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演变

本文引入"国家治理模式"的概念,试图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中来理解体制转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功缘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但是其最积极的变化体现在市场发育方面,有关政府、社会方面的改革仍比较滞后。在经济转型新阶段,如何协调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最大挑战,其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国家能力的重构。

重构国家能力的契机：“梅-普”组合下的俄罗斯发展前景分析

苏联体制的根本缺陷是它不可避免地造成国家能力的过度膨胀,致使国家代替社会、计划排斥市场,社会经济生活官僚化。这一问题在俄罗斯得以延续,无论是在叶利钦时期还是在普京时期,总统凌驾于其他社会权力之上的超级总统制因无法有效遏制国家能力的过度膨胀而具有不稳定性。俄罗斯当前的权力更迭为重构国家能力提供了最好的契机,"梅—普"组合下政党和议会的作用得到加强,总理—政府影响力的扩大,都有利于俄罗斯建构起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从而使其政治经济发展得更为健康、也更具有可持续性。

理解前苏联国家的经济增长——基于实证研究的讨论

前苏联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源于丰裕的自然资源禀赋和有利的外部环境,还是归因于经济转型和制度构建所取得的积极进展?自然资源禀赋究竟是前苏联国家经济增长的"福音"还是"诅咒"?本文利用前苏联国家1994～2001年的数据对以上两个争论进行检验。研究表明:⑴前苏联国家的经济转型进展并不显著,其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有利的外部环境使其具有资源依赖型特征的产业结构重新焕发生机,与其经济转型关系不大。⑵虽然自然资源禀赋在短期内对前苏联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从长期来看,自然资源对制度质量和资本积累的负面影响要超过其直接的正向影响,因此,自然资源依然有可能成为前苏联国家经济增长的"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