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于城市层面的研究

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助于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及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新路径。本文使用2005—2021年中国城市层面数据测算了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如何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高流通效率、深化专业化分工以及强化城市网络效应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同时“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促进了统一大市场整合;数字经济的市场整合效应在不同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数字化水平以及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存在长期效应和边际效应递增趋势以及空间溢出效应。

系统风险核心问题、形成机制及中国特色化解方案——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视角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中国经济稳健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本文基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视角探讨系统风险核心问题、形成机制及中国特色化解方案,以期完善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通过研究发现:首先,系统风险的核心问题在于虚拟经济领域不良资产不断积累。借贷资本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运行具有不同规律,虚拟经济领域自我循环引发的庞氏债务膨胀及其违约成为系统风险更加重要的风险源。其次,系统风险的形成机制源于个别风险系统化。本文从金融风险管理视角揭示了金融创新工具对冲或回避个别风险而导致风险在系统中寄存和持续积累的过程,其会加速债务违约泛化,引发金融危机。最后,中国金融风险处置实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未来导向应在宏观上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在微观上避免风险对冲的创新技术泛化,风险处置目标坚持风险化解与经济增长同步,风险处置方式强调政策性与市场化相结合。

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主要任务是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指导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是巩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成果的战略之举,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的制度保障。

中原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和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原城市群高速交通网络的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但不同类型的高速路网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高速公路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负向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高速公路建设加大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其市场整合效应也对现阶段中原城市群各城市经济发展造成了负向影响;高速铁路建设对中原城市群各城市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高速铁路的建设显著提升了劳动力配置效率,促进知识溢出提升了科技创新水平,推动了本地和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

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基本原理不容篡改——剖析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修订本）的“理论体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整个社会关系的原理，是历史唯物论的最基本的思想，也是政治经济学中最主要的指导思想。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大搞反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否定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夸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数字经济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吗?

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以及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第二,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第三,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的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加工贸易及混合贸易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不显著。因此,我国应坚定不移地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发挥数字技术应用对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作用,实现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持续提升。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大国经济具有人口规模和国土规模巨大的自然特征,进而可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差别化发展效应、内源性增长效应。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特征演进为:新型市场需求、市场主体数量、创新创业数量、基础设施、城乡建设、社会财富等规模巨大以及生产要素多元化等新特征,利用这些特征可形成改革效应、创新效应、转型效应、开放效应、差别化效应等内在发展动力。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应充分发挥上述特征和效应,着力推动扩大内需、创新驱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区域协同和城乡协同发展、扩大开放、发展实体经济。

女大学生就业歧视的经济学分析

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其中女大学生由于性别歧视而造成的就业难,尤为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女大学生的就业歧视问题加以分析,以期能够更好地解决女大学生就业歧视。

数字时代的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研究本质上是一个从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中破解蕴含在其中的信息代码,并运用这些信息造福人类的过程。从“信息观”的角度来看,经济学研究可以划分为提炼假说、理论建模和经验分析三个阶段,而经验分析又包括简约式估计、结构式估计和机器学习三种方法。本文旨在从“信息观”的角度对经济学各类研究方法的适用场景以及在应用过程中容易出现的滥用、误用的问题进行梳理,一方面可以规避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见陷阱,另一方面则能够根据研究问题和局限条件的差异来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本文在对已有研究方法进行评述的过程中,也尝试对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学研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展望。

区域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及其策略互动——一个协调博弈的分析框架

本文通过一个协调博弈的分析框架,对区域内参与协调博弈的地方政府主体的偏好、相互间的策略互动和一致性行为进行了描述,分析了区域内地方政府之间协调博弈的均衡条件以及协调失败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解决协调失败的对策,如建立基于地方收益增大的合作动力机制,加强地方主体之间协调互动的互惠机制,以及中央政府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机制等等。

