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科语境下医学伦理的实践挑战与理论突围

在全球范围和中国语境下开启的新医科范畴,推进了医学伦理的纵深发展并打开新的向度。医学伦理作为动态平衡且不断发展的概念,伴随医学使命而生。在新医科语境下,医学伦理面临来自以利益为主线、以知识权力和专业技术两翼构成的三维挑战。这种挑战植根于医学能力的提升,社会资本的介入,医生的专业权力以及生物科技融合发展带来的专业话语。实践挑战的本质是理论困境,解决实践难题根本上需要理论突围。需要建构基于责任伦理为关键词、以公共伦理融合个体道德、以专业伦理深化常识道德的医学伦理体系。

原则主义的理论进路、伦理争论及其启示

原则主义作为全球生命伦理学最有影响力的理论进路,是对生命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问题的回答,也是经典哲学理论在该领域中脆弱性的必然结果。然而,自产生伊始,原则主义就深陷批评和质疑的漩涡之中,包含原则一致性、常识道德问题、道德地位和方法论等。对这些争论的回应和批评性意见的包容、选择性吸纳,使原则主义释放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原则主义本质上是对于生命伦理学的思考,对于我们参与全球生命伦理学发展提供中国话语给予深刻启示。

生命伦理学道德地位的理论进路

道德地位是生命伦理学领域的重要范畴,是人类道德觉醒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诉求。它遭遇了“概念无用论”和“分层不合理”两种观点的挑战,为此必须澄清诸种理论进路。经典的道德地位进路主张人类属性具有规范意义或道德相关性,人的道德地位植根于其内在价值,但遭受自然主义谬误和非必然性的诘难。能力进路修正和拓展了人类属性观点,融入动物属性特质,细分为理性能力和感知能力两种情形;但以感知能力否定给予胎儿道德关怀,以理性能力拒绝赋予脑损伤者等以道德地位,忽略了物种多样性和链接纽带。关系进路则主张将道德地位纳入与他者“相互证明自身行为正当性”的关系中,并将其作为道德地位的唯一因素,难以解释生命权利的发生。利益进路将利益作为唯一条件,将利益差异作为道德地位的区别,但存在利益的计算、权力和利益转换难题。或许,生命共同体的道德地位进路是一种可能的出路。

医疗家长主义的伦理辩护及道德边界

尊重自主是现代医疗实践的基本规范。在现代医疗实践中,医疗家长主义是否具有存在合理性存有争论。否定其合理性的主张基于自主的内在价值和医疗家长主义的可能后果,如伤害脆弱的医患信任、可能不理想的结果招致病人的怨恨;合理性辩护在于特殊医疗语境下“善对于权利”的优先性。我国社会形态处于现代性进行中,个体的主体理性和公共理性尚未完成,加之临床语境下医师的德性和病人的依赖性都决定了医疗家长主义的合理性。但是,其道德边界为“自主的生命”,即自主由纯粹的健康选择拓展至自主与福祉、善的三维关系,表达为超越于健康的生命自主。医疗家长主义的实践需要社会学的自我认识。

知情同意临床实践的伦理隐忧及其消解

知情同意作为患者权利,成为理解现代临床实践的“金钥匙”。它在中国的规范性建设遵循了制度安排与社会变迁互动的渐进式主线,围绕消解自主与行善冲突的经典命题、医方义务与患者权利走向融合而展开。然而,其临床实践中基于利益分歧、沟通机制不完善而带来告知的家长主义、同意的家庭主义以及全流程的形式主义等伦理隐忧。为消解这些隐忧,需要在角色和行动层面明确医生、患者与家属的价值主体地位,厘清各自的权利责任边界,围绕患者最佳利益弥合分歧达成共识,方可建构权利共享与责任共担的医患共同体。

科技伦理治理需要实践智慧

科学技术的联姻,拓展了人类行动多维可能性。近年来,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新型科技引发的伦理事件,将科技伦理治理从幕后推向前台。在系统阐述科技伦理融合与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产生的基础上,分析了科技伦理治理作为一种实践活动,为何需要实践智慧以及实践智慧如何指导科技伦理治理。研究认为,现代科技应用要求“伦理前置”,实践智慧能处理科技伦理中“能够命题”与“应当命题”的张力,持续性平衡预防性和主动性原则,判断人类福祉和明确科技伦理治理责任。结果表明,实践智慧通过平衡抽象原则和具体情景、把握科技应用的伦理边界与防范科技风险,为科技伦理治理提供具体指导。由于实践智慧并非单一主体的智慧,而是治理共同体所有智慧的共识,为此必须建构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