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徒关系对徒弟工作态度的作用机制:来自元分析的证据

为厘清师徒关系对徒弟工作态度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运用元分析方法对包含103项独立研究、126个效应值及33617个研究样本的101篇文献进行了定量整合,结果表明:(1)徒弟组织支持感、自我效能感均能中介师徒关系对徒弟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的正面影响。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差异检验发现,徒弟组织支持感的中介作用显著大于徒弟自我效能感。同时,师徒关系也通过徒弟组织支持感、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间接影响徒弟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2)文化情境调节了师徒关系与徒弟工作态度的关系。具体来看,集体主义、高权力距离、长期导向文化中师徒关系对徒弟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的积极影响强于个人主义、低权力距离、短期导向文化中师徒关系对二者的积极影响。以上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师徒关系的积极作用,而且为师徒关系的实践提供了一定的指导。

自杀率全球分布:集体主义和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协同进化的解释

为解释自杀率的全球分布,本研究基于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公开数据,提出并检验了集体主义文化和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协同进化的解释模型。分析发现:集体主义文化和抑郁障碍患病率在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与自杀率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集体主义文化和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之间存在协同进化的假设获得初步支持,即集体主义文化可能缓冲了携带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给个体和群体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了地区抑郁障碍患病率和自杀率。

“三心二意”胜过“一心一意”:媒体多任务提升低工作记忆容量者创造力

数字时代,媒体多任务已然渗透人类生活方方面面。但以往研究主要探讨其消极影响,忽视媒体多任务暗藏激发创造力的可能。基于创造力的坚持−灵活双通道理论,通过3个仿真行为实验,考察了媒体多任务对创造力的促进作用以及心智游移与工作记忆容量在其中的中介和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相比非媒体多任务,个体进行媒体多任务时表现出更高的创造力(实验1),其心理机制是媒体多任务诱发更高的心智游移频率,进而提升创造力(实验1和实验2),且这一提升效应只存在于低工作记忆容量组,高工作记忆容量组中则表现为消极影响(实验3)。研究结果对揭示媒体多任务的积极功能,拓展坚持−灵活交互视角以弥补双通道理论平行视角缺陷,帮助不同特质个体有效利用媒体多任务提升创造力均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人智协同创新素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本文提出人智协同创新素养将成为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通过对人智协同创新素养的内涵、价值和培育三大关键问题进行重点探讨,为企业顺应时代浪潮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与实践参考。

儒家文化对“招娣/弟”命名偏好的影响:宗族文化之外的新视角

“招娣/弟”命名是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现象,体现了家庭和社会对男性后代的偏好。任孝鹏等(2024)的研究以家谱和祠堂分布为宗族文化影响力的代理变量,发现这些因素能预测不同省份“招娣/弟”命名的分布。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将孔庙分布作为儒家文化影响的代理指标,探讨了其对“招娣/弟”命名地区差异的作用。结果表明,孔庙分布同样能显著预测该命名现象的区域偏好。通过主成分分析,还发现儒家文化与宗族文化的代理指标虽有交集但并不完全重合。本研究深化了对中国文化因素影响力的理解。

重视教师情绪劳动,助力教师职业发展

现阶段,中小学教师的情绪劳动呈现出对象多元、服务人数众多、时间延伸等特征。在多重工作压力影响下,教师会偏向选择表层行为策略来应对相关要求规范,这对师生关系、教学效果以及教师自身的心理健康和职业发展均会产生不良影响。在实践中,协同多方主体力量,可为教师高质量的情绪劳动创设条件与支持性环境。

性别刻板印象的变与不变?来自内容、方法与影响的证据

性别刻板印象作为一种社会认知,是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属性和行为的普遍信念。在社会变迁的宏大背景下,研究者通过传统方法(过去-现在-未来评价范式、横断序列设计、横断历史元分析)和新近技术(词嵌入)探讨了性别刻板印象变迁。虽然有少许研究声称性别刻板印象未随时间发生变化,但大部分研究基于社会角色理论,都支持性别刻板印象已随时间发生变迁。变迁模式主要表现为:认为女性在男性化特征(如能动性)上不断增长,而男性在女性化特征上(如共生性)可能有所增长。这些变迁对缩小经济上的性别差异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可能会给家庭和健康带来消极后果。未来研究应在多学科交叉、多方法融合的基础上,以细化方式、网络视角去考察性别刻板印象变迁,尤其要重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对该主题的探究。