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研究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一体化发展的程度和范围正日益突破仅以贸易自由化为主的浅度一体化,向包括投资政策等更广泛政策的深度一体化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对区域内国际直接投资(FDI)的流入是否产生了预期的促进效应,这种效应的发生又与哪些因素密切相关?从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出发,对欧盟1996-2006年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对FDI流入有显著促进作用,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等经济初始禀赋条件对投资效应有显著影响。我国在制定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措施时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开发区对区外母城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2002—2006年的城市数据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数据,分析了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增长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其区外母城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勿庸置疑的。但将开发区按不同标准划分后发现,开发区建设初期其增长溢出效应显著为负,而且吸收能力较差城市中开发区的增长溢出效应也显著为负,而这种负向作用并不存在于开发区成熟建设期及吸收能力较好的城市中。因此,检验开发区的增长溢出效应是否存在显著的时间动态特征?其增长溢出效应是否与区内地区的技术创新活动相关?同时,开发区的增长溢出效应是否与区外地区的吸收能力相关?这将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财政幻觉下的中国土地财政——一个法经济学视角

在土地征收中,政府存在财政幻觉。在我国,城乡土地制度分割和土地征收程序虚置一同构成支持财政幻觉的制度基础,中国土地财政的兴起是居民财产权利与政府征收权之间失去平衡的结果,要从根上治理土地财政,必须启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双重的"还权于民"的改革。

金融创新是促进还是阻碍了经济增长——基于技术进步视角的面板分析

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一直是不明确的,本文旨在解释清楚金融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部机制,并对其进行验证。包括金融创新对微观技术的支持,以及进一步扩展到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通过应用工具变量法对全球的面板数据进行处理,建立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为基础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金融创新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存在内生性的情况下:与金融发展不同,金融创新单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是不确定的,甚至可能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而金融创新通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并且这种作用更多地通过企业的技术进步来体现。

“刘易斯拐点”、开放经济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

"民工荒"和工资上涨现象引起较多关于"刘易斯拐点"的争议。本文从开放经济与二元经济关系的视角出发,指出中国的二元经济转型是城镇化、工业化和经济开放过程的并存。同时,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仍未到来,工资差距仍在行业和地区间存在,并吸引剩余劳动力向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而外部冲击、城镇化和工业化不匹配等现象的存在,是造成剩余劳动力与"民工荒"现象并存的主要原因。基于284个地级市宏观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支持上述结论。

人工神经网络在非线性经济预测中的应用

运用人工神经网络方法 ,以天津市特定时间段工业总产值为样本 ,进行宏观经济模拟预测分析 ,结果证明与其它经济计量方法相比较 ,其预测精度较高 .人工神经网络应用于宏观经济预测具有广泛的实际应用前景 .

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本质和特征研究——基于改革开放30年的路径演化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居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30年的经济发展实践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成功的二元经济转换;经济增长表现出中国式综合效率提高驱动型的特征;经济增长正在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未来我国应当在深化体制改革的同时继续推动结构转换,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以进一步提高综合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股票市场与经济波动的基础关系研究

近年来中国股票市场运行与宏观经济表现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关系，股票市场自身的波动更是招致颇多争议，本文运用虚拟经济的基本分析方法并通过实证研究，力图探求这种复杂关系背后的基本原因。研究表明，我国已发生的通货紧缩使得大量货币不能为实际经济所吸收而成为闲置货币，这些货币由于没有退出渠道，在股票市场的利益诱导下，必然进入到股票市场中。中国宏观经济中由实际经济主要决定的货币供给状况是股票市场运行表现的基础。

个体行为动机与行为经济学

从古典到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个体行为动机研究的抽象化突破,而从新古典到行为经济学是对个体行为动机研究的异质化突破。行为经济学通过在经济学中纳入对异质经济行为动机的研究,而使得以同质经济理性为基本假定的新古典经济学成为其特例情形,因此行为经济学不是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边缘学派或颠覆性理论,而是以新古典理论为核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新前沿理论。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测度与比较：来自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证据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整合地区经济、推进国家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基础。利用层次分析法和标准差值法对1989～2007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进行测度的结果表明:渐进改革、梯度开放的发展策略导致三大区域中,京津冀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长三角次之,珠三角最低。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制度创新滞后以及地方政府"利己"策略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的主要障碍。近年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增强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明显提高,三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趋同趋势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