,专业社会工作和现代公益慈善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从合流走向融合的趋势。本文认为,新时代要实现这种融合,需要三个方面的前提条件:一是共同富裕战略目标下共同发展的政治条件,二是资源多元条件下的资源得以合作的经济条件,三是双方行动者合作意愿达成的主观条件。基于新时代中国的现实情境,推动公益慈善与社会工作的融合应以发展为主题,使两者实现资源层面、社区层面、政策层面和机构层面的多层次融合。同时,我们也要规避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产生的公信力风险、价值观风险和发展本身的系统风险,通过公益慈善与社会工作的融合发展,形成新的公益共同体,实现社会自治和社会公平。

生活方式的东西差异: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路径再认识

农村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同区域的农民以不同的条件参与这个过程,并形成了富有差异的生活方式。因为市场区位条件不同,无论从生活动力还是生活空间的维度看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农村因其本地工业化的市场参与模式,形成了压力释放型的生活方式;中部农村因其跨区域流动的市场参与模式,形成了压力集聚型的生活方式;而西部农村则在本地维持型的低度市场参与模式下,形成了压力缺失型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区域差异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过程的非线性特征,通过中观分析展现农民生活逻辑的多样性,有助于从政策层面具体有效地回应农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技术与社会:现代化与现代性反思的基点

不同于李约瑟发掘中国传统技艺的科学基因而主张技术自然进化的西方道路,白馥兰看到了传统技艺的社会文化意涵。不同社会与文明的技术都有自主建构的一面,军事、经济竞争压力与技术对话,影响着技术自主建构的空间尺度与强弱程度。近代中国在军事、经济竞争压力下,技术与社会的双重转型成为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目前,现代化已成为历史潮流与全球话语,但部分西方学者认为,技术从社会中脱嵌使得现代性充满危机,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与布鲁诺·拉图尔旨在反思现代性,使技术重新嵌入社会。基于中西古今经验,中国式现代化要构建技术与社会互嵌的学术话语与制度体系,技术引进要适应社会语境,技术创新及应用要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技术治理要重视民主化议程。

中国残障社会工作发展与趋势:基于理论变迁与模式转型的文献述评

残障社会工作是推动我国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的有效力量之一,梳理其理论发展脉络和模式变迁对提升残障服务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梳理残障社会工作理论变迁、实践模式转型后发现:残障模式转型带动残障社会工作理论视角迁移,重点表现为在问题视角与优势视角为主线的基础上进行了延伸、整合和变革。以此为契机,残障社会工作理论逐渐从个体取向转为系统取向,且更强调残障人士的主体性及能力。受此影响,我国残障社会工作的实践模式历经服务理念萌芽到行政性社会工作、再到协同性发展的转型,最终形塑出需求为本、社区为本和证据为本的服务模式。在此基础上,我国残障社会工作应进一步回应时代需要,构建更具整合性的理论和实践框架,可尝试从本土化、数字化和专业化方向再度突破,进而更好地与我国残疾人事业融合,共同推进残障群体服务事业发展。

学校社会工作中的双重关系伦理困境及其本土化调适——围绕“校园欺凌”的讨论

随着我国学校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的不断深化与拓展,学校社会工作者进入校园开展各项专业服务。由于中国社会和文化情境的特殊性,社会工作者在校园工作中容易陷入双重或多重关系的伦理困境。这类伦理问题随着实务的深入逐渐显现,并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表现得尤为突出。鉴于此,笔者期望通过深入剖析学校社会工作者在处理校园欺凌事件中所遭遇的双重关系伦理挑战,提出本土化的伦理调适策略,从而为该领域内的实务发展提供更深刻理论见解和伦理指导。

智能时代的社会心态及其治理:以ChatGPT引发的心态危机为例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引发社会结构的变革与社会心态的变迁。随着人类社会的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网络空间中社会心态与社会行为的边界日渐模糊,网络行为的主体除了真实的网民外还逐渐嵌入包括ChatGPT在内的各类基于算法驱动的非人类智能体,人机关系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以ChatGPT为代表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更是以突破人类对语言能力的垄断,加剧了人类对自身作为地球上唯一“智能体”的价值忧虑,进而引发全人类对自身之本体存在感的心态危机。为此,智能时代的社会心态治理与社会机制设计,应以更充分地保障人类自身的主体价值为根本旨向,使未来的美好生活能够容纳人类自身的存在。这也召唤着一种充满人性的社会心理学的复兴。