空气污染对个体情绪的影响:大数据与实验的证据

空气污染的情绪心理影响研究中较少存在高生态效度的实时数据分析和高内部效度的实验研究。本文对中国内地292个地级市297067名微博用户5292万条博文信息,以及相应时空的空气质量检测与气象信息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发现PM2.5和AQI在大气污染普遍较为严重的2014年可显著负向预测SnowNLP情绪指数,而在空气污染治理收效良好的2017年则不能。本文继而采用图片启动范式开展实验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可显著影响个体负性情绪,威胁感知中介了这一心理过程。

酒店消费者的自我一致性与品牌忠诚度:积极情绪和品牌依恋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分析酒店消费背景下的自我一致性与品牌忠诚度的关系机制,研究者采用滚雪球抽样的方法,使用自我一致性量表、积极情绪量表、品牌依恋量表和品牌忠诚度量表对403名品牌酒店青年消费者进行调查,发现:1) 自我一致性对品牌酒店忠诚度的预测作用显著;2) 积极情绪和品牌依恋在自我一致性和品牌酒店忠诚度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本文揭示了影响品牌酒店忠诚度的内在心理路径,拓展了相应理论。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潜在类别及其特征

目的探索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潜在类别及其在心理和手机使用行为中的特征。方法2023年7月,选用自编基本信息调查问卷、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PHQ-9)、UCLA孤独感量表简版(short-form of UCLA loneliness scale,ULS-8)、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IAS)、错失焦虑量表(fear of missing out scale,FOMOs)、反刍思维量表(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RRS)、简版无聊倾向量表(short form version of boredom proneness scale,BPS-SF)、青少年气质量表中的意志控制分问卷、智能手机依赖量表简版(short version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SAS-SV)对北京市206名大学生进行横断面调查。采集手机使用时间和频率数据。运用SPSS 25.0进行统计描述和组间比较,使用Python 3.8软件K-means算法进行聚类分析,通过随机森林算法评估不同类别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结果(1)手机成瘾[41.00(31.00,47.00)分]与抑郁[6.00(2.00,12.00)分]、孤独感[15.00(11.00,20.00)分]、社交焦虑[46.00(32.75,54.00)分]、错失焦虑[21.00(16.00,28.00)分]、反刍思维[26.00(22.00,29.00)分]、无聊倾向[41.50(32.00,49.25)分]、平均每日手机使用时间[(513.30±213.29)min]、平均每次手机使用时间[6.60(3.68,14.09)min]呈正相关(r=0.163~0.626,均P<0.05),与意志控制[49.00(44.00,59.00)分]呈负相关(r=-0.613,P<0.01)。(2)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存在3种潜在类别:非成瘾组(32.04%,66/206)、无聊型手机成瘾组(26.70%,55/206)、多风险型手机成瘾组(41.26%,85/206)。(3)不同潜在类别在抑郁、孤独感、社交焦虑、反刍思维、无聊倾向、意志控制、手机成瘾上的得分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138.805,127.342,112.149,88.069,72.146,100.206,115.159,114.926;均P<0.001),在平均每日手机使用时间和次数、平均每次手机使用时间上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H=7.548,9.332,16.086;均P<0.01)。(4)随机森林算法分析结果显示,非成瘾组特征重要性前3位依次为:意志控制、社交焦虑、错失焦虑,特征重要性分别为0.33、0.23、0.15;无聊型手机成瘾组特征重要性前3位依次为:无聊倾向、错失焦虑、孤独感,特征重要性分别为0.35、0.20、0.15;多风险型手机成瘾组特征重要性前3位依次为:错失焦虑、反刍思维、无聊倾向,特征重要性分别为0.29、0.19、0.17。结论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存在3种潜在类别,各类别在不同心理因素和手机使用行为上差异显著,未来可根据不同大学生群体特点采取针对性心理干预措施。

