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体经济“账期”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账期"问题成为阻碍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不同组数据实证分析了实体经济的账期规模、账期延长的状况以及账期对实体经济利润侵蚀程度等问题,并得出在"账期"问题上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严重、制造业行业比其他行业严重的结论。本文进一步分析了"账期"问题存在的原因及危害,提出加大民营企业、制造业行业的政策扶持力度等措施解决"账期"问题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市场组织、制度质量和经济增长之谜

国家制度安排的质量会影响微观的市场组织结构,从而最终影响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一个基于新古典的交易模型,讨论了市场组织和制度质量之间的关系,结论为:在市场发展的早期,市场组织以关系型组织为主;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制度质量提高有助于市场组织形式从关系型组织向规则型组织转变。随后,本文结合93个国家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结论对中国提高制度质量建设有一定参考价值。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税收结构优化研究——基于实验宏观经济学方法

在我国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提高直接税比重已成为调整现行税收结构的重要方向。据此,本文基于实验宏观经济学方法,以生命周期跨期选择模型为基本模型,在实验室条件下考察了不同税收结构对居民消费路径与福利水平的影响。实验结果发现,税收结构中的直接税比重与居民福利水平存在一种类似于倒U型的关系,即较低的直接税比重与较高的直接税比重都会损害居民的长期福利,而当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重相接近时,居民可获得较高福利水平,且这一实验结论未随被试者的学习效应而发生改变。其政策启示是,尽管我国当前的直接税比重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偏低,但在优化税收结构的过程中应把握好直接税比重的提升力度,确保直接税与间接税在整体上维持相对接近的比例范围,从而实现居民福利水平的稳定与提升。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探析

本文聚焦于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探寻我国国家治理实践的经济学基本理论依据,同时对其他经济学思想进行批判和借鉴。文中对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进行了批判,论证了必须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作用,立足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深入理解和正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符合我国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历史传承所需要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全面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人口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宏观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人口年龄结构和老龄化是影响创新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老龄化水平的加深,研究老龄化对中国创新的影响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文章利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和微观行业企业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老龄化与创新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倒U形关系,随着我国老龄化水平的加深,老龄化将对我国创新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同时,老龄化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明显超过对非高新技术企业的影响。

20世纪以来经济停滞理论研究的三次高潮

经济停滞理论研究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范畴,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的种种表现往往都表示着资本主义严重经济危机的存在,因此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同样构成对于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探究。20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严重的经济危机,先后涌现出经济停滞理论研究的三次高潮。第一次研究高潮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主流经济学家从消费与投资角度展开对停滞问题的讨论,而左派学者则从垄断资本主义性质角度认识停滞问题。第二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时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供需关系和货币供应量视角认识停滞问题,而左派学者则开启了从“消费不足”视角来解释经济停滞。第三次高潮出现在2008年以来的“大衰退”时期,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影响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的社会因素,而左翼学者则着重探讨了金融化趋向和制度性因素对经济停滞的影响。

社会关系与创新能力对服务优势的权变交互影响

向服务环节转移、建立服务优势成为当下制造业突破困境、实现转型的重要途径。本文重点关注制造服务化的关键驱动因素及其交互关系。针对吸收能力和'非我发明综合征'观点的矛盾,本文引入市场环境作为第三方情境,分析并检验外部的社会关系和内部的创新能力对服务优势的权变交互影响。利用来自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研究结果表明:相比较社会关系,创新能力是建立服务优势的更关键驱动要素;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二者正向交互影响服务优势;在频繁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二者同样显著正向交互。因而,面对愈发'不利'的市场环境,制造企业愈要同时关注创新能力与社会关系,发挥二者协同效应。

社会信任、商业信用融资与企业创新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作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道德基础,社会信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尝试将社会信任引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理论上研究了社会信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接着,通过网路爬虫数据采集技术手工收集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发明专利申请数据并以此刻画企业创新,以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社会信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能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并且该结论得到各种稳健性检验结果的支持。进一步通过细分样本分析,发现社会信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异质性,对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以及非高科技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的创新并无显著影响。此外,本文基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探究了社会信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渠道,发现商业信用融资在社会信任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存在社会信任→商业信用融资→企业创新的传导路径。本文认为加强社会信任体系建设,塑造良好的社会信任环境,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激励企业创新,这为相关部门思考如何提升企业创新动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新的视野。

