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有何影响

在现阶段,主动融入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仍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现实选择,况且融入并不意味着低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如果能往价值链上方移动,顺应国内更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转移到东南亚的趋势或许将是双赢。

经济转型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

本文对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FDI技术溢出机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微观分析,并利用省市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认为,在经济转型特定的制度环境中,由于知识和技术的价值受到低估,企业和个人进行技术改造和更新的激励不足,同时制度的缺陷又禁锢了国内企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因此FDI技术溢出机制受到强有力的制约。本文的经验实证结果印证了前面的理论分析,即在控制了制度改善的效率影响之后,我们发现FDI对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是负面的;国内制度的改进有助于FDI技术溢出的发挥,相对完善的国内制度环境已成为FDI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条件。

产业政策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产业政策的扶持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本文使用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层面研究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鼓励性产业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竞争环境、外部金融依赖度以及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均会影响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鼓励性产业政策主要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促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会促进企业选择跨国并购,而研发投入的增加则促进企业选择绿地投资;此外,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模式的影响还受到东道国国际投资保护程度的显著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能够提高员工收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5年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母公司员工收入的影响,为克服样本选择和内生性问题,实证部分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了员工收入且具有滞后性;按照投资动机、投资东道国、企业所有权性质、投资模式区分样本进行检验,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基本上都促进了母公司员工收入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生产率、研发投资、员工结构三条路径正向作用于员工收入。

制造业行业收入不平等变动趋势及成因分解

基于2004和2008年经济普查细分行业数据，本文利用基于回归方程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定量分析了人力资本、行政垄断、外资比重、生产效率和市场垄断等因素对制造业行业工资水平以及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变动趋势。研究发现，2003～2008年，制造业行业收入差距逐年缩小，行业间人力资本差异是造成行业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且贡献趋于上升态势，行政垄断、企业平均规模、外资比重、资本密集度和盈利能力的影响排在第二梯队，行业贸易开放度的影响一直较小，而市场垄断程度和行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

市场分割、异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层面的考察

本文采用相对价格法计算了市场分割指数,并实证研究了消费品、资本品和劳动力市场三类市场分割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消费品市场分割程度的上升会减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力;而要素市场分割程度的上升则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激励作用;市场分割对不同生产率水平企业的边际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消费品市场分割仅对较高生产率的企业产生显著的负效应;资本品市场分割的边际影响显著为正且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而增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边际影响同样随着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强,但经历了从不显著到显著的变化过程。本文还就市场分割对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类型和不同投资动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差异进行了分组考察,并采用多种回归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税收激励与企业的市场定价能力

本文研究税收激励能否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定价能力。本文通过建立税收激励与企业市场定价能力关系的理论模型,并以2004年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改革为例,基于企业成本加成率的视角,考察了税收激励对企业市场定价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税收激励的研发创新效应大于行业竞争效应,最终提高了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增强了企业在市场上的定价能力;就研发创新效应而言,税收激励促进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提升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税收激励对市场定价能力的影响具有行业竞争程度和外部融资依赖度的异质性。在更换了成本加成率的计算方法、考虑了对照组省份选择、其他政策因素、样本选择偏差等问题之后,本文的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贸易自由化、产品生命周期与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结构

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新产品出口行为及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和特点。基本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改善了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结构,尤其产出关税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新产品出口强度,提升了新产品在企业出口中的地位。拓展性研究还发现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新产品出口的作用表现出异质性。此外,机制检验证实盈利能力和新产品出口价格是贸易自由化产生作用的两个可能渠道。

最低工资与进口中间品质量

文章以中国2004年实施《最低工资规定》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最低工资政策与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可以显著促进进口中间品的质量升级,该结论在一系列识别检验以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最低工资政策可以通过“相对价格效应”和“优胜劣汰效应”两个渠道提高进口中间品的质量水平;最低工资政策对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效应会受到地区人口禀赋和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得出,对于持续进口企业来说,最低工资政策主要影响了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变动的组内效应、组间效应和进入效应。文章的结论为中国政府如何将提高进口的“质”与保障民生的政策目标联系起来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