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东盟与中国——如何理解RCEP与东盟的“中心性”地位诉求

东盟国家于2011年提出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重建东盟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政治信心和领导作用。在一体化若干路径选择中,RCEP也是中国中短期内的最佳战略。中国应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灵活利用东亚地区的多重合作机制,积极推进RCEP的谈判进展。同时处理好RCEP与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竞争性方案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由美国主导的TPP协议。并应进一步研究与明确在RCEP谈判中的攻势利益和守势利益,平衡在FTAs谈判中的义务与权利。

房价、要素市场扭曲与工业结构升级

工业结构升级是实现中国工业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攀升以及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路径,但过度攀升的房价与扭曲的要素市场对中国工业结构升级存在不利影响。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企业数据,利用中国土地政策变化形成的外部冲击构建的变量,实证检验了房价与要素市场扭曲对工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房价上涨通过影响工资和技术创新方式提高企业的要素总扭曲程度,但房价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效果在不同类别企业间存在显著差异;企业工资水平、要素投入比例与技术创新通过房价上涨导致要素市场扭曲,但并不是房价影响要素市场扭曲的完全中介;仅在房价相对过高的地区,要素市场扭曲才对工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抑制作用,说明房价过高导致要素市场扭曲,而要素市场扭曲是制约中国工业结构升级的因素之一。这一实证研究结果对于中国房地产产业发展、要素市场改革与工业结构高质量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进口行为与企业生存——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合并数据,运用生存分析法从进口倾向、进口强度及进口持续时间三个维度系统研究了企业进口行为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及具体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一般来说,企业进口活动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生存风险,且随着进口强度的增大和进口持续时间的增长,企业生存风险逐渐降低。由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直接效应下,企业进口产品数量的扩大、产品种类的增加及产品质量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企业生存风险,其中产品质量效应起主导作用;间接效应下,进口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引致出口或扩大出口范围进而延续企业生存。最后,本文发现受企业异质性及产品异质性的影响,进口对企业生存也存在异质性影响。

海归校领导与高校创新绩效——基于中国114所211高校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114所211高校2005-2013年的统计数据,利用基于马氏距离配对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系统分析了海归校领导对高校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具有海外留学或进修经历的校领导能够显著提升高校的创新绩效。异质性检验表明,海归校领导的创新绩效提升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就海外经历类别而言,学位型海归校领导对高校创新绩效的影响远大于进修型海归校领导;海归校领导的创新绩效拉动效应具有持续性,并受其学历层次、性别、高校所在地区、高校类型等多种因素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根据Hansen(1999)提出的门限检验方法,对影响海归校领导创新绩效的主要因素及其门限特征进行实证检验,并从高校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经费投入水平、技术创新环境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化水平和制度环境七个方面测算了影响海归校领导创新绩效拉动效应的门限水平值。本文从微观层面证实了海归校领导创新绩效提升效应的存在,对我国有效挖掘海归在提升高校科研创新能力方面的优势和潜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融资约束与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跃升

本文从融资约束的视角,探讨了如何实现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跃升的问题。通过采用2001-2011年中国与其他41个经济体的双边贸易数据及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各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度和地位,并实证研究了融资约束对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度和地位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是决定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度的关键因素。当融资约束较少时,可以带动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升级;如果融资约束较大,则会引致产业向价值链低端偏移。此外,出口目标市场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会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跃升,实施出口"地区多元化"的贸易战略将更有利于我国制造业产业的转型升级。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企业加成率吗？--来自中国的证据

以中国加入WTO作为一次自然实验,本文采用倍差法深入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加成率的微观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成本加成定价能力,其影响程度在时间趋势上呈现"倒U形"的动态变化特征。我们在研究中还特别强调了地区制度环境的重要性,发现在制度越完善的地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加成率的提升作用越大。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产品质量升级和生产效率提升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高企业加成率的可能渠道。最后,行业加成率的动态分解结果显示,行业加成率的增长主要来自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扩展边际(extensive margin)的贡献较小;另外,资源再配置效应对行业加成率增长的贡献超过50%,而且它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行业加成率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丰富了贸易自由化与加成率的研究文献,同时对于客观评估中国加入WTO的微观成效和推进贸易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基于流动人口的微观分析