乡村公路、人口城市化和乡村包容性经济增长

俗语有曰"要想富,先修路",但建设乡村公路体系真能实现普遍富裕的目标诉求吗?文章在分工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构建了"一城vs两村"的三部门城乡分工理论模型,分析认为,乡村公路建设有利于提升整个城乡分工结构体系内的交易效率,能够将落后乡村区域纳入到一个由所属城镇主导的完整城乡分工网络体系中,此时当城市人口规模扩张需求旺盛时,构建完善的乡村公路体系,有利于促进乡村间经济增长差距收敛的同时推动乡村整体以间接效用表示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的提高,以此实现乡村包容性经济增长的目标。据此,文章构建了一个统一将农村经济增长效应和经济效益分配效应囊括在内的计量实证分析框架,通过寻找外生工具变量,并经严谨的稳健性检验,证明了上述理论命题。同时发现,在乡村公路体系建设中,如果忽视人口城市化的协调机制,其建设将导致"富庶之地越富,贫乏之地越贫"之困境,因此,为了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诉求,必须充分重视以完善城镇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要特征的人口就近城市化。此外,在对乡村公路等级的异质性分析中发现,二和四级公路建设对乡村包容性经济增长效应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前者强于后者,但三级公路则扩大了局部乡村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上述研究,有利于指导政府在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更加兼顾人口就近城市化的协调作用,以此高效推进实现乡村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发展目标。

民营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吗

本文以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为切入点,通过理论分析,认为随着中国整体民营经济的繁荣发展,城乡民营经济发展差距内生扩大,可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形变化趋势。以中国2000—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借助工具变量,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计量检验,证实了上述倒"U"理论假说。同时,考虑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对样本数据分东、中和西部区域组进行检验,实证进一步发现:(1)东部区域,民营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与城乡民营经济发展差距均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倒"U"形变化趋势;(2)中、西部区域各自民营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均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倒"U"形变化趋势,但城乡民营经济发展差距都正向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且西部边际扩大效应大于中部区域。

环保财政支出有助于实现经济和环境双赢吗？

环保财政支出具有的引致经济和环境规制的双重属性,使其成为政府干预经济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政策手段。本文基于2007~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政府环保财政支出的经济和环境影响。结果表明:地区环保支出的总额和比例均与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越倾向为环保财政提供更多的预算支持。环保财政支出通过引致社会资本、刺激技术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并通过提高地区技术水平促进地区污染减排;但环保财政支出的规模和增速仍落后于当前的环境治理期望,形成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规模偏低。各级政府应该科学地制定环保财政预算,发挥环保财政支出对经济和污染减排的传递机制,促进经济环境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商品理论再认识

劳动力商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是剩余价值理论最为直接的逻辑和历史起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力也是以商品形式出现,如何认识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力商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本文首先从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形式与内容、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三个维度,挖掘了马克思研究劳动力商品的有关方法,对劳动力商品理论进行了再认识。以此为基础,分别分析了在资本主义性质企业和社会主义性质企业中,劳动力商品在以上三个维度中的不同特点。

嵌入全球价值链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基于2012年世界银行调查数据的研究

本文采用2012年世界银行调查数据考察了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决策的影响。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嵌入全球价值链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倾向,倾向评分匹配法的结果证实存在这种因果关系,本文的结论稳健。但这种正向影响存在结构性特征,相比工艺创新,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产品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较弱、融资约束较强和所在地区技术吸收能力不足,均会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技术创新决策的促进作用。因而,要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价值链攀升和产业升级转型,还需要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消费不平等会引发社会信任危机吗？

