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者心理弹性、积极情绪与工作倦怠的关系

采用心理弹性量表、工作倦怠量表以及情绪性量表对525名企业管理者进行了调查,以考察心理弹性、积极情绪和工作倦怠的关系。研究发现:(1)企业基层管理者的工作倦怠水平要高于中高层管理者;(2)心理弹性对工作倦怠及其情绪衰竭、玩世不恭、低成就感等维度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3)积极情绪对工作倦怠及其各维度也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并且在心理弹性和工作倦怠之间起中介作用。

论管理学人性假设、激励理论的缺憾及对我国国企改革的启示

本文结合西方文化背景论述了人本管理与社会组织的内在矛盾及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传统管理学人性假设、激励理论的局限性，继而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单位制”社会组织形式，以此为基础结合产权理论和其它国家的管理实践，考察国企改革，认为虽然我国公有制基础的国企资产所有者主体具有抽象意义而与有效的监督型管理难能相容，但这并不一定是一种制度缺陷，因为它可以为不同于“监督型管理”的，真正具有活力和凝聚力的管理激励监督机制的创新开辟广阔空间。产权改革的出路不在于全面推行私有化，而在于寻找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合理接口，实现“经济人”、“社会人”与“自我实现人”的统一。

公共管理中的森林效应

本文从森林效应产生的原因入手,具体阐明了森林效应的本质是竞争的正面效应,分析了森林效应具有的可诱导性及排他性,得出森林效应的有力因素对促进集体发展壮大十分重要的结论,并依据森林效应的突出特点详细论述了森林效应在组织管理中的应用,即通过他律、感情化的管理模式,引导良好的舆论风气,形成和谐竞争的健康环境促使群体中的个体成员充分发挥自身潜力,最终增强整体凝聚力、战斗力,实现"千帆竞发"的喜人局面,营造森林的蓬勃景象。

CEO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

1．引言 有研究表明，在预测模型中加入CEO股权激励这一变量能为业绩预测提供增量信息，从而提高业绩预测的准确性。之前的文献认为股权激励可能导致盈余管理（Cheng and Warfield，2005），这由于股权激励是一类长时间的薪酬契约，与此同时为了完成契约需要满足较多的行权要求，其中可能包括营业收入增长率，ROE，净利润增长率等，因此，为了能够满足行权条件以及获得较高的薪酬利益，管理层往往有很强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通过盈余管理可以较好地达到行权条件，使得管理层能够通过操控业绩来满足自己的行权要求，同时，管理层可以通过盈余管理的方式影响二级市场股价，

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的关系:基于本土心理资本理论的视角

采用问卷调查法,以445名企业员工和MBA学员为调查对象,考察了本土心理资本与适应性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1)本土心理资本对任务绩效和周边绩效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其中事务型心理资本对任务绩效的预测作用较强;而人际型心理资本对周边绩效的预测作用较强。(2)本土心理资本对适应性绩效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其中事务型心理资本主要影响了压力与应急管理、创新问题解决、岗位持续学习等维度,而人际型心理资本则主要影响了人际与文化适应和岗位持续学习等维度。(3)适应性绩效在事务型和人际型心理资本与周边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事务型心理资本与任务绩效间也起部分中介作用。(4)在控制事务型心理资本的前提下,人际型心理资本对适应性绩效和周边绩效仍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显示人际型心理资本的构念具备实证效度。

从沉寂到创新:中国社会福利30年学术轨迹审视

社会福利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中的重要议题,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采用文献法对30年中国社会福利的学术轨迹进行主题研究:30年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福利研究的宏观轨迹与特征;中国社会福利从政府定位转向民生需要为本的定位;30年中国社会福利研究的学术转型与领域创新、中国社会福利学术发展的未来轨迹展望等四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社会福利研究的发展脉络,发现中国已经形成了社会福利学科领域和基本体系。但是,中国社会福利有一定创新但对中国社会福利改革回应还不足够,社会福利研究急需深化。

本土化构想: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政治学理论面临诸问题

建构中国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对自身政治现实的反省与思考、对西方先进理论模式的借鉴与吸取、对自我知识谱系的梳理与检讨等方面的努力。本文认为,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面临着诸多问题,主要有三:一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承载学术任务的多层次性与复杂性;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意识形态化的问题;三是政治学理论的本土化问题。

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理论范式及实践路径

以需求理论为导向的供给模式导致我国的公共服务"供给整体不足"和"供给错位"的问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应从供给侧改革入手进行理论修正与现实探讨。公共价值管理范式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具有一定的逻辑契合性,可以用来指导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借鉴公共价值管理范式,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可以通过疏通并拓宽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渠道,完善公共服务的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机制,强化公共服务供给的法律保障等路径进行。

抑郁症患者认知重评和分心情绪调节的有效性:ERPs研究

使用事件相关电位(ERPs)技术考察抑郁症患者在指导下使用认知重评和分心策略调节负性情绪的有效性。结果发现抑郁症患者可以使用认知重评策略降低负性情绪体验,同时也表现出LPP波幅显著降低,但LPP波幅依然比正常被试大;抑郁症患者使用分心策略后没有降低负性情绪体验,但LPP波幅比正常个体小。结果表明,轻中度抑郁症被试在指导条件下,可以使用认知重评策略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有效性,但其认知重评的效果低于正常被试;抑郁症被试使用分心策略的效果好于正常被试。

