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冲击对我国股市暴跌的影响研究

基于近期我国三次股市暴跌事件,本文实证研究了国际股市风险和人民币汇率风险对我国股市变动的动态影响。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国内外股市和人民币汇率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并采用日频交易数据估计了模型的参数。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历史分解方法测度了国际股市和人民币汇率在三次股市暴跌期间对我国股市变动的动态影响。本文发现国际股市风险和人民币汇率风险在不同股市暴跌事件中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国际股市风险是2015年8月和2016年1月股市暴跌的重要因素,也是使这两次暴跌后我国股市持续低迷的最重要力量,但国际股市风险对2015年6月股市暴跌没有明显影响。本文还发现在贬值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在三次股市暴跌中的影响只得到了较弱的支持证据。最后本文发现尽管近些年我国股市国际一体化水平不断提升,但其经济影响在目前仍比较有限。

可转债能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资本市场再融资方式的对比分析

基于可转债既是融资工具也是契约制度安排的双重属性,探析可转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就近年来可转债市场扩容对上市公司发展质量的影响提供科学评价.研究发现:1)与普通债券和股权再融资相比,可转债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2)可转债一方面能够缓解创新项目融资约束,另一方面能够通过债务治理、股权治理和期权激励机制改善公司治理水平,促进企业创新.3)内部人利用赎回条款或向下修正条款短期内促成债转股的行为,会削弱可转债对创新的促进效果.研究有助于厘清可转债多重属性对创新的影响机制,也有助于从利益相关者博弈角度理解可转债的治理效果,并对如何优化可转债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提出了建议.

政府产业基金吸引私人风险资本的政策效果与机制研究

本文手工构建政府产业基金及其投资项目信息的微观数据库,研究政府产业基金吸引私人风险资本的效果,并检验潜在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府产业基金的进入能够显著提高未来私人风险资本投资的概率,但这种影响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政府产业基金吸引私人风险资本的效果因出资部门行政级别、基金组织形式、投资方式等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产业基金主要通过信号揭示机制和产权保护替代机制吸引私人风险资本的投资。政府产业基金的进入可以视为揭示企业质量的信号,降低私人风险资本与被投资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可以通过国有股权与政府建立利益关系获得政府的支持与保护,降低法律诉讼风险,改善经营业绩。本文研究结论对于理解和评价我国政府产业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效果及未来优化政府产业基金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外汇风险对冲能否促进中国上市公司创新

本文采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使用衍生品对冲外汇风险的行为对其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外汇风险对冲促进了上市公司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同步提升,而且外汇风险对冲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数量增加越多,创新质量提升越明显。在控制模型内生性并进行一系列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外汇风险对冲不仅能够降低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促使其增加更多研发投资,也鼓励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行为,促使其进行更多高质量创新。

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联动关系与定价权归属研究

本文采用滚动协整迹检验对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的联动关系进行分析,并基于信息溢出和价格发现理论,从统计和经济显著性两个方面来确定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归属。研究发现,境内外人民币外汇市场的一体化联系具有较强的时变性,且境内外即期市场的一体化水平高于远期市场。在价格与波动两个层面,在岸市场从总体上拥有即期定价权,离岸市场掌握远期定价权,且相比价格层面,在岸离岸市场在波动层面的联系更为密切,波动风险比价格信息更易于传导。动态结果进一步显示,2016年3月以来,离岸市场正在逐步掌握即期定价权,即期定价权存在旁落境外的风险;虽然离岸市场从总体上掌握远期定价权,但在央行外汇市场干预强化的时期,在岸市场仍享有远期定价权。

融资融券与企业创新:基于数量与质量视角的分析

本文实证研究了融资融券对我国上市公司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影响。为克服模型的内生性,首先采用倾向分数法为每个标的公司按照一比一的比例进行配对,然后再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本文发现融券促进了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同步增加,而融资却导致创新数量与质量同步下降。在融资交易为主的情况下,融资的负面影响超过了融券的正面影响,从而使得融资融券总体上阻碍了企业创新。在控制了配对偏差和所有权性质差异影响、采用其他创新替代变量以及更长事件窗口的情况下,上述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融券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不仅包括公司治理机制,还包括信息机制。面对融资融券的复杂影响,标的公司倾向于采取"重申请数量轻质量"的创新策略进行应对,最终导致其创新质量明显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