文化自信是开放自信社会心态的心理基础

当代中国青年群体展现出生机勃发、自信从容、开放活力的社会心态。文化主体性作为形塑积极社会心态的核心动力,推动当代青年不断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倡导的积极心态高度契合,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进一步深化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现代继承阐释,推动当代价值的淬炼与发展,在传承与发展中区分精华与糟粕,于转换转化与革新中提升参与活力,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以人为本”:数字时代社会心态治理的价值指引

数字时代下,社会心态的可见性和可治理性不断提升。社会心态与社会行为之间的边界趋于消融,加速了社会心态问题的风险化过程,社会心态治理由此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常态化议题。社会心态治理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突出人类作为社会心态产生与治理主体的地位,坚持疏导与赋能并重的治理视野,推进线上线下心态协同治理,积极推动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从而消解社会心态风险,激发社会发展活力。

社会救助数字化转型:整体逻辑、现实问题与应对策略

社会救助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中国”建设和国家现代化治理的应有之义。为更好回应社会各类弱势群体的多元救助需求,社会救助数字化转型应由四重逻辑引领:民生保障是社会救助数字化转型的价值逻辑,为其奠定理念基础;数据要素驱动是社会救助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逻辑,为其提供有力支撑;共建共治共享既是社会救助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逻辑,也是其核心目标;法制规范是社会救助数字化转型的制度逻辑,为其提供坚实保障。在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背景下,社会救助数字化转型在价值基础、技术创新、社会参与、制度供给和制度运行等方面遭遇挑战。为此,需要整合数字工具理性和社会救助价值理性,加强社会救助政务数据共享和人才队伍的培育,促进社会资源的衔接和多元主体参与,完善社会救助数字化转型的制度体系,并从多角度出发全面推进相关制度的顺利运行。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政策文本分析:方法论与方法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对政策科学如何在巨大且复杂的社会系统内展开研究提出了挑战。对政策文本分析方法及其方法论的阐释可以为全面理解和深入剖析各类政策的制定与发展过程提供科学思路。以政策文本释义性分析、话语分析和比较分析为代表的定性分析通过文本阐释、语言分析走进政策实施的具体过程,分析政策环境,深入解读政策制定者的意图,获取对当前政策的启示,是解释主义范式下方法论的具体化。以政策文本内容分析、计量分析以及内容挖掘为代表的定量分析以量化手段来视图化呈现政策文本的内容,更高效地识别政策研究热点主题,梳理政策变迁及发展规律,检验政策执行效果,发现政策文本存在的问题并做出预测,是实证主义范式下方法论的精确化。政策文本混合分析方法属于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优势整合,受到多种范式的影响。研究者要根据文本类型、研究问题、研究目标等选择相应的方法,以得出有效的结论。

“缘情结信”:重建医患信任的情感社会学路径

现代医患关系主要结成于陌生的医患之间。情感交流对这一情境下的医患信任的作用,已因医学知识的生物学化和医疗活动的职业化进程而隐退,使得现代医患信任主要体现为患者对医疗制度的信任和对医务人员的客观资质与医疗能力的认知信任,而非发自内心的情感信任。这在事实上蚕食了医患信任的社会根基。重视“缘情结信”的信任模式,使医方情感支持在医学教育和医学执业的层面得到制度性的认可,使医患信任重新得到情感信任的浸润与维系,是重建当下脆弱的医患信任的必经之路。

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弥合:家庭代际关系的信息功能及其实现

功能运行良好的家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应对社会不平等及福利制度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信息社会和老龄社会叠加的背景下,由于信息技术不平等和数字鸿沟的阻隔,年长一代的信息权力被弱化甚至遭到剥夺。面对功能复杂的智能设备,老年人获取信息的第一步便被阻断,设备接入后的信息获取、解码与辨别更是老年人面临的难题,而家庭代际支持在帮助老年人克服数字鸿沟和融入信息社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基于对19位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访谈,结果发现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受到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主观上的强风险意识与低学习意愿及客观上的设备复杂程度都加深了数字鸿沟;子辈则通过设备操作的教学与替代、信息的分享与解码等帮助老年人弥合数字鸿沟,体现了信息社会中家庭代际关系的新福利功能。

“情绪经济”:展现消费新场景

当前,情绪价值成为年轻人买单背后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青年不断追求情绪价值的最大化,商家大胆创新情绪资源挖掘,在供给侧与需求侧合力推动之下,“情绪经济”正不断解锁出各种新的消费场景。当“情绪”成为生意,情绪消费是否可以给当代青年人带来治愈?这需要从法律监管、安全保护、高质量产品源等方面加强保障,以使情绪消费保持可持续健康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