人民满意视阈下教育治理能力提升途径研究

教育治理能力既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教育治理效果的必要条件,对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然而,我国教育治理能力相比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整体上还处于低度发展水平,并面临着诸多困境,例如教育治理主体间决策贡献不够均衡,教育治理主体对环境适应迟缓,教育治理主体的资源吸纳能力不强,多元主体教育治理力量差异消解教育治理合力。在人民满意的视角下,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型、教育决策的民主化、制度供给的顶层设计以及教育治理的学习变革,可以促进我国教育治理能力的提升。

江湖社会的权威形成及特点研究——以《水浒传》中宋江权威性地位的确立为例

本文拓展了前人评价明清小说人物的理路,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对《水浒传》中宋江权威地位的形成进行研究。认为在主流社会与江湖社会存在严格分野的社会环境中,社会实践的践行者宋江,在其实践智识系统里充分整合儒家主流文化和江湖草根文化的精神内核,在资本运作行为中娴熟驾驭和合理配置忠孝和利他主义等文化因素,最终促成和巩固了其在江湖世界的权威性地位。这对开拓古典小说研究及小说人物评价的理论视野是一次有益尝试。

基于自我效能调节作用的员工工作满意与组织承诺关系研究

工作满意和组织承诺是两种最重要的态度变量,而这两种变量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为了深层次剖析两者之间的关联,采用层级回归的研究方法,可检验员工自我效能感对工作满意与三类组织承诺关系的调节影响作用。结果表明,自我效能感能够调节工作满意对持续承诺和规范承诺的影响,但对工作满意和情感承诺的关系调节作用不显著。工作满意的五个构面对三种承诺的影响也不一致,其中,薪酬和工作本身是主要的激励因素。员工的自我效能感越高,其薪酬对持续承诺和规范承诺的影响越大,同事关系对持续承诺的影响越明显。

新发展格局下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以人本主义价值观念引领新发展格局下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转型,亟须完成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冲击、促进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增进高质量发展中的民生福祉等目标任务。新《预算法》生效实施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提供了改革机遇,但也存在多重现实挑战。基于目标任务、改革机遇和现实挑战,在新发展格局下推进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应统筹发展与安全,通过债务投资领域的适应性拓展和管理绩效提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地方财政可持续。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两种思想传统,都是人类共同思想遗产的组成部分。在世界各民族思想文化相互融通的当代社会,从比较的视角审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十分必要。中西方政治思想之间的差别不仅是地域的和民族的,而且也是时代的。准确解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发掘有益于现代公共生活的传统思想资源的前提。

高等教育治理主体权责结构的历史嬗变及其评价——基于生态位的分析视角

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需要对高等教育治理历史的整体把握与系统考量,以掌握高等教育治理的宏观发展趋势。其中,"绝对宽度与完全重叠"是对我国计划经济时期高等教育治理主体间生态位的高度概括,体现为政府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一家独大。社会转型期,高等教育治理主体间的生态位主要体现在宽度改造与相对分离,推动计划经济时期高等教育治理生态位由"领域合一"走向"领域分离"。新时期,高等教育治理主体间的生态位的特征则表现为宽度优化与错位取向。通过对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主体权责结构的历史嬗变的评价,推进协同演化、强化权责边界以及促进权责异构,将是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基于顾客忠诚价值的策略思考

顾客忠诚是一个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 ,它可以带来顾客总量的增长、利润的提升和成本的下降 ,对构成顾客忠诚价值的顾客开发成本、利润增长、顾客维系成本、顾客增加、超值价值等要素 ,以及顾客忠诚价值的计算公式的深入分析 ,可以更清晰地看出顾客忠诚的价值所在 。

论企业竞争理论的双维演进

尽管可以对企业竞争进行多角度的研究,但最为突出的有二维视角,其一是经济学视角,其二是管理学视角。将二维理论研究成果作历史演进性考察,有利于人们对企业竞争理论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个体理性与公共生活的关系

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家所说的理性,在本质上是个体理性。理性是有关公民个人道德能力的前提假定。在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有关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论证,完全依赖于个人是理性自律的道德主体这一假定。公共理性在本质上是公民个体理性正当运用的结果,并不是在个体理性之外存在着一个公共理性。公共生活的目的不是使公共利益或者公共善实现最大化,而是使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到合理满足。优良的社会生活有赖于每个公民的道德努力。

问责制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功能

问责制作为现代政府民主政治建设的契机和有效手段,从理论的萌芽阶段发展成为行政体制内的一项重要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在我国深化政府体制改革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对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和理论基础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推进宪政体制的完善,规范政府制度安排,构筑社会问责文化等方面,分析问责制政治实践的显性和隐形功能,提出问责制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深入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塑造社会责任文化,从而更有效地保障公民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