在线代理求助中的不确定性沟通影响患方态度

目的:本研究探讨在线问诊平台下代理求助行为和医生不确定性沟通方式对患方对医态度的影响。方法:采用2(代理求助:代为问诊vs.信息搜寻)×2(不确定性沟通方式:含蓄vs.直白)×2(疾病严重程度:轻症vs.重症)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结果:代理求助和不确定性沟通方式的主效应显著,代为问诊和含蓄的不确定性沟通方式下的患方态度更积极,即对医信任、对医印象、在线问诊满意度和推荐行为倾向更高。代理求助和不确定性沟通方式对患方态度的交互作用显著:信息搜寻时,相比于直白的不确定性沟通方式,含蓄的不确定性沟通方式下患方态度更积极。结论:在线问诊中的医生用含蓄的不确定性沟通方式可使搜寻信息的代理求助者的对医态度更积极,这为改进在线问诊平台中的医患沟通方式提供了启示。

照护的手艺:医方情感支持如何促成患方信任

虽然调查数据显示近些年来中国民众对就医或住院过程的评价已出现好转趋势,但公众自身的实际感受并不一定与此同步。这与现代医学强调医疗体制和技能提升以改善医患关系的医患信任塑造模式有关,这一模式未能充分满足患方就医时的多种情感诉求,也未能充分彰显医方的情感照护技艺对患方情感信任的促成作用。基于A市某医院儿童血液病中心的参与观察研究发现,医方常在医院的制度化安排之外为患儿家长提供情感支持,以助其减少消沉情绪、缓解治疗恐惧和歧视感知、宣泄负面情绪,或是帮助无法治愈的患儿家庭以更少的痛苦走过生命的最终阶段。这些情感支持可直接提升患方对医方的情感信任,进而促进其对医务人员及其所在医院的认知信任和制度信任,也使医务人员自身获得情感的慰藉和职业的成长,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但是,医方情感支持的实现具有高度的人格化特征,是一种需要长期习得且难以标准化施展和迁移的“手艺”。在现有医疗体系下培养一种不完全基于治疗效果、充分尊重治疗过程中情感付出的治疗文化,还需要持久不断的反思与努力。

积极性别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去个性化感觉的中介作用与人际敏感性的调节作用

目的:探讨积极性别刻板印象是否会对人际关系产生消极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方法:实验1(被试为女性)和实验2(被试为男性)将被试分为两组,一组接收与积极性别刻板印象有关的言论,另一组接收不涉及积极性别刻板印象的言论,然后测量两组被试对该言论的反应。结果:(1)女性和男性在接收到积极性别刻板印象言论后,都会对其作出明显的消极反应,去个性化感觉在其中起中介作用;(2)人际敏感性在女性的去个性化感觉与其对积极性别刻板印象表达者的不喜欢感间起调节作用。结论:积极性别刻板印象如“糖衣炮弹”,虽然表面具有赞许之意,但实际会对人际关系产生消极影响,尤其是对高人际敏感性的女性。

女性色情使用者亚组及模式:剖面和网络分析

目的:探究女性色情使用者的类别和特征。方法:采用简版色情使用筛查量表(BPS)、对色情使用的道德不赞成(MDPU)、色情使用频率、简明症状量表和色情使用动机量表对一年内浏览过色情的679名成年女性进行调查,运用Mplus进行潜在剖面分析,R软件进行网络分析。结果:(1)识别出两个亚组:低频非失控组(56.8%)和高频失控组(43.2%)。(2)两组的色情使用模式不同:低频非失控组,BPS、MDPU与寻求快感动机组成一个社区,表明这组的主要风险是享受色情带来的愉悦感;高频失控组,BPS、MDPU则与应对动机组成一个社区,表明这组的主要风险是通过色情应对负面情绪。结论:女性色情使用者存在两个亚组,二者在色情使用的行为驱动模式上存在差异,凸显了针对性防治措施的重要性。

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中文版量表的编制与验证

志愿者的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是预测其服务参与和维持的重要心理动机,本研究旨在开发适宜中国情境的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量表并进行心理测量学验证。在初测过程中,经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最终形成单维度、共14题项的量表条目。对1042名注册志愿者的正式施测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重测信度以及良好的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可作为中国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时的自我效能感测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