减少贫困不仅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是世界各国发展的优先任务;外商投资可以直接增加国内的劳动力需求,同时通过水平和垂直溢出效应提升国内人力资本和工资水平等方式,促进劳动者收入增加、减缓国内贫困。因此,本文基于2007年中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全面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减贫进程中的作用。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总体上提升了我国居民包括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有效地降低了贫困发生率。结果显示,外资进入程度提升1%,则流动人口贫困率可下降约0.3%-0.5%。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来自非避税地、内销型的外商投资有较强的减贫效应。

政府补贴是否影响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基于出口国内附加值的视角

在全球分工生产的背景下,文章以出口国内附加值为切入点,就政府补贴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进行系统考察。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DVAR)。异质性分析表明,与混合型贸易企业和纯加工贸易企业相比,政府补贴对纯一般贸易企业出口DVAR的积极影响最大;且政府补贴促进了民营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但是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并不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创新激励效应是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出口DVAR的重要渠道。最后,行业出口DVAR的动态分解结果显示,资源再配置效应对行业出口DVAR提高的贡献度高达51%,说明其在政府补贴促进行业出口DVAR提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对于准确评估政府补贴的经济绩效,以及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如何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房价上涨是否导致了外资企业撤离

文章基于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283个地级市房价数据匹配得到的微观数据库,实证考察房价上涨是否导致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研究结果表明,房价上涨显著提高了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概率,其中,房价上涨对来自发达国家的外资企业、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绿地投资企业以及东部沿海地区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推动作用更大。研究还发现,劳动力成本效应是房价上涨推动外资企业撤离的主要渠道,且房价上涨通过助推低效率企业退出中国提高了所在地区-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总体而言,虽然房价上涨导致了外资企业撤离,但通过倒逼机制提升了资源再配置效率,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金融结构、双向FDI与技术进步

基于1990—2014年6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系统研究了金融结构对一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并检验了双向FDI中介效应的存在。研究表明:(1)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更有利于推动一国的技术进步,克服了内生性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后,结论依旧稳健。此外,随着一国技术层次的提升,金融市场对其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呈依次递增趋势,但金融市场在金融结构中的比重并非越高越好,一国需要与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最优金融结构。(2)中介效应整体检验发现,双向FDI是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促进一国技术进步的两个渠道,OFDI发挥的中介效应要大于FDI。(3)分组检验发现,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向FDI均存在中介效应,但发展中国家双向FDI发挥的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贡献更为显著。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博弈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随着亚太区域新型生产与服务网络的日益深化,近年来该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增长迅猛。其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两个巨型自由贸易协定是当前由东亚国家和美国分别主导的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的不同轨道,对亚太各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者从传统贸易关系、价值链贸易关系、传统贸易政策与"第二代"贸易政策的视角分析了亚太各国对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路径与策略选择。未来亚太经济一体化有四种方式,即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亚太自由贸易区,它们之间具有整合、趋同、互补和竞争的相互关系与发展路径。中国应灵活利用亚太地区的多重合作机制,统筹兼顾,重点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推进亚太区域一体化建设,并积极倡导与推进亚太自贸区,同时应逐步接纳与试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现代高标准与高质量的贸易规则,提高自身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质量水平。

政府补贴是否影响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在出口导向的贸易战略背景下,中国鼓励企业采用国外核心技术设备以提升出口产品品质,从而使产品满足国际出口市场的要求。在上述政策的引导下,中国中间产品进口的规模不断扩大,中间产品进口占全部进口的比重由1995年的67.6%上升到2013年的78.6%,并且中间品采购不断向全球供应链的上游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