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维度,然而随着消费不平等的扩大,社会信任水平可能受到显著影响。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的数据,研究了消费差距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发现县级层面消费差距的扩大可以显著降低中国居民的信任水平,消费基尼系数每上升0.1,社会信任水平下降2.11个百分点。即使使用工具变量方法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仍然稳健存在。通过对不同消费差距指标研究,本文发现中下部的消费差距的扩大对信任的负面作用最大。分样本的进一步讨论表明,拥有较低的消费、教育、健康水平以及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程度受消费差距的负面影响更大。

公共教育投入、社会阶层与居民幸福感——来自微观混合横截面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在教育场域理论下,运用双变量有序Probit模型考察了公共教育投入对社会阶层和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对社会阶层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我国公共教育总体投入和各层次投入均有效提升了居民幸福感,但不利于阶层认同和社会流动,且中下层居民对公共教育投入的阶层向上流动效应更为敏感。公共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伴生了负向隧道效应,对居民幸福感和社会阶层造成不利影响。进一步的研究检验了社会阶层对公共教育投入幸福效应的中介作用,发现主观阶层认同和代际流动的间接作用更为显著。我们同时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等克服数据的同源性问题,所得结论依然稳健。

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规制影响的动态研究--基于中国式分权视角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规制的影响有所变化,且这些变化与财政分权、政绩考核指标的变化有关,本文利用中国2003—2011年269个城市面板数据从实证角度验证这一问题。结果发现:整体来看,2003年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规制呈现倒"N"型影响。其具体原因为:从财政分权角度看,随着事权和财权增加,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规制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于政绩考核指标,综合基准回归和稳健分析,经济增速越快,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规制的负向影响越大,随着减排率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增长率提高),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规制的影响呈现先正后负的特征。本文为评价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规制影响的变化提供了实证依据,并评价了政绩考核指标在环境规制水平变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对如何提升环境规制水平有一定启发。

“候鸟式”流动亦或“永久”迁移?--基于社会融入视角的公共服务可及性与人口流迁选择

本文基于近年来中国部分流动人口“流而不迁”的典型事实,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和城市特征的匹配数据,构建公共服务可及性综合指数,使用IV-probit和PSM方法,探索迁入地的公共服务可及性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及内在逻辑。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服务可及性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降低了“流而不迁”的暂时性迁居概率,且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和自选择问题后仍然稳健;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人口迁移效应”因地区差异、城市级别、户口类型、家庭规模而存在显著的群体异质性,因流动性质、个体特征而存在显著的个体异质性。进一步研究显示,主观社会融入感在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人口迁移效应”中发挥中介机制作用,公共服务可及性对主观社会融入感具有正向影响,提升了流动个体的永久迁移意愿。基于流动人口福利改进的伦理目标,本文认为:公共部门应兼顾公共服务的地区均等化和类别均等化;注重流动人口多维度、综合性的公共服务可及性水平提升;优化公共信息的传播路径并拓展流动个体对公共服务的表达渠道和参与范围,从而实现公共资源的最优配置。

“一带一路”、税收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

本文选取2005~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4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构建税收营商环境指数,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空间相关性及税收营商环境等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税收营商环境具有显著差异,中欧、南欧地区的税收营商环境相对较好,中亚、西亚、东欧地区的税收营商环境则亟待改善;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东道国的税收营商环境、市场规模、劳动力总量和自然资源禀赋等因素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东道国科技发展水平、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则不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升级

利用对外直接投资(OFDI)获取技术溢出的效果不仅取决于投资者的吸收能力,还取决于技术拥有者与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本文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的分析方法,对二者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对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演化行为进行了分析,指出其稳态均衡策略的差异会引起完全不同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结果。然后利用2003—2015年的省级区域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OFDI对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一结论经过行稳健性检验仍然成立。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其效果从东到西依次减弱。

工业用地价格是否影响企业进入：来自中国城市的微观证据

在土地供应市场化之后,工业用地价格迅速上升并开始成为制约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采用2003-2007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工业用地价格对企业进入的影响。研究证实,东部地区工业用地价格上涨的确抑制了新企业的进入,但这一关系在中西部地区并不明显。进一步研究显示,地价上涨对企业进入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土地依赖型行业以及低增加值行业中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