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与对外直接投资的非线性关系研究

数字化转型与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全要素生产率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除了初创期和衰退期的企业,处于增长期、成熟期和淘汰期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对外直接投资均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倒U型”关系均显著存在。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数字化转型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在西部地区不存在。阐述了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双刃剑作用,对于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如何促进企业更好“走出去”提供了重要启示。

进出口能否“稳就业”--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就业稳定是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保障。本文采用微观企业数据对进出口贸易与企业就业波动的内在关联与影响机制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与非贸易企业相比,从事进出口的企业具有较低的就业波动性。进出口量越高以及进出口强度越高的企业,其就业波动性越低。同时,永久贸易商相比临时参与贸易的企业具有较低的就业波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更高数量的出口目的国以及出口种类与更低水平的就业波动性相关,进口国家数量与企业就业波动负相关,但是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对企业就业波动无显著影响。对进口的分解表明,进口强度和就业波动性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中间品决定的。区分不同收入水平伙伴国贸易发现,与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进行贸易,其就业波动性较低。区分企业所有制特征发现,进出口对企业就业波动的负向影响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比较显著,但是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发现对全球贸易保护升级背景下,用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稳定就业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我国通货膨胀影响因素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菲利普斯曲线的非线性扩展形式,研究了开放条件下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本文首先从产出、国外价格、汇率和货币政策冲击角度选取变量,构建了马氏域变实证模型,测算了各变量在不同时期所处状态的概率;然后从状态转移特征的比较中得到各变量与通胀率状态周期的相关关系;进一步地,本文利用马氏域变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宏观经济环境因素波动对通胀率造成的冲击,以及货币政策因素与通胀率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各宏观经济变量对通胀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我国通胀的影响在不断增强;货币政策因素对我国通胀水平的影响存在动态变化;低通胀状态下汇率对通胀率呈负向影响,高通胀状态下影响则不显著。

省级开发区、主导产业与县域工业发展

各类经济开发区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本文使用1998-2007年县级数据考察了省级开发区的设立对区域工业发展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成立省级开发区能够大幅提高所在县的工业经济规模特别是主导产业的经济规模,但并不能促进工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这表明,依靠优惠政策和廉价要素投入的开发区发展模式难以促进区域工业的持续增长,转型和升级已刻不容缓。本文研究为新一轮自贸区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机器人能否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机制与事实

借助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匹配而得的企业层面综合数据库,分析了机器人的使用对我国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机器人使用量的增加会显著提高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没有使用机器人的企业相比,使用机器人的企业劳动生产率高7.45%。变换衡量指标和计量方法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不管是高新技术企业还是非高新技术企业,使用机器人均能显著提升其劳动生产率,另外,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使用机器人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较为明显。此外,研究了机器人的使用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影响的产出渠道和劳动力渠道。最后,分析了企业使用机器人的水平溢出效应。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加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对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拉动作用举足轻重,我国应抓住机遇,提高机器人在各行业的利用率,全面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规模增长、结构升级、主体多元化、市场拓展等辉煌成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中心和贸易大国。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从最初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保护贸易政策,经过渐进的贸易自由化进程演变为目前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高水平、全方位开放政策。在此期间,中国的贸易发展战略呈现从进口替代到贸易平衡、目标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政策体系从边界措施到规制融合、动能从要素优势到综合优势转变的特点。面对日趋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与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在未来对外贸易发展中需要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增进贸易新产品与新业态、加强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以及提升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