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健康科学数据的法律概念和类型化考察

在“健康中国”和“数字中国”战略引领下,健康医疗数据已成为国家重要的基础战略资源。作为健康医疗数据子集的健康科学数据的治理显得尤为关键。从规范视角切入,阐述健康科学数据法律概念并进行相应的类型化考察,可以发挥其在科学研究、社会贡献和经济效益方面的潜力,支持数据驱动的科学研究,促进开放科学的发展和“健康中国”的建设。结合科学数据规范,采用概括式和列举式方法界定健康科学数据法律概念内涵,有助于分析健康科学数据与健康医疗数据的关系,明确其外延。根据特定标准将健康科学数据分为财政资金形成的和非财政资金形成的数据、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的和非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的数据、可识别和不可识别的数据、不同安全级别的数据,以及涉及真实世界研究的和涉及临床试验的数据,明确分类的法律意义。

应用虚拟患者法评估湖南省基层妇幼专干识别产后抑郁的能力

目的:基层医务人员是识别产后抑郁的第一道关卡,其对于产后抑郁患者及时获得早期专科诊疗具有重要意义。虚拟患者法具有经济、方便、有效的特点,已被国外应用于产后抑郁识别能力的评估,我国尚无相关应用。本研究旨在使用经开发与验证的产后抑郁虚拟患者,评估湖南省基层妇幼专干对产后抑郁的识别能力现状,并探索其可能的影响因素。方法:于2018年5至7月抽取湖南省低、中、高3种经济水平区/县的妇幼专干共222名,使用基于智能手机的产后抑郁虚拟患者对专干进行评估,使用自编问卷调查其人口学特征。产后抑郁的识别能力包括诊断正确率与处置正确率两个结果指标。将所有专干的人口学特征作为自变量,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分别探索产后抑郁识别能力两个指标可能的影响因素。结果:参与评估的专干诊断正确率为64.0%,不同人口学特征专干对产后抑郁的诊断正确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处置正确率为50.9%,来自中等经济水平地区的专干作出正确处置的可能性比低等经济水平地区者更高(OR=3.229,95%CI:1.478~7.014)。除产后抑郁外,专干所作最多的3个诊断条目分别为双相情感障碍(22.1%,49/222)、继发性抑郁障碍(13.5%,30/222)及神经衰弱(5.4%,12/222)。在诊断正确的专干中,处置正确的专干占比为29.6%(42/142),诊断正确率与处置正确率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约半数的湖南省基层妇幼专干具备基本的产后抑郁识别能力,总体水平有待提升;地区的经济水平与专干的产后抑郁识别能力相关,经济更发达的地区专干产后抑郁识别能力更高。专干对于已识别为产后抑郁的患者,能作出将患者转诊至精神科专科这类正确处置的比率较低,在后续开展相关培训时可对此予以重点关注和考查。

论生殖系基因编辑的规范与监管——基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分析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发了生殖系基因编辑的科学研究在技术和伦理层面的巨大争议。我国在生殖系基因编辑问题上,既面临个体权利与社会利益的价值冲突、科研自由缺乏明确的法律底线、受试者及出生婴儿的权利亟待保护三重法理困境;又存在法律规定分散、难以实操和监管羸弱两大缺陷。应当参考生殖系基因编辑的实践经验,以及科学界对其达成的规范共识,在分类限定治疗型生殖系基因编辑的前提下,以加强生殖系基因编辑的监管制度、完善受试者和已出生婴儿权利保护为进路,强化生殖系基因编辑的规范与监管。

疾病控制优先的演进及应用

疾病控制优先(disease control priority,DCP)是一种重要的公共健康干预策略。该策略首先依据疾病负担严重程度、疾病防治技术有效性、现有卫生系统的防治能力等一系列标准筛选出应作为优先防控的疾病,然后就这些疾病的防控技术展开定性(如面对面访谈、专家咨询、研讨会等)和定量(如成本效益分析、多准则决策分析等)评估,最终确定应作为优先推进的公共卫生举措。从理念的产生,到概念的正式提出,再到实践的指导,DCP历经70多年,为提高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效率,促进人群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本研究系统梳理DCP产生背景、发展历程、实现方法和实践应用,旨在探讨DCP在卫生治理中的应用潜能,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和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